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与变形：建本《水浒传》插图之于文本的接受

建本《水浒传》插图的模式化、表意性特征源于绘工对戏曲表演程式化之借鉴。建本《水浒传》插图的程式化特征隐含着文本的价值判断,下层绘工、刻工对于文本的误读等使文本产生了增殖;而建本插图不分场合的礼节化、梁山好汉的普遍的"儒士化",与建阳地区深厚的理学底蕴密不可分。     

明清《西游记》插图动植物意象研究

明清《西游记》插图中动植物意象的符号化,是绘工对文字意图之接受和再造的体现。插图作为民俗画的一种,受到文人画由上而下的渗透和影响。杨闽斋本等插图中的动物意象呈现出省略与符号化特征,而于世德堂本、李卓吾评本和杨东来评本插图出现的植物意象中,"松""柳"对于文本意义的丰富,以及绘工对"竹""芭蕉"的"隐喻"接受与再造,对原著造成了多义化解读。而"梅""燕"等意象在插图中的作用体现为装饰功能,是小说插图受戏曲影响、进行模式化创作的一种表现。     

海派插图的现代性

海派插图是对海派小说中所描写的社会生活的图解与艺术表现。海派插图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中国开现代性风气之先。海派插图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反映,体现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渴求;海派插图对人体的表现,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人体审美。     

服装·故事

正衣冠之初人类早期服饰究竟是什么样?它的真实面貌对于我们来说,至今仍没有定论。战国诗人屈原笔下曾有许多生动的形象。《九歌》之一的《山鬼》便有:"若有女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披石兰兮带杜蘅"的句子,生动的描绘出一幅以树叶蔓草遮体的早期服饰形象。     

想象的异域和世俗的奥义——日本浮世绘插图与《西游记》的接受

中国通俗戏曲小说插图深刻影响了浮世绘,浮世绘《西游记》插图在和式世俗化、幻想具象化上的努力,使精心翻译制作的《绘本西游记》更易为江户时期的日本民众所接受。浮世绘画师对异域的想象,在插图中仪礼、衣冠、相貌等和汉兼容的样式上,体现了江户民众对中国唐代的理解;对《西游记》中妖怪的形象、奇幻的场景等作精心的描摹,又满足了江户时期民众热衷于妖怪的心理,对感官刺激的诉求以及对人间场景奥义的探求。其艺术处理与接受方式,体现了日本市井的观念。     

《儿女英雄传》中的男子服饰形象

小说《儿女英雄传》服饰描写丰富,写实程度较高,本文撷取并解读了其中的典型男子服饰形象,可弥补清代服饰实物研究在衣服搭配、穿着方式和穿着场合上的不足,并对其他学者相关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了讨论和订正。     

浅谈绘本图画的连贯性与讲述性

图书绘本是用图画与文字共同叙述同一个故事,表达特定主题和情感的图书形式。读者通过绘本可以从画面中阅读出许多文字并没有讲述或者涉及到的内容与情节。在绘本中,图与文字同样具有讲述性,而且其"讲述"出来的情节相比文字更为直观,更加形象化;绘本中的图画并不是一张张单独的图画,而是连贯着的,它们一幅幅连贯起来叙述一个故事。而普通书籍的插图,是不强调图画的衔接与讲述的。因此,连续性与讲述性是绘本图画所必有的特性。     

唐朝女子襦裙服之演变考

上着襦衣,下穿长裙,外配披帛,另套半臂,这种襦裙服是唐朝女子的主要服饰,在唐两百多年的历史中,襦裙服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了很多演变.襦服袖子由窄而宽,领口由高变低,装饰由简到繁;裙子初唐简单平直,简洁干练,盛唐逐渐雍容华贵,肥阔飘逸,晚唐宽阔风气更甚,近乎怪诞;半臂在初唐时极为盛行,中唐以后较为少见;披帛则盛行整个唐朝,但不同时期亦有不同特点.唐襦裙服之演变是唐朝社会变化的必然反映,背后展现的是唐朝由节俭勤勉到富强奢华的历史.     

