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家“以类取”和“以类予”的推论性质和推论形式

墨家的逻辑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墨子·小取篇》在提出了“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三种基本逻辑形式以后,紧接着又提出了“以类取、以类予”两个命题,这无疑也是论及某种推论性质和形式的。本文专就墨家“以类取”和“以类予”的推论性质和推论形式作一些探讨,以就教于广大逻辑史工作者。一、墨家关于“类”概念的科学思想“类”概念作为一个逻辑范畴严格地说是墨家首先完成的,墨家把逻辑的推论以至整个逻辑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类”的同异基础上的。“以类取”和“以类予”都是关于类的归纳和类的推演,更离不开以类的同异为基础。不了解墨家关于“类”的科学思想,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分析墨家“以类取”和“以类予”中的逻辑思想。     

“既然”句的前提及推论形式

“既然”句的前提及推论形式汪国胜０．说明０．１“既然”句是指“既然ｐ，就ｑ”句式。“既然ｐ就ｑ”句式是通常称为推论句的一种复句句式。语法学上，人们只注意这种句式ｐ、ｑ之间的语意关系（因果关系），并不去考察从ｐ到ｑ的推论形式。逻辑上也论及这种句式，比较...     

墨家逻辑的性质

墨家逻辑有普遍性、真理性和科学性，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典型，民族智慧的结晶，传统文化的珍品，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值得认真研究、继承和弘扬。     

论墨家的人生哲学

论墨家的人生哲学丁原明人生哲学是每个时代的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就先秦哲学来说，诸子百家对人生问题的兴趣似乎更为浓重，无论儒、墨抑或道家都发表了不同的见解。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对儒、道两家的人生哲学皆有深究，而对墨家的人生哲学则关注不够。...     

墨家之“义”与“侠义”和“正义”

从字形构造看,"义"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命令"的意涵,墨家之"义"恢复了这个意涵。墨家之"义"还具有利他、不分亲疏、追求公平正义等特征。后世的"侠义",经过明代通俗小说的推衍和近代梁启超等人的论证,逐渐与墨家之"义"联系在一起。而"正义"这一术语虽然是在翻译西方著作中生成的,但它的内涵却与墨家之"义"有许多相同点,在墨家、儒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和改造"正义"这一关键词是有可能的。     

维特根斯坦论“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

本文着重探讨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两个重要概念“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作者首先述析了维氏提出它们的具体路径，然后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它们的基本特征，并给出了自己的规定；接着探讨了它们在维氏后期哲学及其整个哲学中的重要作用；最后，作者还特别指出了它们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更广阔、更深沉的价值——文化意义——它们为价值—文化的相对论多元论提供了根据     

从墨家“名”论看其语言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思想在《易》、《诗》等古籍中已经有了一些萌芽形态。先秦诸子对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主要是围绕“名”与“实”问题展开的。其中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出于自身的理论需要,对“名”有特别的关注,并进行了详尽的探讨。     

论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推理思想“说”的研究

推理是墨家逻辑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推理"说"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梁启超用西方逻辑知识,较为明晰地对"说"加以界定,揭示"说"推理的依据,探讨了"说"的具体形式,让世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墨家逻辑的推理思想,体现了墨家思想的逻辑价值。     

“无意识推论”的评说

人是如何知觉客体的?常人是不予以思索的。但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显得重要。特别是今日已进入计算机的时代,人们为了使计算机更好地模拟人的智能,制造出更完善的智能机器,就必须要弄清楚:人是如何知觉外界客体的。     

论墨家的科学精神和科技构型

科学精神、科技构型是科学技术得以发生、发育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条件.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派及其活动成果的考察,并以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特征为参照,阐发了墨家的科学精神和科技构型及其特点,发现墨家学派开创的科技传统同样是人类科技发端的重要源头之一.     

