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制度构建初探

十八大后,我国的反腐败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我们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制度存在着预防机制薄弱、惩罚机制乏力的不足之处。为了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建立立体化、体系性的反腐败制度,实现制度性反腐。既要注重对腐败行为的事前防范,合理提高公务人员待遇水平,使其不想腐,同时,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借鉴国外经验,在制度设计上,设置相关预防性制度,使公务人员不能腐,也要注重对腐败行为的事后处罚,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使公务人员不敢腐。     

腐败行为的形成机理与反腐败

腐败给行为者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其付出的代价，并且在现实中政府腐败与个人腐败有共生趋势。企事业单位的腐败实际上可能比政府腐败更为普遍且更为持久，但政府腐败更难于被公众接受。无论腐败有何历史原因，社会为腐败行为而受到的损失实际上大于政府、个人及其他组织的腐败收入。反腐败是当今社会进步中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中央苏区反腐败制度的建立及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 ,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 ,其中反腐败制度的建设颇有建树 ,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国共产党内、苏维埃政权、工农群众的监察制度和财政经济领域的审计监察制度 ,对于保证党和政权机关的廉洁性起了重要作用 ,并积累了很多有效的方法。     

反腐败监督中的制度激励悖论分析

加强对腐败的监督一直是我们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为了治理日益加剧的腐败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相应地制定了监督激励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并未起到显著效果,却形成了制度激励悖论。官员与监督者在经历了政策出台初的短暂博弈后,恢复原有均衡。要打破这一均衡,必须从制度层面上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构建,改变博弈各方的收益结构、信息结构等,才有望建立科学有效的最优均衡。     

以民事追偿补强我国刑事反腐败制度

刑罚虽然对惩治腐败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腐败犯罪依然猖獗,主要原因是我国重刑轻民的传统观念和现实制度设计及司法习惯.民事措施可以有效补强刑事措施的不足,通过刑民互济,民事公益诉讼,社会专业力量介入等具体举措能够完善我国刑民结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     

跳出反腐败制度建设认识上的两个误区

反腐败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理论指导上的错误,不仅无助于腐败问题的解决,而且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不是反腐败的正确途径;单项实体制度要素建设不是反腐败的有效途径。我们要跳出反腐败的认识误区,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反腐败的新路子。     

腐败对政府效率的影响及反腐败制度设计

在介绍腐败对政府效率影响两种对立观点的基础上,计算了我国行政腐败活动给国民经济和消费者福利造成的损失及世界非腐败程度与非官僚主义程度、政策透明度、政府政策实施效率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得出了腐败导致政府效率低下的结论并提出了我国反腐败提高政府效率的制度设计。     

反腐败要实行标本兼治

反腐败是我党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文章分析了腐败产生的原因 ,提出了标本兼治的措施     

关于构建“三位一体的反腐败体系”问题的思考

中共中央发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与目标,要从整体上把握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体系,以落实责任制为依托,切实解决好建立健全反腐败体系过程中易出现的问题,确保反腐工作取得新成效.     

反腐败热点问题的再思考

十八大后,反腐败行动出现明显的提速迹象,多名高官因腐落马,但如何遏制严峻的腐败形势仍然是值得全社会深入探讨的沉重话题。多年来,围绕着反腐败问题,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纷纷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有见地的观点,但同时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也在有意无意地阻碍着我们反腐倡廉建设的进程,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思考和澄清。     

反腐倡廉工作融入文化建设中的思考

当前，我国的腐败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成分，通过西方文化腐朽成分的催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酵而成。要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文化建设之中，我们首先应构建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体系，即：权力制约的自律文化——公仆文化；权力制约的法制文化——法治文化；权力制约的社会文化——公民文化。其次，我们必须认识文化的特点，把握文化产生、变化和构建的规律，结合我国国情有针对性地开展廉政文化建设。     

反腐制度论

反腐的根本在于制度建设.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治的框架内实现的,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制度“三性”（制度合理性、制度合法性、制度现实性）的缺失,成为腐败滋生的根源.现今中国的反腐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实现制度安排,即从制度的“三性”方面推进制度变革：一是反腐制度路径设计必须以“民主”价值为导向,“人民监督”为前提,体现制度的合理性;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保障制度的合法性;三是科学定位政府角色,限制政府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保证制度的现实性.     

反腐败与政治稳定的理论思考

政治稳定是我国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但腐败这个现代化进程的伴随物,却困扰和阻碍着社会发展,影响和破坏国家的政治稳定。腐败原因就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需采取思想政治教育、廉洁文化宣传、制度建设、加强权力规范和制约和加大对腐败惩治力度等方面措施来维护政治稳定。     

论古代廉政思想传统的现代借鉴

论述了古代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廉政思想在构建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分析了当前推行廉政思想的现实紧迫性,并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扬弃的基础上提出了古代优秀廉政思想的现代借鉴方法。     

惩戒、制度与思想:新形势下反腐工作的新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渐成多元趋势,并对社会各阶层的思想观念均产生强烈冲击,导致腐败问题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展。新形势下反腐工作能否实现治本初衷,需要建构惩戒机制,实现"不敢腐";规范制度建设,实现"不能腐";强化思想引导,实现"不愿腐"。     

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从高校实际出发,阐述高等学校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分析高校反庸倡康建设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从加强教育管理、强化制度建设、加大监督力度等方面提出加强高校反腐倡康建设、建立长效机制的相关措施。     

毛泽东“群众运动治腐”思想探析

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十分丰富,其中,贯彻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运动来治理腐败的思想是其反腐倡廉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毛泽东所领导的廉政建设中,曾多次发动群众性政治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依靠群众争取反腐败的胜利,而又不走过去群众政治运动的老路,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关于建立以战略为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思考

以战略为导向的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是大中型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而建立以战略为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是企业战略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主要对战略管理、全面预算管理及两者的关系,以及建立以战略为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必要性进行阐述,并对如何建立以战略为导向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进行探讨。     

《反腐公约》与我国反腐法律机制的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的法律文件,对促进反腐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阐述《公约》出台的背景及中国加入该《公约》的意义,《公约》的内容和特点,《公约》的效力局限和国内法律制度的衔接缺失,认为完善反腐法律机制的关键是立法衔接与制度配套。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考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前沿,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思想新论断,成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并非一时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从政实践中形成的。唯有将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置于其从政的历史坐标中,通过考察其不同时期反腐倡廉思想发展轨迹与内在逻辑,全面审视其反腐倡廉思想演进脉络,才能从更好地透视其管党治党思想的一以贯之,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完整图景,凸显其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