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德治人治--试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法律思想亦内涵丰富。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观点是“礼治”、“德治”与“人治”。这三者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不可分割。同时,儒家法律思想也不排除法治。     

试析高校艺术素质教育与儒家音乐美学思想

孔子的音乐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乐论的正统,他强调"乐教"的作用,认为音乐可以感化影响人们的心灵,可以易风俗、善民心.文章试图从儒家的"以乐育人、以乐树仁"的美学思想论述入手,分析高校艺术素质教育与儒家美学思想的关系,阐述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对目前高校艺术素质教育的影响与作用.     

先秦儒家与《管子》孝道思想之比较

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和以管子为代表的管子学派的孝道思想,对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子与孟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认为"孝"是"仁"的根本,是"泛众爱"的仁德,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极力将其推广为普遮的社会道德.<管子>是管子学派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管子的思想.先秦儒家与<管子>的孝道思想既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孝"这一重要道德范畴给出了各自的阐释.     

略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

儒家提倡的“礼治”、“德治”、“人治”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此后，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们的推动之下，儒家法律思想全面贯注到了古代立法与司法领域。这个过程便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它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决狱是其开端，以经注律是其深入，以经立法是其完成。《唐律疏议》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的终结。     

儒家法律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儒家法律思想以"礼治、德治、人治"的主张贯穿于中国法律文化思想的整个过程中,不但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更深刻地体现于法律制度当中。在推进和完善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对儒家法律思想,要认真研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参考和借鉴。     

先秦两汉时期诗学人格批评论

人格批评是中国诗学批评重要方式之一,贯穿于中国诗学的整个历程.先秦两汉诗学的"人格批评",尚处于孕育和萌芽阶段,这表现为诗家一方面自发地建构人格精神典型,另一方面较为理性地将"人格"批评意识渗透于诗学批评,初步完成了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格思想、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人格思想、屈骚文化人格思想以及"游侠"文化人格思想的建构,在诗学创作和批评中已经蕴透的模糊的人格批评论思想.     

理学的兴起与儒家法律思想的哲理化

<正> 宋元至明清时期新儒家的法律思想,曾引起新的变化,主要是宋朝形成了新的儒家学术思想——“理学”。宋明理学曾统治很长的时间成为这一时期的正统思想。这一阶段的法律思想,也深受“理学”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对“理学”作一概括的了解。研究“理学”的兴起与儒家法律思想的哲理化,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理解儒家传统法律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简论

通过对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分析,认为他以儒家宗法为核心,兼融道家、法家的一些理论,提出了反"任刑"、坚持儒法一体、提倡"均富"、"教化"等变法思想和主张,并倡导要统一当时的法律思想。董仲舒的法律思想,起到了确定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一些基本原则的作用。     

论孔子的天道观

"天道"观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非常重要的范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天道"观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要真正认清孔子的"天道"观实质,必须结合孔子生活的时代及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背景及其礼学发展传承.孔子继承了周公以来的重视人道,天道与人道互相结合的观点,对"天道"观重新做了阐释,认为"天"首先是一个外在于人类的物质实体,并不相信"天命"的先天决定性,把周公的的"天人之际"发展为"人人之际",以仁德来教化民众,以"礼"来安排人与人的关系,创立了儒家学说,即所谓经学.新"天道"观是孔子创建儒家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孔子的"天道"观不是崇尚宗教人格之天,而是自然之天、伦理之天、道德之天,这就是孔子"天道"观的实质.     

从“先王之乐”到“寂寞无听”——浅谈阮籍音乐美学思想的转变

魏晋之际混乱血腥的政治环境造成"名士少有全者".阮籍的音乐美学思想随着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以"高平陵事件"为代表的政治事件粉碎了阮籍来自于"儒家"根深蒂固的入世理想,并极大地影响到他音乐美学思想的价值取向:由"儒家"转变为"道家".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家法哲学

尽管儒家法哲学在今天已经衰弱了,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儒家法哲学在当代中国并没有消亡,它构建了中国人的生活内容.儒家法哲学中的内容并不都与法治思想相冲突,因为传统、文化、宗教、种族等方面的原因,西方的法治思想不可能解决中国司法中面临的所有问题,而儒家法哲学中的道德法则、亲情伦理、"诚"、"信"、"息讼"等内容完全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文化资源,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提供有益的法律资源,为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寻求一条更适合于中国人的法律之路,这也正是复兴儒家法哲学的意义所在.     

