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惩贪

重典治国,重法惩贪明太祖朱元璋是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可称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１３６８年明王朝初建,朱元璋刚登上皇帝宝座,就反复告诫臣僚们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１］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这段面谕手令,有的臣僚听从信守;有的臣僚却置若罔闻。无视圣命的臣僚们,在经济命脉上,不该“拔毛”的偏要拔毛,不该“摇根”的偏要摇根,贪赃枉法,不知自忌,祸国殃民,危害深重。对此,朱元璋极为愤懑,认为如果对“拔毛”者不惩,对“摇根”者不罚,岂不是“养稂…     

“靖难之役”的胜败原因究竟何在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寿终正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登极(是为建文帝),诏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命黄子澄为太常寺卿,与兵部尚书齐泰共同参政.又用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凡大政多所咨询。是时,朱元璋诸子皆以皇叔之尊,拥重兵边陲,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建文帝在齐、黄等臣僚支持下锐意削藩,打击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势力,致使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激化。建文元年七月,朱棣借口“朝无正臣,内有奸恶”而“靖难”兴师.四年六月,燕师兵陷南京,推翻了建文朝。朱棣篡位称帝,这就是明成祖。这场战争,史谓“靖难之役”。     

论朱元璋对蒙古的“威德兼施”政策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后,为了完成全国的统一,巩固明朝的统治,制定了“威德兼施”的政策,力图运用军事征服即所谓“以威服之”与政治怀柔即所谓“以德怀之”相结合的手段,来解决蒙古问题。本文拟就朱元璋这一政策的制定、执行情况及其成就与不足,作些探讨。 岭北之役的失败与“威德兼施”政策的确定 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在出兵北伐时,就注意运用他在兼并战争中利用军事打击与政治招抚相结合来消灭敌对势力的经验。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一月,他命徐达、常遇春率师北伐,即发布檄文,宣布:“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巨人”当为“臣人”——《后汉书》校勘一误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在说到赤眉起义军的领导机构时,有这样一段话:“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史),泛相称曰臣(巨)人。”中华书局标点本依《后汉书刊误》将“卒吏”改为“卒史”,又据《汉书·王莽传》将“臣人”改为“巨人”,前者改对了,后者却反将对的改错了。《后汉书集解》引刘攽曰:“案三老、从事、卒史,皆是汉小吏名,或乡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熟者为称呼,故有此号。后人不晓,误以史为吏。卒吏绝无义理,当改为卒史”。可见“卒吏”为“卒史”之误。“臣”字,据《说文解字》的解释,“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赤眉起义军,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下层劳动者,起义军的领导也不会有什么尊贵的称号,因此,“臣人”应当是封建制度下下层劳     

介绍《洪武正韵译训》的韵母译音

一、关于《洪武正韵译训》《洪武正韵译训》,是奉世宗庄宪大王之命,申叔舟等朝鲜汉学家们编成的一部对音韵书。书成于朝鲜端宗三年即公元1455年。《洪武正韵译训》的编撰动机与目的,申叔舟在序文中写道:“皇明太祖高皇帝悯其乖舛失论,命儒臣一以中原雅音定为洪武正韵,实是天下万国所宗。我世宗庄宪大王,留意韵学,穷研底蕴,创制训民正音若干字,四方万物之声无不可传。吾东方之士,始知四声七音,自无所不具,非特字韵而已也。于是以吾东国,世事中华,而语音不通,     

西凉户籍残卷中的“大府吏”解

传世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十六国时期西凉户籍残卷。原件藏英伦博物馆,卷文收于中华书局出版之《敦煌资料》第一辑。该残卷尚余十户居民之户籍,户主各注社会身分,有兵、大府吏、散户之分。对于“大府吏”,陈垣先生在《跋西凉户籍残卷》一文中解释为:“大府即太府,掌财赋之所。太府吏者给事财赋所者也”。这里所说的大府即太府,吏即“给事”公务的吏户,都是对的,但对西凉时太府的解释则有待商榷。陈先生是依据周宫中的太府来解释的,其实周以后太府则“历代不置,然其职在司农     

关于宋代的“限田”政策

从北宋到南宋,政府官员们对于推行“限田”政策一事,一直议论纷纭,辩驳往复,视为重要问题。研究宋史者对此虽有所论及,但对于宋政府实行“限田”政策的原由、含义及其演变的情况,却多言之不详。 本文仅就宋政府实行“限田”政策的内容及其演变,作一初步考察,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宋仁宗时的限田政策 宋代的限田政策,颁布于仁宗即位之初。《宋史·食货志上一》云:“〔仁宗〕即位之初…… 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以田赏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牵于阴阳之说,至不敢举事。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     

“明薛显袭破元豫王于西宁”考辨

一、“西安说”与“西宁说”明洪武初,朱元璋遣徐达统大军北伐,攻克元大都后,又西进而席卷关陇。洪武二年丁丑(1369年5月19日),元地主武装李齐思投降于临洮(今甘肃省临洮县),过了两天,徐达东入安定州(今甘肃定西县),此后的任务,根据朱元璋的指示,是攻取庆阳、宁夏。其进军路线是:自安定,经会州(今甘肃会宁)、靖州(今甘肃静宁)越六盘山东进。明军兵多将广,旦系得胜之师,所向披靡,于是《明太祖实录》卷40出现了如下记载:     

