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基层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倒逼机制建设研究

目前党中央提出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建设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建设与党员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密不可分,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法治中国建设,是每一个党员干部必须面临的新课题。中国的法治建设关键在基层,因此基层党员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法治中国建设的成败。皖北基层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倒逼机制建设的关键环节在于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和考核标准,从制度上倒逼党员干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发展,化解社会矛盾,以此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     

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探讨

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是时代命题.论文立足于社会学原理与方法对农村社会管理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认为:从微观层面,应从代际关系、夫妻关系和干群关系等角度协调农村社会关系;应强化法治干预与严控强势群体参与农村资源的分利,以规范农村社会行为;应从分类治理的角度出发,妥善应对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以农村教育作为切入点,打破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制度,促进农村社会公正;治理隐性环境污染,更加重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以应对农村社会风险,而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则需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加强,如协调农村经济分化后的贫富阶层关系、依靠法治保障规范农村社会行为、重拾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和加快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的步伐以促进农村社会公正等.     

嵌入式动员：党建引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实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将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山东省S县刘村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案例,研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嵌入式动员”机制,其特征是通过党组织建设、组织嵌入与组织动员三阶段实现基层自治。首先,基层党组织通过成员建设、制度建设以及愿景重塑,焕发组织活力;其次,基层党组织运用身份嵌入、知识嵌入、文化嵌入和制度嵌入四重嵌入的路径机制将党建融入地方社会,重塑党群关系;最后,通过党组织自身建设和组织嵌入之后的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达成农村社会治理的综合实践,以取得良好的基层治理成效。     

民生法治视域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之道

近年来,全国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一些较好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在技术手段、目标设置与治理格局诸多方面呈现出新型治理意蕴。但实际运行中,由于当前基层综合治理体制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的薄弱,导致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和结构面临了诸多困境和问题。从根本上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一项社区公共服务,同时也属民生法治领域的治理范畴。由此,在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必须建构与农村社区法治需求相适应的民生法治体系,以“共治”为思路推进政府、社区与居民依法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以“民生”为前提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以“法治”为保障努力把社区矛盾纠纷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形成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实现以民生法治为导向的基本运作机制。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以关系网络、信任结构、制度规范为内容的社会资本,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来源和理论支撑,同时现代法治又为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阶段,其社会资本也因此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共存的现实形态。农村传统社会资本中诸多不良因素的延续,无疑会给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带来诸多障碍。因此,当下农村社会法治建设的关键,乃是要创建有助于法治秩序实现的现代性社会资本。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机制研究

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显现,化解难度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基层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及时了解基层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和谐成了基层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课题组以调查泉州基层社会矛盾为样本,通过对基层社会面临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进一步探求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现代化治理之道,即:变革社会管理理念,达成共识,筑就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治理基础;构建预防和化解各种基层社会矛盾的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创建基层社会矛盾的有效预防化解机制。     

试论新农村建设视野中的农村法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之一,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扩大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确保广大农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并把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新农村的重点工作。鉴于此,本文旨在对我国农村法治建设仍然存在农村法治主体,农民法治意识落后,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缺陷,健全农村法治机制,加强司法救济以及司法公正现象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作出法律思考。     

转型期南海城乡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探索

转型期广东南海推行了以"政经分离"为核心的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在考量当前制约南海城乡社区稳定的基本因素后,提出了夯实基层民主法治基础、规范社区多元化治理机制的建议:完善城乡社区组织建设与基层民主法治保障;厘清城乡社区基本治理主体的地位及其职能;改善城乡社区党组织领导工作机制;理顺政府职责及其与社区的关系;确保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保障力。为了消除影响南海城乡社区和谐稳定的痼疾,亟待推进以破解集体成员权保障难题为基点的配套制度改革:实行以经济社(原村民小组)为单位的成员权时点确权;依法界定享有成员权资格的成员类别及其权益保障范围;深化成员权和资产权相分离的股份制改革;继续推进"政经分离"后城乡社区治理结构配套改革。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村垃圾治理

农村垃圾治理凸显了我国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基础设施供给和基本制度,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环境非正义关系,暴露出农村垃圾治理资源分配失衡、农村垃圾治理决策程序缺失以及农民承受的垃圾治理责任不公平的问题。防范农村垃圾污染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理念贯彻到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首先,通过健全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长效监管机制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治理工作中的制约瓶颈。其次,通过推进农村垃圾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决策程序合理化实现环境程序正义,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最后,通过加强农村垃圾治理法治建设和农民环境权益保障实现环境矫正正义,确保农民享有适宜的人居环境。     

我国农村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治理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以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完善农村治理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力保障。结合当前我国农村治理机制"乡政村治"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健全这一机制的方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做好"改造"农村治理主体(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工作并处理好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二要通过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为改革和完善农村治理结构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三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在改革和完善农村治理机制中的作用。     

