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思想精华三论

傅山是我国十七世纪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注重经世致用的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思想以及背离封建伦理纲常的道德学说,在当时确有其光辉之处。傅山力图跳出宋明理学的空浮圈子,提倡“济世”和“救时”之学,批判“腐儒”的“空言”。全祖望在《阳曲傅先生事略》中,说他“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     

三百年傅山评价变迁

傅山活着时,誉之者说他是“义士仁人”(明名士马士奇曾写《山右二义士传》以歌颂傅山),说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炎武评语)。诋毁者斥责他“学问粗浅驳杂”(清·李光地语),说他:“发口鄙秽”,“求古而适得风沙气”(清·何埠语)。     

傅山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及开展傅山研究的重要性

傅山生长在晋中,得到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谈。和同时代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相同。他反对理学道统,提倡诸子之学的研究,反对空谈性命,主张经世致用等。他们都有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启蒙思想,不过各人的表现不同。傅山少年时代就有侠义之气,曾经和他的友人对阉党和权奸进行过坚决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因此傅山闻名于天下。傅山是山西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学者。他不只是思想家,还工书法,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通,并且兼工绘画。他喜赵松雪、白香山的墨迹,爱其圆转流丽。后来转而改学颜真卿的书法。他对书法曾经说过:“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     

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     

自然人性论是傅山思想的核心

傅山是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和学者。清人丁宝铨在《霜红龛集序》中,把傅山同清初著名思想家和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人并列,同评为明代“遗老之魁硕”。可见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学术上的巨大成就。那么,傅山思想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笔者以为是他的自然人性论。只有抓住了这一点,才能揭示出他的整个思想的历史特征和理论价值。     

论傅山的人文精神

傅山作为启蒙思想家,是一个卓越的人文主义者.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的执着追求的总和.它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傅山的人文精神凸显为:一是批判精神,度越"理先气后"说,提出泰初有无说;二是主体精神,批评奴儒的奴性;三是大爱精神,爱众的大爱是无亲疏之别、无差等的平均平等的爱;四是餐采精神,打破学术禁区、开放思想,博采广食,获取各种学术营养;五是革新精神,古今日变日新,主张"法无法"的革故鼎新.他心怀国家,志在济世日用,才艺绝佳,情以治病救人.     

略论达波拉杰的如来藏思想

达波拉杰是达波噶举派的开山鼻祖,如来藏思想是其佛学思想的一部分重要内容.他认为如来藏即是成佛之因,是众生之所以成佛的根据,然而在其不同的著作中,他对如来藏思想有着不同的表述.为了完整地深入了解达波拉杰的如来藏思想,本文试着从“本元心”说、“俱生心性”说、“自性印”说、“平常心”说、“法身”说和“法性旨趣”说六个方面全面对其如来藏思想进行了解读.     

纯任天机的审美观——傅山的美学思想

傅山是明清之际的杰出的思想家,也是那一时期的一位杰出的美学家。他的诗文写得很清新,还工书法、金石篆刻和绘画,书法在清初有“国朝第一”之誉,“画入逸品”。因此他的一系列关于美学问题的命题和论述,既有思想家的深刻性,又有着文学艺术家的准确性。他既强调文艺创作的真,显示了那一时期美学思潮的时代特征和进步意义;又重视文学艺术家的人品操守,并把这一点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显示了他的思想理论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他富有说服力地论述了真善美的统一。遗憾的是,傅山的这一美学遗产并未引起我们学述界应有的重视,一些美学家在谈到那一时期的美学时,往往只讲王夫之,而对子傅山,却未予理会。实际上,傅山的美学理论,特别是他对于诗歌和书法艺术的论术,在理论价值和思想意义上,并不比王夫之的诗歌美学理论逊色。更由于傅山的思想理论“皆反常之论”,而王夫之则自居正统,因而两相比较,傅山的理论体系更少保守性,更具进步性。     

试论张载的礼学思想

张载的哲学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以礼为教”和“精思力践”是他把传统“礼”学思想向实学方向转化的主要方式,从而完成了他把礼仪思想融入现实的需要之中,努力地实现着他济世宽民的政治理想。     

论谢灵运的济世思想

刘宋儒学的熏染、济世精神的传承、谢氏一门的济世情怀影响了谢灵运济世思想的形成。谢灵运济世经历包括济世宏愿、撰写《撰征赋》、永嘉修政、上《劝伐河北书》等。在其辅佐刘毅、改依刘裕、被贬永嘉、出任秘书监、出守临川的仕宦生涯中充满了仕与隐的矛盾,他的山水诗中蕴含“济世情怀”、仕隐的矛盾和“济世”之隐的意蕴。     

