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与外国戏剧

田汉戏剧思想和创作实践的复杂矛盾乃至其内在丰富的美学特质有着多元的外来影响。透过其创作主张、创作实践与演剧活动,我们发现田汉戏剧受到来自日本、欧美以及苏俄戏剧的多重影响。如果说一部中国话剧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接受外国戏剧理论思潮、流派和创作影响的历史的话,那田汉对外国戏剧成功的学习与借鉴,无疑可为中国现代戏剧学习借鉴外国戏剧提供有益的启示。     

田汉早期戏剧的现代主义倾向

早期田汉对“新浪漫主义”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眷顾,但通常人们都把田汉早期的戏剧划分到浪漫主义的范畴之内。他早期剧作中“灵与肉冲突”所造成的主人公内心激烈的冲突与矛盾,以及象征化的艺术手法、相对主义的思想观念等等都显露出了一种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用现代主义的眼光审视田汉早期的剧作既能深入到它的内质,又能为研究中国话剧早期发展提供参考。     

论田汉战时戏剧思想及成就

中华民族在危难的时刻选择了与现实紧密联系的戏剧作为激励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抗战八年,中国的戏剧力量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得以最壮烈的释放。“戏剧与抗战”早已以一种共生的姿态贯穿田汉每一次可圈可点的戏剧活动与艺术实践当中。他不只是在民族危难时发出最后吼声的戏剧诗人,更是那个狂飙突进时代的剧坛先锋,当之无愧的梨园领袖。     

试论田汉的戏剧艺术观

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之一的田汉先生虽然在早期的话剧创作中有较鲜明的感伤情调,然而随着时代政治、社会现实的变化,渐次转向了左翼戏剧,并表现出“为人生”的倾向,主张民众的、时代的、政治的戏剧理论并努力加以实践。     

罹难社会的救赎之道 ——田汉对席勒戏剧的接受

席勒、田汉都是富于时代感的戏剧家,田汉的戏剧创作接受了席勒的影响,从主题的选择到题材的处理都可以看出席勒的影子。田汉对席勒的接受经历了漫长的几十年,从“浪漫主义诗人”到“为自由而战的人”,到“民主与民族自由的战士”,田汉视阈中的席勒形象随时代环境、政治形势而变化。在处理审美与政治的关系时,田汉与席勒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席勒以审美的形而上功能构建理想的政治国家,田汉直接“为集团吼叫”,为政治呐喊,让政治凌驾于审美之上。     

论焦循对王国维戏剧研究的影响

近代大学者王国维治戏曲,深受焦循多方面积极影响。从指导思想看,焦循“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进步的文艺发展史观,给予王国维深刻影响与启迪,成为其珍视元曲而撰写《宋元戏曲考》这一权威性不朽之作的理论指导和推动力;从戏曲流派观点看,王国维主张戏剧摹绘真情实景,“字字本色”,反对雕琢、虚伪,崇尚“自然”、“意境”,是在焦氏为代表的清中期以来“本色”论派理论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从审美价值取向看,王国维推重立足世界文学之林极富悲剧意义的元曲杰作,鄙薄大团圆格套,与焦氏审美观一脉相承;从戏曲研究方法看,王国维娴熟掌握了朴学大师焦循以考据学治戏曲之术,并与西学逻辑推演相互影响、制约,完美结合。王国维戏剧研究的巨大成功,多得力于焦循,又有明显的拓展和超越。     

田汉金陵留踪迹

田汉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巨子，他对中国戏剧、电影事业的丰功伟绩，几乎无人不知。今年是他110岁诞辰，也恰恰是他辞世40周年，这使人不禁想起他当年在南京那些不寻常的峥嵘岁月——     

田汉论──纪念田汉诞辰一百周年

田汉（1898─1968）的经历给人一种特别强烈的“历史感”,这是因为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几个关键问题及其在艺术实践中被探索被解决的历史轨迹均与田汉紧密相关。从在整个中国戏剧现代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来看,田汉不愧是一位绝伦而轶群的剧坛领袖,是梨园行的一代宗师。他具有一贯的“开放型”的文化心态,这形成了他兼收并蓄、丰富深厚的学养与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才华和人格魅力使他在现代戏剧运动中发挥着“盟主”的作用,成为现代中国的“戏剧魂”。     

