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日本观

鲁迅本着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态度留学日本,从情感意义上来说,日本类似于他生活过的北京、上海等地方.面对中日关系,他一方面维护民族的独立,反对侵略;一方面致力于民族间的交流,加强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因此,在处理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时,他采取了理性的态度,将政治日本与民族日本分别对待.     

评三岛由纪夫之死

三岛由纪夫出身于上层社会的名门家庭,他受过传统的贵族教育、武士道教育。他生活在从军阀独裁、战败到战后左右政治势力极为对立的动荡历史年代。他的一生反映了日本一个历史阶段。他的追求具有日本传统文化色彩。他的死体现了日本武士道的价值观与生死观。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日本观

在考察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基础上,对其日本观进行了梳理与探讨。早年,他通过赴日考察加深了对日本政治、军事特性的认识;主政东北后,在与日本进行外交斡旋的同时,以敌为师的观念占了上风;经过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从欧洲归来,＂抗日观＂最终形成;晚年,他特别关注日本将侵华战犯移入靖国神社一事,提出了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忠告。他的日本观既富有对历史回望时散发出的沉重,又充满着因企盼中日友好而萌生的放心不下。由于他的日本观来自于和日本的直接接触和长期思索,因此,他的回望是有分量的,他的放心不下是值得沉思的。     

黄兴与日本

黄兴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先后进出日本共计10次,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他曾赴日本考察学务,受过日本新式教育,长期以日本作为策划革命活动的基地.他的革命活动得到许多日本友人,尤其是梅屋庄吉、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的大力支持.     

由樱花特点看日本民族性格

一好友20年前去了日本,其间他两次动了回国的念头,也因为正好有国家相关部门想要他。但后来,他在日本事业稳定,成了某知名大学的教授,夫人与孩子也适应了日本生活,也就不再动回国的心了。但他与租国的情缘仍然深厚,通过创办《中日名流》杂志、宣传祖国的发展成就,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作为“他者”的上海——横光利一小说《上海》中的上海形象

20世纪20年代,日本文坛流行关于中国的游记作品,横光利一却用小说形式想象中国,他在小说《上海》中塑造了他所代表的日本人对上海的想象。在他的作品中,上海形象体现为脏乱与混杂、底层的民众、革命与革命者等。上海这些形象的形成与横光利一这位观察者的身份、观察角度、观察心态等密切相关。作为"他者"的上海,实际上折射出了日本在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现象。     

安藤昌益的国家民族观

安藤昌益是用"气行论"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他认为,气有进退之大小、阴阳之大小、以及厚薄、老若的差异。基于气的运行之不同,首先产生了国与国之间自然环境的差异,其次基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出现了不同国民的差别与优劣。可以说,昌益的国家民族观里含有差别歧视性,并且显著地表现为作为日本与日本人的优越性。昌益的地理观与他的国家民族观及其历史观是紧密相连的。在他看来,日本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日本国民的优越性和日本的神圣性(神国史观),他的这种观念,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的思想,很可能仍深藏于现代日本人的意识中,从而影响着现在日本人的思想与行动,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当前日本的外交政策及外交思想有所裨益。     

民国前梁任公与日本之关系论略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往来历史悠久。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一生与日本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结。他一向将日本视作由改革而振兴的样板，大声疾呼走日本维新之路。本文从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入手，探讨他学习日本、领导和推动戊戌变法的情况，以及流亡日本期间的政治学术活动和激情澎湃的思想表现。     

从高旭的涉日诗歌看晚清中国人的日本观

南社诗人高旭,在20世纪初的留日潮中曾东渡日本留学,他在旅日期间创作了大量与日本相关的诗歌,这些诗歌记述了他在异国生活的见闻、感受,表达了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展现了其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相当典型的日本观。     

日语自他动词的语用功能及文化心理

日语自动词与他动词的用法不仅是一个语法问题,而且还深受日本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通过从语用功能的差异对日语自他动词进行分析,将自他动词的语用功能划分为体恤功能、道歉功能和待遇表达,并指出日本人崇尚和敬畏自然的自然观、对他人的敬畏以及崇尚"和"的心理是左右日本人使用自动词与他动词的根本原因所在.     