东亚儒家社群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以中韩儒家社群主义为例

东亚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以"社群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它在历史上呈现为中国儒家与韩国儒学为代表的典型类型.其中,中国儒家社群主义以"四书学"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韩国儒家社群主义则是以"礼学"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两种类型的社群主义尽管在历史形态上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却具有其作为东亚儒家社群主义的基本品格.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亚式的儒家社群主义面临着两种发展前景其一是挑战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其二是转化为儒家自由主义.这两种可能性孰者更大?这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历史实践的问题.     

“父父子子”——论儒家的纯粹父子关系

儒家所说的"父父子子"的父子关系不是指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仅仅是指父子之间的家庭关系.家庭语境中的父子关系是一种纯粹父子关系,它体现的是人类本有的一种"家庭良心".儒家以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代表的"父子互隐"思想,其合理性就是在这种纯粹父子关系中得以体现的.     

中国传统诉讼之“情判”试探

"情判"是中国古代司法官依据"情"来作出判决的一项审判制度.它深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极具中国特色.这一制度以儒家学说为思想基础,在司法实践中有其独特运作机制."情判"的作用有其两面性,应辩证看待.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化及其现代遗产——一种社会学的取径

针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形态,尽管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诠释,并对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提出了挑战,然而,学者们在法律儒家化的研究方面仍然没有跳出韦伯的思路;而与法律研究相伴随的治理方面,当前社会学界采取的"运动型治理"等观点也并没有抓住受传统法律影响的官僚制运作及政府治理的核心所在。从瞿同祖对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历史研究出发,进一步展开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形态研究,将指出中国传统法律实际上是一种具体的秩序法,对法律与官僚制关系的讨论也将扩充以法理型官僚制为代表的经典韦伯思路。     

戴震新义理学的发生与建构——兼论其与荀学的关涉

戴震虽以考据名世,然其最为看重,同时对清学影响最为深远者却是他的新义理学.其缘起于惠栋"经之义存乎训"的思想启迪,进而发展出由词明理、以训诂考据通达义理的方法论原则,并运乎此法,对程朱理学入室操戈,重构理学的思想体系,复而化方法为信仰,以德性必赖智性,重振了以荀学为代表的儒家智识传统.可以说吴派催成了戴震的思想转型,而戴震又校正了吴派对宋学取舍的分裂情状,并在吴派否定宋学的形上义理后,又建构了朴学的新义理学.具体表现为阴阳气化的天道观,血气心知的人性论,积学尚礼的工夫论.这一建构在儒家内部以荀学为方法,在思想外部又是有清以来社会文化的产物.戴震新义理学的形成,与清代荀学复兴、礼学崛起彼此关涉,互相同构进而同步共振,它们共同融汇成了清代思想史上的智识传统.     

儒家仁政思想的现代转型及意义

我国正面临着重大的行政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己经成为基本国策,但是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着机制和观念转变的问题.我们必须借鉴古今中外各个思想体系的理论精华来为我国行政改革服务.当今世界的开放性要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闭关自守,在多元文化不断冲突交融的复杂环境下,各种政治思想也在互相吸收借鉴并朝着"和合"的方向发展.儒家仁政思想中的价值理性资源非常丰富,在注重工具理性的官僚制发生政治管理危机的时代,实现转变后的儒家仁政思想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弥补了两者的不足,同时,儒家的仁政思想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开放性和实用性等特点,因此,儒家仁政思想的现代转型对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的演变:以儒法思想的互动为研究路径

中国传统法政文化以法律与政治的文化互动为表征,体现为制度与思想两方面的历史演变。在制度层面,君权人治居于核心,礼刑合一的法治始终服务于人治。在思想层面,儒家的德治居于核心,儒法合流代表着主流的价值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法思想的互动构成了法政文化演变的轨迹,"儒法一体化"是理解其精髓的一条思想主线,其中的"人治""德治""礼治"与"法治"成为理解法政文化的关键词。     

孟荀法律思想比较研究

儒家法律思想自孔子以后分为两支,分别以孟子、荀子为代表,孟子侧重继承发展孔子的仁学,推行仁政,荀子着重继承发展孔子的礼乐,主张礼治。本文从法的起源、法的基本价值、法的实施方法和预防犯罪四个方面对孟荀的法律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棗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