论田汉的文化战略素养

田汉之所以能够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创造出不凡的艺术成就,之所以能够成功的组织、指挥、领导抗日时期的文化运动,主要凭借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战略能力。从田汉的战略素养以及体现在著述中的思想认识来看,他是一位洞悉抗日时期文化的本质和作用的卓越的文化运动领导者。由于他们这一代杰出的文化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有效地维护了抗日时期国家的文化主权。以对人民的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精神的激发,坚守住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防线。     

马致远《汉宫秋》与咏史诗

马致远在创作《汉宫秋》时,对古今诗人的咏史诗有所袭用、借用、化用,从而受到咏史诗创作技巧、创作思路的影响。《汉宫秋》将诗歌与戏剧两种文体打通,使之互融,而《汉宫秋》至可视为以戏剧之框架写就的长篇咏史诗。     

田汉早期剧作的古典戏曲因素

田汉早期剧作深染西方近代新浪漫主义感伤唯美格调,但中国古典戏曲及其理论对田汉的影响更为内在。田汉与传统戏曲及艺人有深厚渊源,其早期剧作深得剧作中国传统戏曲之古典美,用意象营造意境、以淡化情节连缀剧作审美主体的心灵写意性,形成田汉早期剧作浓重的"诗情化"创作特征。     

试论“汉学”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浸润与涵养

“汉学”是培育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母体，日本古代的美的精神、美的意识、文学理念无不打上“汉学”的烙印。不了解“汉学”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就不可能理解日本古典文学的内涵。可以说，日本文学的蕴奥，几乎都产生在对汉学的受容与变貌之间。诚然，单一的民族、统一的语言在封闭的自然环境下形成了别开异境、匪夷所思的特质文化和文学，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通过仅有的脐带汲取汉学的营养，由此所培育出来的体格却不会改变。     

弋阳腔与板腔体戏曲的形成

弋阳腔最初为诗赞体戏曲。后接受佛教俗讲梵呗及说唱文学影响,在南诸宫调的直接推动下形成南戏声腔,变为联曲体戏曲。在这个过程中保留了诗赞体戏曲的若干因素,后来发展产生了滚调。又吸收弦乐,促成梆子腔及皮黄腔的产生,最终形成板腔体的戏曲音乐体制。     

论田汉话剧创作的民族化实践

田汉话剧的“中国化”特征:对民族生活的描摹,对民族精神的高扬,对民族意识的强化;紧跟时代前进的现代意识:对人的尊重,对民主的渴求。     

论中国文化对日语谚语的影响

日语谚语产生过程中,全方位地吸收了中国文化。通过所收集的日语谚语数据,可见出自中国古代典籍的日语谚语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涵盖面之广,同时也可以了解到日语谚语从中国文化中吸收的是最精华的部分。这种文化信息传播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日语语言,而且尤如语言活化石般的谚语所蕴涵的精神文化也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思想言行。     

论元杂剧《汉宫秋》中的穿越现象

马致远《汉宫秋》杂剧中不少曲词出现了时代先后杂糅的穿越现象。剧中虽存有汉代人说唱汉代以后事这种不合理情形,可从未影响和动摇此剧的杰出成就与崇高地位,主要原因在于明清曲论家对历史剧中的此种情况均持宽容态度。这对今人阅读理解古代历史剧和创作当代历史剧,有很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再论日本书法形成中的中国之影响

日本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中国法书的传入和影响,可以分为早期和以后的三个时期加以说明.早期始于文字和汉文化的传入.第一期(初期)平安时代到奈良时代(710- 1185),在这一时期,日本开始主动、大规模且长期推行吸收大陆文化,即史称为遣唐使的活动.晚唐以后,全面追随和模仿的倾向走弱,受此影响,与"唐样"即中国风格书法继续大行其道的同时,所谓"和样"即日本风格的书法也开始出现、确立,书法的变迁从一个方面展示,日本的民族文化萌出新芽.从载体来看,书法和书法交流仅属于少数社会上层即贵族阶级.第二时期(中期)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1185- 1868),这一时期,宋代书法向唐朝书体挑战的风潮影响到日本,到江户时代,"唐样"与"和样"终成两分天下的局面.第三时期(后期),明治维新以后(1868-),第三时期为期很短,但是冲击力极大.中国众多书法家的法帖流入日本,不仅使得日本书法界异彩纷呈,也深刻推动了书法理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书法开始走向一般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