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春秋》之亡佚及其辑本

崔鸿《十六国春秋》是记载十六国史最系统的最早的一部专著。由于崔鸿的生活年代与十六国时期接近,能够看到十六国诸国一部分“国史”以及十六国、东晋和南北朝前期人所撰写的十六国史著作,言之有据;又由于崔鸿写作态度十分认真,虽受北魏正统思想影响,视十六国诸国为僭伪,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从“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来看,书之客观。因此,《十六国春秋》的史料价值很高,不论是研究中国古代通史、断代史,还是     

慕容燕国与佛教

慕容鲜卑是来自塞外的少数民族,在十六国时期建立了4个燕国政权.在发展过程中,慕容鲜卑人逐步接触、了解了佛教.虽然在慕容鲜卑统治下,诸燕国的佛教信仰情况不宜估计过高,但因诸燕时期始终保持了较为宽容的宗教态度,从而使佛教得到了一个较为平和的发展空间,并最终导致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辽西龙城地区成为我国古代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中心.这是慕容鲜卑人对于我国古代宗教发展的贡献之所在.     

从终南山隐逸现象看隐士涵义的古今转化

梳理上古时期的隐士概念、隐士的类型,认为古代隐士的涵义也有一个流变过程,先秦两汉注重非仕即隐的身份特征,魏晋之后“仕”与“隐”的界线逐渐淡化,转而强调隐士的生活情趣、内心状态;因此,终南山等地现代隐士的身份虽然与古代隐士有所不同,但他们远离喧嚣、独守宁静的追求,在精神层面上与古代尤其是魏晋之后的隐士具有相通之处.     

论东汉的隐士

<正> 隐士之较普遍的存在,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色之一。而隐士之类人物,似乎是无益于政,亦无补于世的,故探讨隐士的文章屈指可数。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推波助澜,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固然可敬,他们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隐士作为一股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风貌,特别是对整个士阶层产生的影响尤为深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主要体现于隐士的言行。中国古代隐士之盛,始于东汉。本文试对东汉的隐士做一粗浅的探讨。     

南北朝乐府民歌比较谈

南北朝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乐府民歌又一次繁荣灿烂的时代.其上承《诗经》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下启唐代及以后的新乐府创作,尤其在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南北朝时期,这种"口出天然,刚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现显得特别可贵,可谓是一种新的力量、新的血液.要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轨迹,把握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脉搏,就不能不研究南北朝乐府民歌.     

隐士与中国古代医学关系探微

中华医药学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高超的医技和丰富的典籍著名于世。究其原因,与中国古代隐士医学家有密切的关系。古代官办医学的局限性、医学的社会功能与儒学经世致用主张的接近和丰富的民间医疗实践等,促使隐士医学家在中医基础理论、临床实践学、药物学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没有隐士医学家的卓越成就,就没有中医药学在古代世界医学领域的领先地位。     

天界与冥界:汉魏晋南北朝死后世界的想象及图像

战国楚墓帛画人物形象兼具巫觋与墓主双重角色,是汉代关于死后世界想象和图像出现的先导。汉墓帛画描绘天象与天府(太一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墓壁画、画像石描绘天象与仙界(西王母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代冥官系统复杂,但缺少冥界图像。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照墙与墓室覆斗顶四坡描绘西王母与东王公共同主宰的天界图像,天象图像较少出现。南北朝时期,孝子高士与渐趋科学的天象认识组成的天界想象出现。对天界的无限向往与对冥界的极端回避是汉魏晋南北朝中国人关于死后世界想象的基本原则。     

寄情林泉：废名小说中隐士原型的变形

本文从“隐士”的现象、内蕴和功能诸方面进行分析 ,认定“隐士”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原型” ,进而论述废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程小林、莫须有先生和陈聋子等都有浓厚的隐逸色彩 ,是废名隐逸人格的外化 ,是隐士原型的变形。     

古代隐逸风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大都有着隐逸情怀,隐逸成为一种历史深厚的文化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人心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抱负得不到施展。古代隐士大多追求避世隐遁,渴望自由恬静的生活。隐逸之风促成了隐士平和的心态和独特的审美体验。正是如此,隐逸对古代山水学、古代环境美学和古代正史隐逸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研究古代隐逸文学有助于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高调隐居的中国悖论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过是隐士们的自欺欺人,从怀抱孔明心态、好走终南捷径的古代隐士,到当下的高调隐居者,均显露出隐的矛盾与虚伪。如果依照最严格的标准,中国并无真隐士。     

中国古代煤矿史的基本脉络和煤炭开发利用的主要特征

中国煤矿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煤矿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先秦时期是煤炭的发现与早期开发利用阶段;西汉至南北朝是煤炭开发利用走向成熟阶段;隋唐至元是煤炭开发利用的普遍发展与长足进步阶段;明清时期是古代煤炭开发利用的鼎盛阶段。这是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利用的基本脉络。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民生日用燃料需求、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政府的监管制度与措施、古代煤业工人付出的重大牺牲和做出的贡献等,都成为影响中国古代煤炭业发展和进步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此外,军队办窑、寺院开矿,煤炭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传统观念和文化习俗以及后期煤窑业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也是研究古代煤业发展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汉简《建武三年候长匡写移燧长病书牒》与干支纪日制度研究

汉代文献《建武三年候长匡写移燧长病书牒》展示了古代牒文种的格式,从中可以了解其演变与古代的于支纪日制度.如汉代牒文既用于下级对上级,也用于民众对官府;三国至南北朝,牒又多由私人、民众上于官府进行诉讼;唐代,将牒文用途局限于下级达于上级;宋元时期,牒这一古老文种出现繁衍、解析;降及明清,分支为上行、平行、下行的牒.而我国古代对干支的系统运用,最后综合发展为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的制度.     

