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评述——现状、问题与发展方向

在新时代,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治理工具。它旨在确保重大决策、政策、改革措施、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等在制定、实施或审批审核前,能够充分考虑其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和预案。经梳理考察近年来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领域的文献,发现已有的研究较少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且缺少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对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过程的研究显得不足;同时,目前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领域开始出现大数据运用、公共政策实施、风险复合性影响和制度建设的研究热点。今后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风险调查、风险因素识别以及风险防范和应对措施等方面,同时应着力在效果评估、理论体系建设、国际经验和跨学科合作等方面推进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向纵深发展。     

社会风险对中国公共政策系统的影响与对策

社会风险是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议题。就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频发的社会风险使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从公共政策学科视野来看,社会风险对中国公共政策系统的治理能力、议题范围、议程边界、思维范式等构成了直接影响。为此,要有效应对和治理社会风险,中国公共政策主体需要强化风险意识、拓展治理思维、实施追踪决策。     

公共政策社会心理逆效应原理——基于心理控制逆效应理论视角

尽管我国公共政策研究面临的任务艰巨而复杂,但是研究公共政策社会心理逆效应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从而科学防范或修复公共政策社会心理逆效应,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政策理论研究现实而迫切的需要。本文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实施和完善的实践出发,以心理控制逆效应理论和公共政策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公共政策社会心理逆效应构念,然后对公共政策社会心理逆效应的形成机制、主要变量、心理负荷等基本内容进行系统分析,最后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设计公共政策社会心理逆效应的关键变量测量指标,初步阐述了公共政策社会心理逆效应理论提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为公共政策社会心理逆效应原理和实证分析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已经兴起并且迅速成长壮大。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不仅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执行方式、执行监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公民社会在影响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可以通过构建多中心公共政策执行网络实现公民社会对公共政策执行影响的有效性。     

风险社会中应对危机的公共政策的系统建构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风险社会中的现代危机具有与传统危机不同的特点,而我国的公共政策面对现代危机却存在诸多问题,必须构建包括预警政策、应对政策、恢复政策、保障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系统,才能有效抵御各种现代危机带来的风险.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重大项目工程在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现代化进程中酝酿着冲突和不稳定性,使其愈发显现出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风险源头性。因此,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应用于重大项目工程建设进程中有着重大的意义。目前我国的风险评估技术发展尚不成熟,在开展评估工作中存在许多的问题。需要探讨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定的思路和对策;     

论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塑造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公共管理形象,就必须确保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克服传统的“士人进主”、“辅佐明君”的议政参政的模式,从而保障公共决策权的有效运用,制约和防止公共决策权的滥用。建国5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正确的公共政策,可以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公共政策出现的种种失误,又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顺利发展产生了消极的作用,使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严重地侵蚀和破坏了政府的公共管理形象。为此,研究公共政策活动的规律,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是提高我国政府对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宏观管理水平,重塑高效廉洁的政府公共管理形象的迫切要求。     

论公共政策道德评价的内在动因及其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的手段,对于推动社会道德进步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当前,面临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公共政策进行道德评价是不断完善和健全公共政策过程的客观需要。制度伦理作为公共政策道德评价的理论基点,是公共政策道德评价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体现。坚持公共政策道德评价的公平正义、权威性、公共参与等基本原则,不断探究公共政策道德评价的路径选择,是切实增强公共政策的社会道德效应的有效着力点。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过度偏离”现象探析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功能出现了障碍,尤其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政策执行活动不当甚至非法“偏离”政策目标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本文在假定我国政府的决策是合法正确的前提下,主要探讨当前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过度偏离”政策目标,进而导致不当甚至非法的政策执行现象,从公共政策的决策体系、执行主体、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适度参与分析

随着我国的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政策参与日益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度十分低,这也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科学性,也会造成政策腐败和政策的执行困难。因此学术界就提出要大力加强公民的政策参与,但是,过度的参与也会影响公共政策的效率,增加公共政策的制定成本,影响公共政策的权威,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乱。所以,公民的适度参与才是目前最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政治民主的发展状况的最佳选择。     

