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公共行政

政府制度创新是世纪之初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主题。在过去的20多年间,我国围绕政府职能、组织机构、干部人事制度、法治建设、管理现代化等方面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的改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这些改革较之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发展之要求是远远不够的,仍需对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要切实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之规范,致力于政府行政管理制度的全面创新;要逐步告别线型组织体制,不断促进以“地方为主”(localness)的扁平化组织结构的形成;要以企业家精神影响和推进政府改革,使之具有信息社会所需要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按照WTO规则和我国对相关义务的承诺,全面调整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运行模式。     

科学与价值：公共行政的双螺旋结构

古典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把行政看作是执行政策的工具,因而行政与价值无涉。实际上,公共行政具有二重性,即价值性与科学性。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理性在公共行政领域表现为追求行政的科学化,遵循客观化原则。作为社会公器,公共行政又具有价值性的一面,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公共行政的二重性存在内在地要求二者的统一,这种统一应当是科学统一于价值。     

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危机：概念矛盾与研究困境

概念的混乱、研究路径的不清和研究方法的褊狭是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学遭受质疑、面临发展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公共行政学要走出危机首先必须面向实践,从研究中国的实际出发,对概念体系和学科体系进行重新梳理,建立既符合中国传统和现实,又有利于国际交流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其次还应重视研究方法的训练和运用,并加强微观领域公共问题的研究.     

政治正义与政府效率之争：前公共行政学时期美国公共行政价值变迁研究

美国建国初期,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围绕着中央与州及地方权力划分、人民参政、弱势行政首长与强势行政首长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美国围绕着联邦权与州权发生过多次争论,使公共行政中政治正义与政府效率两大价值之间出现了交替式优先的发展态势。到19世纪中后期,城市化发展与市政管理滞后的矛盾、行政国家的发展与公共管理水平低下的矛盾、政党分肥制与基于功绩的文官制度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提升政府效率价值的地位,政府效率对于政治正义逐渐取得优先地位。美国前公共行政学时期的行政价值争论与变迁,不仅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设定了两种公共哲学与方法论基础,而且使得公共行政避免因过分追求单一化的价值而走向极端。     

廉洁：一道公共行政的道德底线

针对我国“政府人”道德滑坡、道德失范这一现象 ,应该为其设置一道行为的道德底线。这条道德底线就是“廉洁”二字 ,它是“政府人”不应忘记的基本道德常识。“政府人”守住道德底线的角色定位就是“公共人” ;不仅如此 ,还要从制度上为“政府人”守住道德底线作出保障 ,即大幅提高跨越道德底线的成本与代价。     

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关系与属性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使政府在新一轮改革进程中必须重新审视其改革理念和思路。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有区别,从组织职能和形式等多角度可对两者的关系和公共管理的学科属性提出新的认识。     

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研究

对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研究,应当从偏重政治权力配置的政治视角、偏重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的经济视角、偏重政府间关系的立法调整和司法裁决的法律视角转向围绕公共物品供给的轴心,以责任、事权和财权相统一为内容的公共行政视角。在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研究中,除了要继续关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间行政外,应当更多地将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对跨域公共事务管理中地方政府间的过度竞争及其行为扭曲的考察上。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和规范府际关系固然很重要,但基于公共利益的政府间的联盟和协议则是当前更为优善的府际关系治理工具选择。     

民主与效率并行不悖：论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

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应该是民主原则和效率原则 ,且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应推广服务承诺制度和政务公开制度 ,树立公共行政为公众服务的宗旨 ;按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原则 ,重新定位政府职能 ,建立激励行政高效运转的机制 ,加强行政监督 ,提高我国行政效率     

复杂性与公共行政的重构

复杂性是现代公共行政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杂性理论对既有公共行政理论的分析概念和研究议题进行了重构,使其更能解释复杂公共事务的治理逻辑。复杂公共行政的研究既有助于重新理解复杂的行政环境,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组织的变革或政策过程。复杂公共行政的研究是对治理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它拓展了对多主体能动性特征、关系网络的形态、“微观-宏观”机制方面的理解,并为治理行为的发生寻找到了意义框架。复杂性理论在诸多立场上与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是一致的。建构一种复杂公共行政的分析范式,对于丰富和发展公共行政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公共行政的责任与民主

本文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演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将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这样 ,公共行政必须把政治哲学层面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体现在其运作机制和运作过程之中。为此 ,公共行政改革必须着眼于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要强化与其宗旨和职权相对应的责任意识 ,以树立“责任政府”的形象 ;二是推进行政民主 ,以达到公共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和谐与合作     

行政价值与公共行政

作为政府对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或行政体系存在的理想状态的基本信仰和信念 ,行政价值观具有整合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辐射功能、规范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因此 ,行政价值观对政府组织及其公共行政活动包括行政目标、行政组织结构模式以及行政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公共行政与公共哲学

公共行政同“私人行政”相对,一般是指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关,对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活动。它与国家相联系,涉及到公共行政的主体、公共行政的客体、公共行政的依据及公共行政的目的等问题。公共行政可分为非国家形态的公共行政和国家形态的公共行政两种历史类型。公共行政首先和主要的是指国家形态的公共行政。前者,是指原始社会的公共行政和未来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共行政,因其生产资料同劳动者的直接结合,可称之为“公有制的公共行政”。后者,是指以私有制的产生和存在为基础的阶级社会的公共…     

制度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与指向

制度问题是国家治理中的根本问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实现制度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和逐步定型的过程。确保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权利,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指向;民主既是一种国家形态,又是一种国家形式,从根本意义上说民主就是国家治理,与国家发展状态和国家命运有机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民主与法治不可分割,制度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相辅相成,统一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部实践。     

我国公共行政转型对行政法学的影响

作为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公共行政的转型无疑会对中国行政法学产生极大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内容上,服务行政的全面兴起促使行政法学研究范围作出相应的调整;在主体上,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舞台上的活跃,推动着中国行政主体理论必须给予一定的回应与变革;在方式上,伴随着一些非权力性行为方式的大量应用,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中心也开始逐渐由行政行为向行政方式进行转移。总之,公共行政的转型将会推动中国新行政法学的到来和发展,展现出其应有的面相。     

加入WTO与公共行政创新

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既承担着制定有关规则和规范并监督这些规则与规范实施的责任,又承担着按照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规范和改造自身的任务.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城市现代化轨迹的多维探索——评张海林教授新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

从 1 98 6年在南京大学执教起 ,张海林先生始终把他的主要精力投放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 ,出版了一百余万字的相关论著。他的新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 999年 ,以下简称《苏州早期现代化》)是他在这一领域长期辛勤工作的又一硕果。中外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差不多维持了一个世纪。从 2 0世纪初的马克斯·韦伯 (Ｗａｘｗｅ ｂｅｒ)到 70年代以费正清 (ＪｏｈｎＫｉｎｇｆａｉｒｂａｎｋ)为代表的美国汉学家群体 ,再到 80年代以后港台学者王树槐、王尔敏、罗香林 ,大陆学者章开沅、张仲礼、姜义华、许纪霖等都有专…     

公共行政的人本主义与公共服务的人本取向——论行为科学时期公共行政思想

行为科学时期公共行政学思想,按照主观主义、自然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概念,对人的行为进行研究,一方面满足了对效率的需求,另一方面满足了对组织变革的需求,同时,对组织进行一些人本主义方法的研究,满足了对人性的需求。在知识经济的现代社会,这一思想在公共行政上则体现为与现代信息社会、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人本行政模式下公共服务的人本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