苏轼的诗歌理论

苏轼的诗、词、散文俱佳，又擅长书画。他的诗歌理论，除了吸取前人的理论成果外，主要是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而形成的。苏轼主张诗歌要有为而作，以“济世”、“救时”为目的。与此相联，他还主张“不能自已而作”。在艺术表现上强调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在艺术风格上，提倡“自成一家”，但又力主风格多样化。苏轼的诗歌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傅山甲申前后的诗作与思想变迁

1644年(甲申),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明王朝灭亡。不久清军入关,在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下,占领了京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这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傅山,曾以唐代大诗人杜甫自喻,写下了大量的忧国忧民的悲壮诗篇,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时期的思想,经过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变化过程.研究这一变化过程,对于正确评价傅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     

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

晏阳初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修齐治平”的理想抱负和“正道直行”的品格修养,都在他身上得到较好的体现。梁启超的“新民说”又使晏的民本思想得到升华,民本思想成为其进行乡村改造的思想基础;基督教的博爱哲学和济世扶贫的人道主义与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启迪了他热爱平民大众的思想,给了他矢志乡村改造的精神动力;而他对苦力的深刻认识和对平民的广泛同情则是其进行乡村改造的社会基础。     

为中华崛起 为共产花开——缅怀周恩来总理青少年时代的革命实践

留学日本,从事爱国活动和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十九岁,以高材生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当年秋,东渡日本留学。他去留学的目的是寻求救国济世的真理。正如毛主席指出过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了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周恩来同志在东渡时做诗云:     

走出书斋回向人间——李敖论

作为一位思想家,李敖的思想核心是自由主义。审视传统文化、争取言论自由、以学术济世是他毕生奋斗的主要内容;在从“影响政治”到“涉足政治”的过程中,他完成了对传统自由主义铁限的大胆超越。     

关于朱衣道人案的题本

傅山于清顺治十一年甲午(公元1654年)六月被捕入太原府狱,情况十分严重和危险,连傅山也曾说:“甲午朱衣系,自分处士.死之有遗恨,不死亦羞涩”①“荼苦甘三月,秋明净一天.朱衣成罪案,洪范却无篇”②.傅山的友人李中馥也说:“自勘巳无半字活,廷平犹有几分公”③.同傅山先后被捕的,尚有忻州张天斗、平定白孕彩、汾阳朱木公(又号西河王孙)、太原朱振宇、张绮、肖善友以及傅山弟傅止、子傅眉等人.     

傅山“外王”实践的人文价值

傅山以笃学和＂孔颜乐处＂式的遁世赢得后世对他的景仰,但他也在不折不扣地终身实践着君子人格的道德理想,他那为邦济世的愿望、民生倾向、远佞人以笃志共同构筑了从内圣走向外王的壮美历程。     

傅山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傅山在梁启超、钱穆等著名学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至近来孙叔平的《中国哲学史稿》以及类似的许多著作中,或根本没有地位,或有而不高,或高而不全,我很为他鸣不平。而一些著作虽多所论述而很少指出其特色,我也不以为然。现在为了避免空泛、繁琐而少浪费阅者的宝贵时间,谨作此简要的概括来纪念傅山的逝世三百周年。一、傅山在明清间的大师中思想的解放既为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等所不及,而在大河以北的大学者中,也为孙奇逢,颜习斋等所难比。“奇才绝世,……博极群书,时称学海。”“名闻天下”。“而达官士夫骚人,墨客钦共名者,率纡道求见,冀得一     

傅山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

傅山(1607—1684),字青主,山西太原人。他是我国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在明末清初批判封建主义的启蒙思潮中,他发出的“反常之论”(《霜红龛集》卷三十五),锋芒犀利,独树一帜。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反对封建主义,提倡民主主义,是最积极进步的部分。     

周文疲弊与诸子起源——论牟宗三的诸子起源说

在现代化语境下,“轴心时代”诸子起源是神秘且有趣的问题。就已形成的观点讲,“六经说”“救弊说”“王官说”“职业说”具有典型性。不过,牟宗三不赞成“王官说”“职业说”,认为它们仅为“缘”,而不属于“因”;真正的“因”是“周文疲弊”,即对“周文疲弊”的不同理解和“对付”方案。他以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为代表,具体分析了各家对“周文疲弊”的态度和“对付”方案,展现了诸子形成的主要脉络。此番论说实际上消解了“六经说”,支持了“救弊说”。牟宗三的诸子起源说乃第五种典型观点,它可给我们思考“第二个轴心时代”一些启示：第一,“因”与“缘”之区分非常必要;第二,思想家个体对于一种思想形成非常关键;第三,一种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往往是一种过程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