论“法人腐败”的性质和特征

所谓“法人腐败”,是指具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的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合法社会组织及其成员 ,为了谋取法人 (单位和部门 )利益 ,在法人意志支配下 ,并以法人组织的名义所组织实施的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违纪、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腐败行为。法人腐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腐败”和“群体腐败”现象 ,它具有“团体性”、“组织性”、“合法性和欺骗性”、“行业性和普遍性”、“权力性和职务性”等特点。法人腐败是一种深层次的腐败现象 ,是一种“系统腐败”、“体系腐败”和“结构腐败”。     

论量词“束”和“捆”的语义性质

量词"束"和"捆"在过程性上存在着差异.从起点看,"束"用于较细的长条物,"捆"用于较粗的长奈物;从途径看,"束"为束缚而成,"捆"为捆绑而成;从终点看,"束"的集合体为细长状,"捆"的集合体为粗大状."束"和"捆"的差异虽然在本质上是共时的,但也和语言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     

“故”与“雇”

读故事有一户人家,父子二人长年在外做生意,婆媳俩在家中种田。一天,父子俩给家中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这些日子生意兴隆,人手不够,又故(雇)     

论民国学者对墨家“兼爱”的阐释——以儒墨关系为中心

清代乾嘉以来,墨学逐渐走上复兴之路。民国时期,墨子及其学说,尤其是兼爱一义成为学者热衷议论的话题。在这一时期,对于兼爱的各种讨论基本上以回应孟子的批评为出发点:学者或突出墨家对孝的重视,力证兼爱与无父这一标签没有关联;或将兼爱视为批判专制和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或继承孟子的立场,对兼爱予以猛烈抨击。此外,个别学者在赞同孟子批评的基础上将批判的矛头着重指向了墨家后学。通过这些梳理和论述,我们可以把握民国学者对儒家、儒学及对儒墨关系的基本态度。     

论“司法会计”的性质

对"司法会计"的性质存在着不同的观点,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重新明确其本质特征.在司法会计活动中,司法会计是复合主体,其服务对象是司法机关和诉讼当事人.     

论“火星文”的性质

"火星文"有其特殊的使用人群,特殊的使用空间,特殊的"书写"材料、"书写"工具和传递方式,其使用者也对传统汉语的形义关系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和再约定,但是"火星文"不是一种新文字,而是网络化时代汉语书面语的一种特殊变体。     

“辩则尽故”——论荀子的“争鸣”观

说到“争鸣”,人们就油然想起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郭沫若在《十批判书》说:“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所以如此,是同荀子对“辩说”即“争鸣”有一套独特精当的看法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逻辑的推论形式——说

说,作为中国古代逻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相当于推论,具有推理和论证两方面的特征。在中国古代逻辑中,人们经常把说与辩放到一起来论述,荀子说:“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又说:“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正名》)可见,说与辩在中国古代逻辑中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推理和论证在西方传统逻辑中有比较明确的区分,因为这两者有着不同的性质。推理虽然是论证的一种手段,但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求知,借用古印度的逻辑学——因明学的话讲,是为了“自悟”,着限于自身;论证的性质则不同,它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悟他”,着     

先秦墨家视野中的“身体”

与先秦其他学派比较而言，墨子开创的墨家学派较为关注百姓人民的生存。墨家视野中的“身体”，形体、智能、欲望三者交织，形体是材质，智能是感官经验的机能，欲望是由形体生出的放纵的情感。墨家“身体观”既承认人体的物质存在，也注重智能对形体和欲望的决定作用。笔者从存在之身、道德之身、政治之身、欲望之身四个层面来理解“身体”，将有助于更本源地阐释先秦墨家学派的学说。     

墨家“侔”的语义学思想探析

“侔”是中国古代墨家在论辩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种论说方式，含有丰富的语义学思想。从墨家对“侔”的定义(“是而然”)可以看出其对语言意义的阐述。由于自然语言是意义丰富的语言，墨家又从“是而不然”、“不是而然“、“一周而一不周”、“一是而一非”等多种角度研究“辞”与“辞”的语义关系。“侔”的语义学思想产生与中国古代汉语的特征有密切关系．古汉语重语义轻形式的特征使墨家在研究“侔”时不得不把精力放在语言意义的分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