中国祆教画像石在艺术史上的意义

文章讨论了十六国至隋时期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六组祆教画像石,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祭祀类与盟会类.从风格上分析,它们与中国绘画史上的粟特画派和于阗画派有关.中国的礼制艺术,能够吸纳外来的祆教艺术,而这一点,亦反映了中国文明与伊朗文明及中亚文明的互动.     

安静与专注之失

在古代中国，没有体验过精神上的宁静和专注算不得真正的隐士，这些隐士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承载着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权力的传递乃是基于美德和智慧。三世纪皇甫谧《高士传》载：     

论越南胡朝的兴亡和属明时期的若干问题

原陈朝辅国太师胡理元篡夺陈氏权柄而建立胡朝,胡氏为王之后,推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政(如改革朝纲、限制名田、限制蓄奴和奴婢、定税制、发行纸币、统一度量衡等),但新政如昙花一现即告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改革的政治、经济和阶级基础.胡氏得国伊始,多次急欲举兵北侵中国,南伐占城国,使新政权失去国内人士和大明的支持,终于失国.15世纪初,明入越的深刻原因在于胡氏派兵屡次寇边,侵占广西边陲诸地;再者胡氏父子发兵侵掠占城国土,占王一再遣使向明朝求援,明朝被迫出兵入越,以回击胡氏对中、占之入侵.越属明20余载,推行一系列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措施,如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输入汉文化、官复原职、军复原伍、民复旧业、废除胡朝一切苛捐杂税、鳏寡孤独者设养济院收容、凡有德之士均被启用、重定税制、减轻赋税、奖励开垦田粮桑丝、以利生产;设立驿站、发展交通、鼓励中越文化交流、发展汉越文化等.明朝对越南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上述诸事,我国史学界鲜有评述,而近年来某国学者有不实之说,为此,正本清源,勘正讹误,还历史真相.     

南北朝乐府歌辞的发生与流布

南北朝乐府歌辞在中国古代民歌史上具有独特的魅力.论文在参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对比的方法,对南北朝乐府歌辞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意在探讨其各自的源流及在当时的活跃状况.北朝乐府数量较少且音乐承袭前朝,乐器多为中原特色,歌辞基本为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创作;南朝乐府数量繁多,皆由民间徒歌披之管弦进而发展成熟,吴歌、西曲从其发生地吴越和荆楚扩展至朝廷上下.南北朝乐府因其独特的地域特色而影响深远.     

论古代戏曲音乐的形成和民族文化融合

十六国北朝时期,西域各民族部乐进入中原,与中原传统音乐相杂融合,产生了八十四调,为古代戏曲宫调音乐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艺术基础;金元时期,传入中原的胡乐蕃曲,则对古代戏曲独特的音乐风格的形成,发生直接影响。十六国北朝与金元两代,都是古代各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古代戏曲音乐的形成,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     

八至十五世纪的中国与也门

古代中国与也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经贸、政治、文化交往的水平.在8至15世纪,中国、也门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经济领域出现直接的商贸往来.13-15世纪两国互派使节,在文化领域也有较多交流.15世纪中期,主要由于中国海洋政策的变化,两国的直接交往中断.     

《十六国春秋》史料来源述考

在中国古代史的断代研究中,十六国一段最为薄弱。究其原因,这段历史头绪纷综,尤其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往往使学者望而却步。此外,史料缺乏和零散恐怕也是重要因素。 如众所知,最早全面记述十六国这段厉史的当属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一百零二卷。鸿字彦鸾,东清河郁(今山东临朐北)人。北魏名臣崔光之侄。祖崔灵延,宋武帝时任龙骧将军,长广太守。后降北魏。故《十六国春秋》于南方政权不以僭晋、僭宋相称。鸿少时好读书,博综经史。历任中散大夫、司徒长史、齐州大中正等。除《十六国春秋》外,并撰后魏起居注。另有《科录》《崔氏五门家传》等。《魏书》和《史通》论及《十六国春秋》皆有不满意之处,但对其成就均有肯定。而且,后出的《魏书》《修文殿御览》《北     

赵伯泽家族的兴衰和史弥远废立之变——南宋安定郡王赵伯泽及其家族墓志考析

1979年冬,桐乡县新生公社红旗漾大队发现南宋宗室墓群,出土安定郡王赵伯泽及媳胡氏、沈氏、孙希励墓志四方.赵伯泽墓志石质圭形,长77公分,宽56公分.楷书,六一○字.其子赵师边撰并书,俞灏填讳,吴洪刊.胡氏墓志砖质方形,边长34公分.楷书,一八○字.其夫赵师边撰文.沈氏墓志石质长方形,长81公分,宽53公分.楷书,尚存三四七字.其孙赵与梫撰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