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证据开示是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和概念.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引进了对抗制的庭审机制,但是与对抗制相配套的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没有建立.本文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证据开示的一般法理以及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设置进行探讨,力求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构探索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新的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改革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因而也必将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有所助益.     

对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发展方向的思考

抗辩式审判方式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这也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法律规定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充分的阅卷权,这表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设立证据开示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从律师的辩护职能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具有控制辩制的特点。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受到制度和现实的许多制约,造成了“控”“辩”职能的失衡,有碍司法公正。改变这种现状的办法之一就量实行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本文以律师辩护职能为切入点,提出应当建立双向的、全面的、具有严格程序规定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以保证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     

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或检察方式仍是比较典型的职权主义模式,职权主义侦查垄断与当事人主义控辩或庭审方式存在较多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了解和证据掌握的极不平衡,阻碍了辩护职能的充分行使和控辩相互对抗,最终使对抗制庭审方式流于形式.证据开示制度是一种补救,使在庭审中控辩职能得以平衡,改变被告人的不利境地.     

关于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定证据开示制度.本文就我国刑事证据开示的立法缺失及其负面影响作粗浅探讨,认为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必要,并就如何建立提出几点建议,以助于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和有益于刑事诉讼实践.     

刑事公诉案件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公诉案件中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故意隐瞒重要证据 ,在庭审时突然袭击对方 ,使对方不得不申请法庭延期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这种做法在我国的法律上又是合法的。但我国目前的这种立法体例又与我们要求提高庭审效率 ,排除法官预断 ,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庭审改革目标相违背。在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 ,如英国、美国和香港地区 ,以及大陆法系的日本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却是不允许一方利用隐藏的证据突然袭击对方 ,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立法上都有一套完整的证据开示制度 ,这种证据开示制度确实也起到了提高庭审效率、排除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诉讼基本原则的作用。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 ,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 ,赋予控辩双方庭审前的知情权 ,禁止庭审中的突袭 ,以实现提高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的庭审效率、防止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诉讼基本原则的庭审改革目标     

引进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之我见

刑事证据开示是起源于英美法系的一种证据制度,由于其能够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优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刑事诉讼程序中予以适用。中国在1996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虽引入了对抗制诉讼机制,但证据开示制度作为对抗制诉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却没有被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引进,因而我国整体诉讼模式仍然没有脱离职权主义色彩。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中淡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引进证据开示制度是当务之急。     

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的基本内涵是庭审前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证据信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审问制转为对抗制,而庭审前的证据开示程序在对抗制的庭审方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诉讼价值。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确立这一制度,仅有个别条款的内容符合证据开示的某些特征。因此,亟需完善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司法机关的实务操作,争取早日建立起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是控辩制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是审判公正和效率的基本保证。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也有利于律师发挥辩护职能,有利于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从而提高审判质量。公正与效率、依法开示、双向开示、公共利益豁免是证据开示应遵循的原则。     

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先悉制度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广义辩护方及特殊形式的证据先悉的重新思考,结合现行立法及实施情况,提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原因进行不同层次的分析,最终提出赋予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时律师在场权,扩大审查起诉阶段辩方证据知悉的范围,建立庭前证据开示②程序及对《刑事诉讼法》第37条进行修改等立法建议。     

程序公正的视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之重构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条件.作为控辩式刑事诉讼基本制度之一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其制度设置理应符合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证据展示制度:将辩护方纳入证据展示主体范围,坚持正面展示,确立违反展示义务的法律责任.同时在证据展示的模式选择中应实行"立审分离"的模式.     

论我国40年来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

历经40年发展,我国的刑事司法取得重大进步,最重要的是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关键是不同时期立法价值追求的与时俱进和伴随时离时合的实践。1979年起我国刑事司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追求裹挟于打击犯罪之中的真实再现,注重实体公正。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程序公正开始制度化,但实践效果不理想。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1996年程序公正制度化的再推进,是在人权保障层面上的新展开,但办案人员在某些个案中基于法外利益考虑而置程序公正于不顾的做法仍在延续。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有对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的促进,也有对反腐败法治化的呼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在既往基础上继续拓展,最终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司法的公信力,在立法推进、司法能动、当事人参与和民众关注下,要把人权保障、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整合到中国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与司法权威的自觉彰显之中。     

完善庭前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的建议

举证制度关乎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高效与否 ,庭前证据交换是举证制度的关键环节。针对我国现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存在的不足与纰漏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从审判实务的角度阐述了完善证据交换制度的一些设想。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法中证据采证规则,尤其是非法证据采证规则的修改是新一届全国人大5年立法规划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内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确立为审判机关对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以及除不利维护国家安全、社会重大利益等的实物证据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完善宪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问题的法理学思考

公正与效率是一对既相互协调又存在矛盾的法律价值形式。公正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不能因为追求效率而牺牲公正;但是,正如法谚所说,"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所以,在追求公正、正义的同时,必须讲求效率;而在我们努力节约和更好的利用司法资源的同时,也决不能以公正价值的牺牲作为实现效率的代价。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亦不能忽略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冲突与协调问题。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能有所偏废。     

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思考

行政执法证据是刑事证据的重要来源,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进入刑事司法阶段后,基于部分客观证据难以重复收集、刑事专业性限制和刑事诉讼效率的要求,进行两种证据的转换是很有必要的,而形式和采用标准上的趋同性以及立法探索和地方实践经验不断成熟也使两种证据转换现实可行。但是,由于两种证据的转换受制度构件缺陷和实践操作短板等原因制约,导致现行证据转换出现效率不高、以罚代刑等弊端。应通过明确行政证据收集主体、统一收集标准,健全证据移送机制,完善法律规范,强化检察监督等措施,逐步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