从历史看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车骑武器插图——以人教版、苏教版和北师大版为例

中国古代的车可分为独辀车和双辕车两种类型,战国以前的车均为独辀车。我国小学语文教材中反映战国以前史实的部分插图,误将独辀车绘为双辕车,误将战车部队绘为骑兵部队。秦代时出现了最原始的鞍垫,西汉晚期逐渐演化为凹形马鞍,两晋南北朝时又演化为高桥马鞍。随着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镫、障泥等其他马具先后问世。小学语文教材中所绘秦汉以前的部分骑马图,误绘有马镫、鞍鞯、障泥等马具。中国古代的主要冷兵器有弓弩、戈、矛、戟、枪、剑、刀等,小学语文教材中,部分插图所绘的戟、剑、刀等武器有误。     

《诗·邶风·匏有苦叶》“浅则揭”释义辨正——与陆忠发先生商榷

《诗.邶风.匏有苦叶》:"深则厉,浅则揭",毛亨训"褰衣也",《尔雅》训"揭衣也","繇膝以下为揭",都是正确的解释。陆忠发将"揭"理解为"脱下裳"或"脱下衣服举于手上",既不符合古代的服饰习俗与渡河方式,也不符合古代汉语的词义系统,因而是错误的。     

“对照”:张爱玲“穿”与“写”的互映

从"穿"衣到"写"衣,张爱玲与服饰的关系由身体滑移至文字,成为她本人生存体系和生命图景不可或缺的两个元素。散见于张爱玲创作中的服饰书写,表明其对衣服的迷恋已然超越了一般女性的物质装饰意义,这些文字既有个人的生存智慧,也蕴含着人类普遍的生存哲学。她的小说艺术又是其服饰理论的美学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她的服饰美学与小说美学"互相发明",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

孙温绘全本《红楼梦》着力于大背景下整体画面的描绘,注重剧情的连贯性,讲究以故事情节的铺叙取胜,服饰秀雅工整,润泽明丽,涉及人物全面。而以改费派为代表的晚清《红楼梦》绘本和以戴敦邦为代表的当代《红楼梦》绘本则是侧重描绘故事剧情的精采片段,在画面形式和内容上与孙温绘本存在着明显差异。     

插图——必须自觉用好的课程资源

插图,以其鲜活的形象画面在阅读教材中占有较大篇幅,是阅读教材的构成要素.它反映了特定的语言文字内涵,凝聚着原创者的精心创作,体现了编者的匠心安排.也是学生亲近文本,走进文本的重要载体,更是教师教学富有价值的现成资源.从实际教学现状来看,在插图资源运用上存在着一定误区,体现在"三重三轻":一是重语言文字轻插图利用.以为阅读文字是主要,看不看图无所谓,置插图于不顾,殊不知插图作用是文字所不及的.二是重动感媒体轻静态插图.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插图与电影改编的对照关系

张爱玲的小说在新的媒体时代下,具有鲜明的"语—图"关系,其表现形态主要是静态层面的手绘插图和电影改编中的动态影像,两者都是对小说本身的再解读,因是以共同的文本为底本,两者也存在着隐形的内在联系,影像化中的服饰话语、色彩运用、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电影的立意指向都与插图和文本形成一一对照。张爱玲小说中的"语—图"现象出现在文学与图像相争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如何使小说与电影改编之间的缝隙有序和谐的发展,成为值得关注的话题。     

论宋代服饰文化的儒雅化趋向

以往的服饰史论者过多地强调宋代服饰的保守和封闭,其实,儒雅化才是宋代服饰最重要的特征.在宋代,无论士庶服饰还是军戎服饰,都具有明显的儒雅化趋向.宋代服饰文化之所以走向儒雅化,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关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不仅提高了文臣地位,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普及,这是宋代服饰文化趋向儒雅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原因.二是儒学的复兴和理学的构建是宋代服饰文化儒雅化的深刻社会思想和道德原因.宋代服饰文化儒雅化不仅是对唐代开放、热烈、张扬的服饰风尚的一种革新,而且对后世尤其是明代服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有着一种极其深刻的影响.     

