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诗》的传承及其师法、家法问题

师法、家法是经学传承中产生的概念。汉人传经重师法、家法 ,但这是相对的。从三家《诗》的传承来看 ,三家中的每一家中 ,在两汉 ,特别是西汉 ,不断有“自名其学”者 ,表现出对师法的发展甚至改窜 ,也是对原有《诗》派的分化。这种分化 ,显示了三家《诗》的发展历程。所以 ,由师法分家法来看 ,过分强调师法、家法是不符合汉代经学发展实际的。     

五经文献的传播与两汉经学的演变

西汉初年五经文献传播的典型方式为口头文献转录为文本文献,再加上秘藏文献的重见天日,由此孕育出五经博士师说.在博士师法确立后,新文献的发现和传播通过太常博士和民间学者两条路径对经学产生影响.太常博士对新文献的接纳,丰富了现存的师法体系.民间学者或利用新文献创古文家法,或在今、古文献之间择善而从,创立综合性经学;也有人采用拆分、辑佚和伪造手法,创立伪古文家法.魏晋以后,五经新文献不再出现,经学家法-师法互动发展的模式因此而终结,由严守家法和师法的“章句”时代进入择善而从的“注疏”时代.     

礼学文献的重现与两汉礼学的演变

汉初礼学研习分化为礼义和容礼两派。徐生的容礼派与朝廷太常机构形成朝野互动,仕途目标为太常礼官大夫。高堂生完成了《礼经》十七篇的恢复和整理,初步形成了礼经家法传统。后仓撰成《曲台记》,推士礼而致天子,完成了礼经师法的创立。戴圣编《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从《礼古经》、《礼古文记》、《明堂阴阳》等文献中获取思想材料,创小戴礼家法。戴德编八十五篇《大戴礼记》,取材范围远超戴圣,显示了对天道、人性、历史和政治技术的浓厚兴趣,创大戴礼家法。庆普后学在东汉致力于国家礼典建设,将庆氏礼学发扬光大。郑玄对今、古文《礼经》文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扬弃了各家法的缺陷,又利用《周官》解《礼经》,取得了空前的礼学成就,终结了两汉礼经学以师法和家法为标志的传统。     

论贾岛诗歌的艺术渊源

贾岛诗歌的渊源深远而广泛。在现实生活中,贾岛具有浓厚的屈原、贾谊式的悲剧人生的忧愤色彩。在师法对象上,贾岛远法陶谢,近师老杜、王孟以及大历诗人,同时直接受韩孟、张王、姚合等同时代诗人不同程度的影响。贾岛“转益多师”的师法原则与“取法乎上”的师法取向最终使其诗歌别具一格,同时也确立了其在诗坛自成一家、承前启后的宗匠地位。     

王安石两制书写及“荆公四六”的经典化

王安石在任职知制诰与翰林学士期间,撰写了数百篇制诏文本。在文体上,散体制诏的比例超过了四六骈体,体现了崇尚西汉诏令的文体观和简淡平易的文风。其四六“王言”则具有“谨守法度”、典重尔雅、重“体制”、尚“本色”的特点。南宋四六应用日趋广泛,词臣普遍研习词科,四六话大兴。王安石与欧阳修、苏轼的四六制诏成为翰苑词臣师法的范本,确立了“荆公派”与“东坡派”两大四六文派的经典地位,“荆公四六”也在南宋翰苑中形成清晰的传承演进源脉。     

论郑玄经学教育思想

郑玄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冲破师法和家法的藩篱,融会为一,于今、古文经学之外再现了一个全新的景象,经学由此而变成"郑学"。"郑学"的盛行,是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同时,作为经学大师,郑玄还关注经学传播,重视教人研经以"化民成俗",由此郑玄及其学术对后世经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立足教育学视野,研究和梳理郑玄在整个汉代经学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无疑成为我们理解汉代经学发展脉络的重要环节。     

传统法律观念与现代法律意识冲突探析

传统法律观念与现代法律意识的冲突中表现在重人治轻法治、重义轻利、”轻诉避讼、重刑轻民、重官轻民等观念上。其原因在于儒家法理思想在封建政治法律制度中居统治地位，以礼为依据的各种家法、家规被封建国家所承认，上升为法律，过分强调人的作用，忽视法律的作用，忽视个人的法律地位等。解决冲突的途径和方法主要有：建立完善法制建设的系统工程；加强法律意识的培养；树立人民主权思想，维护法律权威，保障法律实施。     

荀子“天生人成”的性恶论与康德的“根本恶”

“人之所生而有”的欲、知、辨、能等,作为“本始材朴”,既可能意味着人向善的原初禀赋,又可能指示了人趋恶的自然倾向。但若因此断定荀子既非性善论者也非性恶论者,而只能是持一种“中间状态”的性朴论者,却极易招致荀子丧失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危险。荀子的逻辑是,人生而具有某些天性,但这些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却并不能归因于天,而只能是出于人自身的创造。若一个人无力创造,即无法“具”其“朴”“资”,那便是荀子所谓的“性恶”,康德称之为“根本恶”。至于人如何“具”,一方面,“俄而”间的“决”与“断”成为生死关头,另一方面,“长久”的“积”和“渐”又事关重大。前者涉及自由任性问题,后者必重圣王师法。以自由任性为基础,圣王师法也就跟权威专制或浪漫主义的人治遐想等清楚区别开来了,这有利于荀子思想的现代转化。     