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优化的策略——对于F省实践的分析

作为转型期多元利益碰撞、博弈的焦点,我国基层社会管理问题已经处于“风口浪尖”,加强基层社会管理研究,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管理新格局,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本文立足F省的实践,从城市社区治理、农村村民自治两个方面,制度规则、组织体系、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来把握F省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运行现状,剖析存在问题,并通过重塑基层社会管理格局,提高基层社会管理水平,完善基层社会管理运行机制,培育非政府治理主体,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等策略措施,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以“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

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对此,国家视角的制度分析往往忽略了社会矛盾产生的复杂逻辑;底层视角的经验研究虽然揭示出了这种复杂逻辑,但没有将其与国家制度创新进行有效衔接。作为上承国家意志、下接民众诉求的关键结点,基层治权视角对深入理解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当前的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对基层治权赖以运转的价值、组织和社会基础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推高基层治理成本的同时,也束缚了其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为此,重回中国特色的简约治理,并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才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乡村民间纠纷解决与有效治理研究

随着乡村社会变迁和法治建设的推进,乡村民间纠纷呈现出涉法性、复杂性、激烈性、累积性和调解难度大等特征,致使村民之间关系弱化乃至断裂,社会权益关系失衡且难以恢复。乡村礼治机制和法治机制的双失灵及其所导致的纠纷的异化,使乡村社会治理陷入了困境。要走出乡村纠纷异化导致的治理困境,必须健全和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转变乡村民间纠纷调解思路,即从“重维持秩序稳定”转向“化解矛盾与关系修复”并举上来,通过引入第三方社会服务组织等多元调解主体,创新基层调解制度和组织建设,从多元化机制向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转换,实现乡村民间纠纷调解过程中村民关系的修复,最终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与突破——以宁夏为样本的研究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情况既是国家治理能力典型而集中的体现,也是推动国家治理转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在目前的农村基层治理中,尽管"社会治理"正在替代"社会管理",但由于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变革的特殊阶段,农村基层治理在村民选举、农村民主化建设、基层"两委"职权划分、职能履行、自身建设、村民民主监督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着力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不断提振村民对民主政治和基层治理的信心,提升他们对基层治理的关注度、参与度,同时,依法依规落实好各种治理制度,保证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真正实现。     

法治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仅有助于加强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而且农村法治建设本身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对形成和建立我国的法的理论和法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就内涵而言,“新农村”是以现行宪法制度为前提,以宪法所致力于构建的宪法秩序为基础的社会状态,并且这种社会状态应该是以法律为主要治理模式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涉及农民主体地位、农村经济、农村治理、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职能转变等六个方面的法律问题。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法治文化补强及文化法治构建——基于浙江省杭州市的实证分析

近十年来,浙江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重要抓手,形成了乡村振兴、基层文化治理的浙江样本和独特经验。杭州文化礼堂建设是彰显浙江文化特色的文化地标,初步形成了浙江省委省政府与省级政府部门共同构建的相关政策与规范体系,并不断完善市本级层面的规范体系。这些文化礼堂政策和规范的出台,不断激发基层农村文化建构和文化生活营造的主体性意识,有助于改变“权力导向型”文化体制下的“文化依赖”,但当前农村文化礼堂研究大多侧重规划学、管理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视角,亟待加强法治视角的研究。从文化法治和“文化国家”的角度观之,基层文化礼堂建设与发展仍然存在“法治文化”关注和投入不足、缺乏“文化法治”的顶层设计等短板,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礼堂文化建设的“法治文化”嵌入、加强多元化乡土文化资源的公法保护以及加强基层文化“法人化治理”的法治转型。尤其是要强化《宪法》第22条国家文化引导与发展义务条款的规范作用,促进基层全面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文化法治义务,以迈向在文化法治引领和规范下的文化生活之建构,最终达致一种深嵌在农村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中的文化法治之图景。     

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与构建和谐农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必须有效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形成多元利益表达和参与机制;提高基层官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健全重大决策论证机制,完善基层官员负责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化社会认同,提高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政治参与能力,最终将农村群体性事件纳入制度化体系。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及其解决路径思考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农村社会治理虽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村民治理理念落后、妇女参加治理难度大、"四个民主"不协调、乡村关系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提高农民治理的参与意识和技能,逐步扩大妇女参与治理的规模,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积极构建和谐"乡政村治",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治理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根源于"利益冲突",现实生活中"民意→民怨→民怒→冲突"的演变逻辑,凸显了作为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定位、制度建设、管理方式以及治理能力上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基层政府亟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核心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基层治理网络,建立治理主体合作共赢新秩序、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