高旭与吉田松阴

与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样,高旭对日本幕末时期志士吉田松阴非常推崇,称之为＂先觉＂,思想上也受其较深影响,这与当时中国的时局、中国知识阶层的吉田松阴热以及中国人当时的日本观密切相关。除了受改良派影响外,德富苏峰对吉田松阴的评价、尤其是把他与玛志尼相比较,也对高旭及其同时代的人认识吉田松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日本桥”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观

日本的文学思潮观形成于对欧洲文学思潮的译介,厨川白村最早进行欧洲文学思潮史的系统研究并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文学思潮观,成了后来日、中研究者仿效的主要范例。受厨川白村影响,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一文,是中国人研究欧洲文学思潮的开端。五四运动前后,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以及文学研究会均受到日本影响。中国的艺术思潮研究走了一条与日本近似而且联系紧密的道路,西方艺术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依赖于“日本桥”的中介。     

《翼教丛编》的经典观

光绪二十四年 (公元 1898年 )的湖南新政运动 ,主要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经学思想为根据的。苏舆则编辑《翼教丛编》 ,用以作为反对康、梁的理论基础。指出《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根本就是承袭康有为《长兴学记》而来 ,是康学而非儒学 ;经典的真伪 ,并不如康有为所想那样武断简单 ;诠释经典 ,也应重视乾嘉主流的文字训诂知识 ;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工艺 ,而非西方的文化及制度。     

康有为的纪年构想

纪年问题是康有为"经纬世务"的内容之一。通观其纪年构想,可以发现:康早期的构想是其后来讨论的基础,所提出的"地球开辟之日"纪年带有强烈的普遍主义特色,但在现实中为防止骤变而倾向以圣纪年,则隐伏着民族主义的问题;而在康转向今文学后,立足于万国竞立的现状倡导具有民族主义特色的孔子纪年,但仍持救济世人的志向,其间又提出"大同"纪年。康借助于公羊"三世"历史观将两种纪年方式融合,赋予民族主义与普遍主义以不同的历史维度,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过于强调孔子纪年,将会导致对康的简单化理解。     

康有为孔教观视域中的汉唐哲学

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极力推崇孔子,这使先秦诸子成为其关注热点。在对先秦诸子传承谱系的追溯中,汉唐哲学成为不可逾越的环节。通过孔学、老学和墨学对汉唐哲学的影响,康有为勾勒了汉唐哲学的概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孔教观展开的。康有为视界中的汉唐哲学受制于其孔教观,正如孔教观使其在审视先秦哲学时将诸子皆视为孔子后学,断言＂百家皆孔子之学＂一样。     

“合中西为大家”——康有为的国画变革观

康有为作为中国近代维新运动的先驱,通过在意大利游历中对西洋绘画艺术历史发展的思考,以及对中国画的整理分析,他认识到西洋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感受到中西美术融合的必要,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合中西为大家”的主张,极力呼吁中国画的变革,期望在新的时代出现新的绘画形式、新的创造者。他的国画变革观形成于民族危亡的动荡时期,着眼于变革创新的精神,与其变法思想紧密相联,反映出当时有代表性的西洋观,表现出一种较开放的文化心态。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杂议

春秋董氏学》在康有为公羊学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加之两岸过去相当程度上对于该书意义的忽视,因此,我们需要对《春秋董氏学》的结构、内容、主题、与维新变法的关系以及其所蕴涵的“广东特色”进行认真探讨。     

四川保路运动前的罗纶

罗纶在保路运动前深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影响,以立宪派人物的面目出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不改初衷,仍大讲变法自强之道,兴学救国之理,并实践之。1909年10月,四川咨议局成立后,他在副议长的位置上弹劾官吏,使“议会始敢言,民隐毕达”,并领衔提出了《四川咨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     

康有为社会福利思想初探

康有为以"仁"为核心,吸纳中西社会福利思想的精华,构建起一个政府全面介入、覆盖面广、内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人本思想,对后世的社会福利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