论宋代官方谕俗文与基层社会控制

宋代教育事业、印刷业发达,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政府采取了“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家法,这些为谕俗文的产生提供了文化、物质前提与政策背景。宋代地方官员和士大夫站在国家的角度,通过谕俗文向基层社会宣传封建伦理说教、法律制度,有助于礼教深入民间和国家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且对以后的社会发展起了相当的借鉴作用。     

论家法族规的法律整合作用

论家法族规的法律整合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国法与家法并存，共同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这一奇特现象是中华法系重要特征之一。家法族规作为一种自治规范，规范并调整着家族与国家、家族与家族、家族与族人、族人与族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封建宗法结构的稳固与强...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考论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在借鉴王应麟及清范家相等辑佚成果的基础上,对三家《诗》进行了全面辑佚研究,成就了清代三家《诗》研究史上的杰作《三家诗遗说考》。陈氏父子的考订呈现出以下特点:贯彻师法、家法宗旨,推求遗说;钩沉遗说,范围广泛,内容丰富;考订精审,间及校勘古本;把自己推崇三家《诗》义的观念,融汇到对材料的收集之中;纠正前人误说,指出传本之误;善于比较。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论略

魏晋南北朝经学在社会动荡和学术冲击下艰难地发展,因统治者的支持和学者的努力以及经学自身的因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魏晋、南朝的经学创作明显盛于北朝,尤以魏晋为盛。南北经学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对汉代经学的不同对待,南学与魏晋经学的发展脉络极其一致,而北学则在精神上和方法上与汉代经学一脉相承,但经学有横向的流动性,且南北经学有所交叉。南北学人对于各自师法家法的分别遵循,是形成南学北学不同学术走向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典园林的深层文化意蕴

中国古典园林有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意蕴。历代造园者以“师法自然”为造园法则,使“师法自然”的中国智慧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挥。园林作为古人寄情之所在,它所寄托的是古人去烦脱俗的人生情怀。基于先秦理性主义的“比德”与老、庄的“虚静”说一脉相承,各类古典园林意境的生成,无不是主客体之虚静的相契相合,由此,古典园林才呈现一种古筝独奏般的清悠淡雅。古典园林的动观、静观的特点还完全契合于中医的劳逸养生说,园林的“小劳”空间得以使人的生理及心理得到调整、摄养与中和。     

论江藩《汉学师承记》的体例特点及其学术情怀

从《汉学师承记》的书名选择到体例定制,江藩在门户家法的自知中有意识记录和展现了汉学学者群体的为学为人风格。本文具体分析了《汉学师承记》的纪传体例的特点,聚焦江藩作为“隐形传主”对汉学传统的执着、困惑与思考,关注其对现当代学者“冷暖自知”的思想启示。     

林语堂与袁宏道:自然主义美学意识的一脉延伸

林语堂肯定、发展了袁宏道崇尚自然的性灵观念。两者的契合 ,还导源于道家“顺乎自然”的“人性论”和“无为论”。自适求乐是林、袁共同的心理特征 ,但价值指向又同中见异。上述师法自然的美学意识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创作理论 ,表现为主真情 ,倡“无法”和尚“质”求“淡”的审美旨趣     

清代碑学转向的革命意识

较之帖学,清代碑学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其革命性突出体现书体选择的集体转向、集体溯源和师法碑版的取法变革,即隶书复兴、追宗篆书、取法碑版三个方面.其碑学创制既重复古、尚质朴、刚健雄强,又重碑版、尚朴拙、金石重光,更重俗化、尚意趣、自由意识；以金石气息、高古朴拙的形式美,标举着他们尚“质”求“朴”的书学追求和革命精神,消解着清廷主导的雅正端庄、中庸合度的政治教化功能,寄寓着书家主体的艺术格调和平民情怀,彰显着清代书学刚健雄强的艺术趣味嬗变和变革图强的群体审美转向,代表着书学革命的正确方向.     

龚自玲性格及其对今文学派精神之蹈厉

龚自珍“狂”、“怪”、“呆”的人格特征是在传统社会面临崩解、西方文化山雨欲来的冲击下形成的,是开风气之先的先进人物的“异端”符号。儒家文化的衰落与中西文化冲突的新时代召唤着在社会大变革中的传统型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型转化,龚自珍是第一代的代表人物。龚自珍由汉学考据转向经今文学,而又不谨遵常州学派之家法,以今文为工具议政,具有近代鲜明的思想意识,标志着嘉道之际学风转变的大趋势。     

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是一部政法司马迁《史记》的明史著作,其“考”“述”“表”三大体例,在命意、结构乃至记本方法上,都是对纪传体之形与神的模拟,因此其“别集体”实是纪传体的变体。王世贞师法司马迁是受当时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由文学上的复古而至史学上的模拟。     

民间法意义上的盐业合伙契约

凝聚着人们的心智与情感并具有高度认同感的民间法,弥补着国家法留下的“真空”,充实了社会控制体系,使纠纷解决变得便利和经济,经过国家立法机关的认可、吸收,民间法还能转换为国家法,从而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和我国人民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契约是民间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属于一种“普遍性判断标准”或广义上的“法律渊源”。盐业合伙契约作为我国近现代一种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民间契约形式,无疑属于民间法的范畴,通过对其具体内容、历史作用以及民间性特点的分析,有利于人们认识在国家法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如何为民间性规范留下适当的生存空间,从而为中国法治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制度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