风险沟通视角下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公众参与研究

风险沟通作为一种随着风险社会发展出来的治理工具,是风险社会里人们应对风险的有益方式,也成为多元主体进行社会治理、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有效手段.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参与,公众参与政策风险评估的过程亦离不开对风险问题的沟通.在分析程式化的风险评估机制给我国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所带来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加强风险信息的交流与整合、社会参与渠道的建设与拓展、政策风险议题的管理、整体风险评估框架的构建等方面来促进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的公众参与,使整个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能够更加科学.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风险来源的实证研究--基于行政法学研究视角的考察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着诸多风险,而对风险的认知是政府进行风险规制的前提条件。风险认知模式具有多样性,"三主体、四阶段"模式则是行政法视角中的风险认知方式。基于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实践,以政府、特许经营者和公众(消费者)三方主体为观察对象,可以系统揭示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授予期、建设期、经营期和移交期存在的各种风险。总体来说,我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期间存在的风险源主要包括意识风险、政策风险、制度风险、市场风险和不可抗力等外力风险五种基本类型。     

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理论、实践与构想

“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再次警示人们,当今世界仍处在风险社会,重大风险的客观存在难以避免。但是,有风险的存在未必一定导致危机的发生,风险与危机处在一个连续体上的不同阶段。无论是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的致灾机理分析,还是从“新冠”疫情风险防控的实践考察都充分证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是可以治理和防控的。构建系统、科学的风险治理机制是实现对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的关键。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包括风险评估机制、研判机制、决策机制和防控机制。     

政策决策过程的社会稳定风险识别研究

中国面临着不断升级的社会性冲突风险,而政策决策和行为成为冲突风险的主要来源.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是一个利益分配和协调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和困难,一旦出现不协调和不平衡现象,就会出现风险.显然,识别政策决策过程的风险至关重要.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识别模型,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阐释利益群体引发风险的行动逻辑,将有助于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围绕利益群体的价值观、决策属性、决策资源、执行制度进行风险识别,不断提高决策质量.     

公共性视角下的大众传媒与政策论辩——以《南方周末》关于医疗事故处理政策的论辩为例

从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概念出发,以《南方周末》关于医疗事故处理政策论辩为案例,对大众传媒及公共政策之公共性问题进行考察。在该大众传媒个案中,传媒的公共性得以很好彰显。而在该公共政策个案中,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也充分显现。本个案的剖析,可以为当前中国大众传媒、公共政策之公共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微观视角。     

论当代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取向、界说与评价途径

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经历了效率至上的传统公共行政决策时期、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决策时期和市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政策时期.上述各时期的公共政策价值目标囿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均未能科学地反映并解释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对当代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考察任务,就是要透过复杂的政策现象,超越具体的决策过程,于其中提炼旨在主导一切政策与决策的基本理念.基于公共政策的本质和特征,基于社会发展的态势与规律,当代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取向,只能是社会属性与利益属性交融统合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实现有赖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与运行机制的变革.公共利益的评价及其标准则无疑是当代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现实回应.     

基于“价值链-政策工具”框架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分析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矛盾的凸显,如何通过政策优化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通过建构“价值链-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选择近10年中央层面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试图揭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工具的运行规律及其偏好,并提出政策路径优化建议。研究表明：在政策工具使用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存在内部比例不均衡或不足情形,偏向于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比重较低;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政府负责,市场配置、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等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格局尚未形成。为此,应提升政策工具使用的均衡性,完善政策监督评价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市场、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寿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寿险公司在试水养老地产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风险,不仅制约着养老地产行业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解决中国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产业供给短缺的问题。因此,建立科学的风险指标体系对养老地产投资风险进行定量评价,既能让养老地产的投资者及时进行风险识别及风险管理,又能促进中国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量化分析寿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的风险,选取5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构建寿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作为评判的标准,构建出寿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风险综合评价模型,并以HZ寿险公司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寿险公司在投资养老地产过程中面临政策、市场、经济、筹划、运营5个方面的风险因素;HZ寿险公司的养老地产项目总体风险偏高,但总体风险偏向于一般风险水平,因此合适进行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与投资;从单因素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政策风险”“有效需求不足风险”“管理与服务风险”风险级别较高,是寿险公司在今后投资养老地产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