说“被”与“披”

披衣服的“披”,如果学生写成“被”,老师是一定要加以纠正的。但是清朝文字学家徐灏说:“披衣之‘披’,乃‘被’之假借。”按照他的说法,“披衣”倒应写成“被衣”,才是正字。他说得对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被”与“披”的本义说起。《说文解宇》衣部:“被,寝衣,长一身有半,从衣皮身。”《论语·乡党》:“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孔安国解释说:“今之被也”。郑玄注:“今小卧被是也。”《楚辞、招魂》:“翡翠珠被。”王逸注:“被,衾也。”由此看来,“被”     

文艺鉴赏散论

文艺赏鉴是人们特有的一种审美活动。构成这种活动的条件有二:一是客观,一是主观。客观条件是文艺作品,即鉴赏对象;主观条件是鉴赏者的思维能力,主要是形象思维的能力。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作者的情通过形象和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出来;鉴赏者又从这种形象和形象化的语言中接受感染。这一看法不但是一般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通常鉴赏论者的套语,致使人们司空见惯,彼此相因,不再对它作深一层的研究。其实,不仅“缀文者”“情动”而后究竟如何“辞发”,有待于继续探讨;同时,“观文者”“披文”之时到底怎样“入情”,也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下面,我想着重就后一点谈些粗浅的看法。     

明代木刻书籍版画艺术

中国古代木刻版画是一种"复制木刻版画",是对国画中线描和水墨的复制。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大多是以书籍插图的形式出现。明代是中国古代版画插图史上承前启后的时代,明代木刻书籍版画大量出现,题材广泛,刻印精湛,争奇斗艳,达到了中国传统木刻版画艺术的巅峰。其中,福建建阳版画多出自民间工匠,镌刻质朴;南京金陵版画以戏曲小说为主,或粗犷豪放、或工雅秀丽,风采迥异;杭州武林版画题材开阔,刻制精美;安徽徽州版画富丽精工,典雅静穆。对于明代木刻版画,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关注以梓行地来划分区域性的版画风格,并特别强调徽派艺术风格在晚明时期的大一统格局,使得几乎全部晚明时期江浙地区的版画,无论是怎样的面貌,都可以被认定是徽派版画。而版画风格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无论是绘图者师承的风格,还是雕版者在雕刻时所创出的风格,都可能对版画的呈现有所影响。作为版画创作者的画师与刻工,在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绘画者的画风决定着版画风格。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以艺术特征之不同将晚明时期版画插图归类为质朴派、雄劲派、婉约派的新方法,有利于对中国古版画插图史的梳理与研究。明代木刻版画的构图沿用中国传统绘画散点透视法,与西方的铜版画在形式风格和绘刻技艺方面都不一样。晚明时期,一些画家开始学习西方绘画表现远近和阴影的方法,掌握了透视和明暗画法,于是在明代木刻版画领域也出现了西方艺术的透视和投影技巧,这可能是用中国古代木版画手段模仿铜版画而留下的。因为,在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要分发大量的圣像、纪念章和带有插图的书籍,由于从欧洲运来的数量不多,只能找当地刻工用木版印制。当时用于传教的木版画印刷品已不可得见,只留存下为数极少的用中国古代传统木版画手段模仿铜版画的作品。西方艺术的透视法对我国传统版画的影响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基于儿童视角的幼儿绘本选择偏好研究

从儿童视角出发,通过马赛克的方法倾听山西某幼儿园大、中、小班幼儿对绘本选择时的意见,运用NVivo12定性分析软件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研究发现:幼儿对绘本的偏好主要受内部体验、情节、自身兴趣与经验以及角色形象等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绘本的封面和题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幼儿对绘本的态度,而艺术风格、造型、图画技法、开本对幼儿绘本选择的影响较低。最后对幼儿绘本选择偏好的总体特点以及“儿童参与”的困境进行了分析讨论,并从绘本的创作者和传递者两个不同的主体提出可能的突破策略:绘本创作者:倾听幼儿的声音,理解幼儿的需求;绘本传递者:重视幼儿的参与,构建发展共同体。     

论改琦《红楼梦图咏》

小说插图兴起于宋元，鼎盛于明代，在清末走向衰落。伴随着小说《红楼梦》而创作的清代《红楼梦》插图现存五十多种，独以改琦所绘的《红楼梦图咏》为《红楼梦》绣像插图中流传最广、艺术价值最高。从其艺术特点以及描绘的人物形象与景物环境等可以看出画家精妙的绘画技能，并有助于对小说人物风貌和命运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