论朱元璋兴孝以行养老之政

明太祖朱元璋自洪武元年(1368年)南京定鼎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寿终正寝,起讫31年,在治国安邦的宏业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大政方略,其中之一便是兴孝以行养老之政。 一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吸取历代特别是元朝失败的教训,在“治乱世用重典”这一思想指     

浅论朱元璋“宽以待民与严惩贪吏”的法律思想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较有作为的封建君主之一。作为一代王朝的创业者,他非常重视法制建设。他不但亲自参与立法和司法审判工作,而且经常命儒臣给他讲解唐律,以资立法之借鉴。对他的法律思想,迄今为止,多半认为他采取“重刑”主义,说他过于残忍、     

“布衣天子”朱元璋的政治思想

本文从“布衣天子”朱元璋对农民革命态度的变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所提倡的“重民”、“尊儒崇经”及治吏之术等思想内容,论述了他的政治思想.作者认为,朱元璋的政治思想,虽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但实质上仍然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皇权的绝对权威,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上的贪污腐败现象.     

封藩制与初明军权的转移

反元战争的硝烟尚示消散,朱元璋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未来专制政体的设计和建设。在强化专制皇权的一系列措施中,封藩是关键环节之一,而它的施行,又投给初明政治以浓重的阴影,对此不可不详加探究。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告祀天地。登临宝座,建立了朱明王朝。次年四月,朱元璋即“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明史·太祖本纪》)。三年四月,“择名城大邑,豫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正式确立了封藩制。对于朱元璋封藩之     

《离骚》“灵脩”臆说

《离骚》云:“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脩之故也。”又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又云:“怨灵脩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灵脩”一词,《离骚》中凡三见。王逸注谓:“灵,神也;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谕君。”(《楚辞章句》)朱熹的说法同王逸基本相似:“灵脩,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亦耗词以寓意于君也。”(《楚辞集注》)清代楚辞研究者亦认为:“灵,善也;脩,长也。称君为灵脩者,祝其所为善而国祚长也。”(王夫之:《楚辞通释》)“灵脩者,大夫颂其君之词,即借以为称其君之词。”(王邦采:《离骚汇     

镇江话本字考(下)

[余]什么.说文八部:“余,语之舒也.从八舍省声.”以诸切.左传僖公九年:“小白舍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上古余舍音近而通(并为定纽鱼韵).孟子滕文公:“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晋书元帝纪:“帝既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宋典后来,以策鞭帝马而笑曰:‘舍长宫禁贵人,女亦被拘邪?’”章太炎新方言:“今通言曰甚么,舍之切音.俗作啥,本余字也.”     

从“荃不察”谈到《自题小像》的写作年月

鲁迅早期写的《自题小像》,有“寄意寒星荃不察”一句,这一句诗的意思,许寿裳最早解释为“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我所认识的鲁迅》)以后的注释者或讲解者,都根据“述同胞未醒”之意,对“荃不察”作了大体相同的讲解。     

宋朝的“民告官”

宋朝社会极具丰富性，各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并存于世，既有“终岁不见长吏”的宁静秩序。也有“讼牒纵然”的健讼风气。有些地方，“诉讼日不下二百”（《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七），“诉庭下者El数百”（晁补之《鸡肋集》卷六十六），“三日牒诉数百”（祖无择《龙学文集》卷九），每天上衙门打官司的人数以百计。今日的县级法院，每天接收的民商事立案，也未必有这么多吧。谁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百姓不擅诉讼？     

追查“使贪者”

大凡贪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有的贪官收受贿赂,谋取私利,而在背后又被更大的贪官利用、使唤。这样“背后”的“更大的贪官”即为“使贪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达到既升官又发财的目的,贪官们趋炎附     

宋江的“吏道”

《水浒》赞叹宋江“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吏道”者,做官的诀窍也。单是“纯熟”二字,就足以表明宋江是一个竭尽全力混迹官场、苦心经营禄位的刁滑之徒。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投机家“纯熟”的“吏道”,实在是值得我们好生分析研究一番的。宋江“纯熟”的“吏道”从何得来?他自己写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不难看出,除了他自己揣摩积累外,大部分却是从“经史”上“攻”出来的。宋江出身地主阶级,深受孔孟之道的熏陶,使他对“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垂涎三尺,     

吴隐之饮贪泉

《晋书·吴隐之传》中讲述了吴隐之任广州刺史时的一个故事。 当时，离广州20里处有个叫石门的地方，长年流淌着一眼泉水，甘甜诱人，当地人管这眼泉水叫“贪泉”。相传前几任刺史，就是喝了这泉水，变得贪于财赂而无止境。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从《三吏》《三别》对杜甫爱国主义内涵刍议

至今烩炙人口的《三吏》、《三别》,是伟大爱国诗人杜甫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珍贵而又富有审美价值的现实主义文学遗产。对于这份遗产的议论,可谓“前人之述备矣”。一般认为,杜甫的诗歌,尤其是关于战争的诗歌,是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的。明人张(纟延)评此六诗说:“凡公此等诗,不是专刺。盖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得已者,则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则慰之哀之。若《兵车行》、前后《出塞》之类,则刺也,此可已而不得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类,则慰也;《石壕吏》之类,则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