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与现代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制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一些国家的刑诉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律制度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亲属免证制度,有益于关照传统,维护亲情,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亲亲相为隐”制度的法律价值分析

我国传统法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亲不为证",又称"亲亲相为隐"。这一制度虽在建国初期被废止了,但是这种容隐制度仍存在其合理价值。本文探讨和分析了容隐制的合理因素,对亲亲相为隐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价值分析,对我国现行的亲人为证制度进行了理性反思,并提出了改进思路。     

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价值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和伦理原则,在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主要是由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决定的。该制度从自然伦理层面看,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从社会伦理层面看,体现了经权相济的思想。亲亲相隐制度对我国建立现代的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论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刑事立法价值

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产生及发展有经济、伦理、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根源。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进行理性分析，“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其独特的刑事立法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刑事法制中适当引入“亲亲相隐”制度，这既是继承我国法制传统中相隐制度的合理成分，也符合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先秦儒家“亲亲相隐”原则的实质及其法伦理意义

在古代中国,亲亲相隐原则萌芽于先秦儒家。作为一种法律思想,亲亲相隐原则最能反映儒家“亲亲尊尊”的伦理实质,其实质是一种“权”,其目的是一种给以血缘亲情一定的自由空间,将一定范围内的法律权力授权给家庭。从法伦理意义上说,亲亲相隐原则是儒家仁爱精神在外扩展过程与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的一种选择。同叶,也赋予法律一定期待可能性,即在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中给予血缘亲情一定的自由空间,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且可以软化国家法律的残酷性。     

“亲亲相隐”与现代容隐制度

文章通过对"亲亲相隐"原则历史嬗变的考察,提出"亲亲相隐"原则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亲亲相隐"不仅符合现代刑事法的谦抑主义思想,而且体现了现代刑事法保障人权价值追求,在现代设立这一制度也有其现实可行性,最后,提出了在我国构建现代容隐制度的一些建议.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浅析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对古代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很大影响。本文着重分析了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法律价值和伦理价值，以期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服务。     

重新审视亲亲相隐制度

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源于儒家思想,其合理性基础是人性的根本需求,当行为人面临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冲突时,法律是不能强人所难的。顺应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之需要,解读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价值蕴涵,并借鉴国外刑事法的相关规定,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亲亲相隐制度的批判与借鉴

“亲亲相隐”是我国传统法律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我国法律中存续两千多年。作为我国封建法制的一部分,亲亲相隐有其固有缺陷,但也有合理性,我过现行立法将其全盘抛弃是偏颇的,应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借鉴。     

论刑法“报应限制功利”原则在配刑中的实现--“点刑罚”理论之提倡

刑法中的"报应限制功利"原则,其内涵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的责任原则的意义相近,因其重视对人权的保障而符合现代法治国家基本精神。但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运作过程中,各国通行的做法与这一原则尚存一定差距,甚至常常与之发生背离。要使"报应限制功利"原则在配刑过程中贯彻始终,关键在于坚持"点刑罚"理论。     

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模式:"教育反贫困"

西部贫困地区是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反贫战略的重点和难点地区。深入研究西部反贫困,将进一步丰富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更深刻地认识反贫困的规律,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反贫困的实践。西部“教育反贫困”战略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教育反贫困”战略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阶段、重点和难点、措施。     

“法治—守法”公民道德建设新模式

公民道德建设要靠法律 ,守法是公民基本规范。通过分析“法治—守法”公民道德建设新模式及其理论和实践依据 ,指出以“法治—守法”为依托的公民道德建设不仅具有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模式而且获得了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公民自由守法精神、利导式激励机制等丰富内涵。“法治—守法”与公民道德建设 ,殊途同归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论杜佑的《通典·兵典》

杜佑的《通典·兵典》以《孙子》的说法为经,以历代的相关见解、战例、军事设施、器具等等为纬,来布局谋篇,因而对于军事制度的考证显得十分薄弱,达不到全书中其它制度那种溯源明流、贯通古今的效果,但依然给读者了解和研究古代军事诸多方面提供了方便。杜佑认为军事附属于刑法,美化府兵制,否定募兵制,对安禄山叛乱的必然性作出机械的解释,是其不足之处;但对迷信运用于战争持批判和分析态度,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芒。     

“解悖雄师”与“漏网之鱼”——评西蒙斯、普利斯特的“解悖方案”

"仅是矛盾"很不同于"矛盾被证";后者才挑战"不矛盾"律,但被我们消解了。所以,塔斯基的"层级论"是冗余的。逻辑派是西方"解悖雄师"的主力,它基本上修补着塔的理论,自然遭"一网打尽";而作为"偏师"的辩证派,因要"理性重建"不矛盾律,反而成为"漏网之鱼"!     

质疑“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

我国著名刑法学者张明楷教授提倡的“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 ,不仅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而且与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及现行刑法理论体系存在若干“不兼容”现象 ;此外 ,在价值趋向角度 ,该概念有客观归罪之嫌 ,不利于刑法保障人权功能充分发挥     

老子“道”和“德”的自然本质及其辩证关系

老子的"道",主要指形成世界的本原,决定万物的本体,宇宙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而老子的"德",其广义是指万事万物合"道"而行的品性,其狭义则指人的合"道"而行的品性。"自然"是老子"道"与"德"的本质特征。"道"生万物,"德"养万物","道"体"德"用,二者辩证统一于万物之中。老子哲学的主要意蕴就是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老子对"道"的预设与描述体现出老子哲学理论思维的形上视域,老子对"德"的揭示与规定标志着老子哲学实践关怀的形下向度。     

保险人“最大诚信”的三项法律制度探析

"最大诚信"(utmost good faith)作为保险领域的基本原则之一,结合其所派生的具体制度,已经成为矫正信息不对称、平衡保险合同当事人利益的重要手段。建立以最大诚信原则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约束保险人行为,目前在我国具有现实意义。文章拟就其中的三项主要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和探讨。     

驳“但出符合形式犯罪构成的行为说”

"但出符合形式犯罪构成的行为说"主张刑法第13条"但书"所"但出"的是"符合形式犯罪构成"且又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该说的不足之处主要有:对我国的犯罪构成进行形式化解释打破了"我国的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唯一法律标准"的信条;混用了"犯罪构成"与"构成要件"这两个属于不同理论体系且内涵不同的术语;忽视了我国刑法分则许多条文都明确规定的"情节严重"为入罪门槛并以此对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做了照应性规定的事实;对我国犯罪构成的形式化解释会导致刑法第13条与刑法第63条、第101条规定在体系上的矛盾。在我国的熟人社会尚未彻底解体、人治文化统治尚未彻底改观,以及司法的整体水平和司法体制仍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初创阶段的现实状态下,"但出符合形式犯罪构成的行为说"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贯彻。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要注意区分只有代表进步生产力的法律和道德才能作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依据 ;防止以德代法或以法代德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 ,要以法律为主。要进一步完善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 ,创造良好的法治和德治环境 ,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