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治理视角下的公民参与研究

从古希腊到当今社会,公民参与是国家走向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公民进入公共生活领域、参与治理、对那些关系他们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基本途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公民参与运动不断走强,"强势民主"、"公民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兴起,强调公民回应度的今天,公民参与质量与公共行政质量协调问题困扰着许多人,本文在公民治理视角下,试图通过对公民与行政官员角色的梳理,找出如何把握公民有序、有效参与的途径.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民素质的三重要求探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确立,指明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公民作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主体,理应承担起治理现代化的重任。社会治理与协商民主制度的推进,要求给予公民更多在公共场合进行商议的空间,从而使公民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必须从社会互动的角度培育出符合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成熟的公民素质,真正发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在社会治理活动中,从公民与国家、公民与社会及公民与公民的关系层面建构社会治理体系中公民素质的应然状态,有助于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治理事业。通过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组织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合作,能够促使公民用符合民主法治程序的方式实现个人需求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在善治中形成公共性的累积,在社会和历史中实现公民主体性。     

后现代公共行政视阈下的多元协同治理研究

公民参与是改善政府执政能力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随着后现代社会到来,政府治理更加注重对话与服务,而不是被动回应和管理。在中国,新技术日益普及,互联网、智能终端等新媒介的快速发展促使公民更加方便快速地通过"话语指向"和表达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因此,在当前研究后现代公共行政视阈下的公民参与,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公民参与的内涵及其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撑,从而走向多元协同治理。     

论软法精神与软法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耦合

软法的兴起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当传统法治范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之时,软法却能在第一时间内对新兴社会领域做出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复杂的政治工程和政治实践,离不开软法精神及软法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系建构中,软法精神应该从文化维度、内生维度、外在维度三个层面上得以呈现。通过软法治理,能够整合三重动力,凸显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激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热情,彰显改革与创新的政治勇气。在软法参与国家治理的具体机制上,可以从立法、司法、执法等多个层面进行体系设计与制度创新。     

善治理念下的公务员学习能力建设

善治,即善于治理,犹善政,是国家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善治有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有效等特点。善治理念下的政府治理,是政府运用政府权力和管理方法,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有效管理社会的治理。     

制度如何运转:“关键少数”与政策落地

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要务是依赖制度推进国家各项政策的决策化、具体化落地。然而,制度本身也是决策的内容之一,是文本规范;制度的运转,包含政策的落地过程。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过程也就意味着制度的运转。而如何让每一项政策都得到决策化贯彻执行,关键在人;制度是必要因素,但最终决定因素是决策者——核心行动者及其组织根据客观规律和主客观需求能动地构建系统的制度并付诸实施。中国国家治理活动中的核心行动主体是从中央至地方的各级各门类决策中枢:政治中枢、地方决策中枢、部门决策中枢等。作为"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主导着各领域各层面的决策与执行活动。制度的运转,主抓手在于"关键少数"。     

善治理念下的公务员学习能力建设

善治,即善于治理,犹善政,是国家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善治有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有效等特点.善治理念下的政府治理,是政府运用政府权力和管理方法,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有效管理社会的治理.     

公民社会理论对我国社会治理的作用分析

作为一种以国家权力形态为主要关注对象的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成为了西方社会中比较热门的学术话题之一,在进入中国后,引起了学者的高度重视,并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分析,找出公民社会理论在我国的理论以及实践意义。公民社会的基本主张使得我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应该遵循以下三点: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纽带作用,借助公民社会完善政府社会治理,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环境。     

社会管理创新:一种制度分析的路径

对于社会管理创新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目前的关注点大多集中于国家政策、法治等正式制度层面上,而对社会力量及其非正式制度约束却轻描淡写。制度学派建构的由正式制度到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路径,对于目前的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基本的指导意义。以此观察,西方国家对社会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以交错使用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再到二者兼容并举为特色。非正式制度在我国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依次呈现出新生与依附、阵痛与抗争、蓄势与回应的运行特征。如何实现制度的配合与协同,发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各自优势,将是和谐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一个全新命题,是社会管理创新中须着力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从公民社会理论角度看中国NGO对中国政府治理的促进作用

公民社会理论发端于古希腊时期,当时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融为一体,到了黑格尔才正式承认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界,只是地位上后者要高于前者;到了现代国家时期,出现了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三分法,从而衍生出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公民社会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当代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帮手,更是政府自身治理的监督主体。非政府组织自身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建设,才能在公民社会中扮演好合适的角色,也才能发挥好政府治理的合作者的作用,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和国家的治理环境。     

公司治理策略对政府权责调控规制的借鉴——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起源于公司治理研究领域内的委托代理理论能够清晰地阐明企业股东(委托人)与经理层(代理人)之间的权利和责任界限及其冲突,并通过多种激励与监督措施促使代理人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以缓解代理冲突.与公司治理相比,公共治理尽管在权力运行、利益分配、组织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仍存在共通之处,委托代理理论能够解释政府权责形成机制,借鉴公司治理策略能够有效协调政府管理中的目标利益冲突问题,有利于形成权责一致、运转高效的政府管理体系.     

比较分析“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都是世界各国政府在新的世纪,寻找取代已经暴露出种种不适应性的传统行政模式的新范式,所进行的积极思考和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但是二者虽初衷一致却有本质的不同,本文对他们的核心主张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是二者区别在理论基础、主导理性、对公共利益的理解上、对公民的回应态度上、对政府的责任和实现途径方面的理解、以及各自假定的组织结构等方面。     

简论宪政精神与公民社会的转型

公民概念是公民社会的特有概念,它界定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平等、自由的关系,揭示了公民的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本源性。公民社会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并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公私法的划分对宪政具有重要的意义,私法是公民社会的基本规则。我国宪政建设应当以公民社会的建构为起点,将经验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结合,并以经验理性为重点。公民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主要包括私人领域、社会组织、公共领域、社会运动等。宪政主义又称立宪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种主张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或理念。这种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良好的制度转型需要宪政制度予以保障,而宪政制度的形成依赖于宪政精神的培育。     

元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社会治理主体结构及多元主体角色定位研究

元治理理论认为"一主多元"的主体结构是适合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转型和发展时期的结构。元治理理论主张由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单元组成主体结构;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担任元治理角色,与多元主体处于平等地位,只是各自的职能不同;注重多元主体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元治理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充当元治理者角色,社会组织充当协调者角色,公民充当践行者角色。     

被动还是主动的社会行动者?——中国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性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社会新兴力量的民营企业如何能够有序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制度理论研究新进展发现,在面对制度压力时,组织不只是制度环境的被动遵从和接受者,因其主观能动性还具有对制度环境的反塑作用。目前这方面研究大都认为企业家影响政策过程以"非制度化"和"非组织化"方式为主,而文章基于2002~2010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的研究发现,企业家已经开始有效运用"制度化"和"组织化"方式(工商联、行业协会和企业内部基层党组织),协助执政党共同推动营商环境改善和市场化改革,这一共建共治共享进程。     

有限政府的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正>在当前治理视域之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各司其职,既相互独立、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成功的治理需要三者共同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在多部门治理中,每个部门都活跃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但不减损政府作为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政府在三边结构中负责社会秩序的部分。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整合多元分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促成改革共识的形成,这就要求在治理现代化中不断提升政府能力。     

回应性的“动员式治理”与基层纠纷解决

本文从组织的角度,探讨政党在基层纠纷解决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四种理论观点,即转型社会中政党在化解纠纷的过程中会出现组织失灵的现象,即政党失灵是因为没有竞争性的政党体制、组织的寡头化和腐化、组织内部上下级的利益割据、组织对于基层控制的衰弱。与这些观点相反,本文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开展"动员式治理"的方式来化解基层的纠纷。地方党组织通过组织,动员党员干部积极地将民众的利益诉求纳入"动员式治理"中,在化解基层纠纷的同时,也提高了政党对于民众利益诉求的回应性。     

“行高人非”:旁观者不道德侵害“好公民”的原因及其机制探析

组织公民行为是组织成功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以"好公民"为视角,探讨了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与后果,至今少见从第三方(旁观者)视角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对旁观者而言,他们可能对"好公民"的组织公民行为本身、动机以及结果形成负面认知,因而可能做出伤害"好公民"的不道德行为。为系统探讨组织公民行为的这种不道德旁观者效应及其机制,本研究提出了在"认知-情感-行为"框架下研究"旁观者不道德侵害好公民"之问题的新思路,分别依据社会比较理论、情感事件理论以及归因理论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和过程机制。这一前瞻性的探索工作,不仅剖析了旁观者为什么以及如何对"好公民"做出不道德行为,而且也为研究"组织公民行为的黑暗面"探究了一种新的可能方向,推动了组织公民行为的理论发展和创新。     

社会区域治理与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公民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完善社会区域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本文客观考察了区域公民社会组织的缘起及意义,深入分析我国区域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区域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更好地发挥公民社会组织在社会区域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

正既有研究在讨论当代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时,普遍忽略了行政体系内部运作逻辑对社会组织发展的作用。聚焦不同层级政府治理机制间的互动及其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发现,当上下级行政部门以"层层发包"模式运行时,基层政府更多地会在权衡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功能与潜在治理风险后设计相应制度安排,并形成鼓励发展或风险控制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