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对二十九军抗战的推动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部,驻守在平津前线的二十九军奋起抵抗。那么,二十九军是怎样走上抗日的道路,史学界对此问题探讨不多,本文试图进行尝试。 一宋哲元在华北的崛起 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原是冯玉祥的旧部,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改编为二十九军。这支部队既不是国民党的嫡系,又同冯玉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如何在华北崛起并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汉水东流逝不还 将军忠勇震瀛寰——缅怀抗日英雄张自忠将军

抗日疆场建奇功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是民族英雄张自忠捐躯四十五周年。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生于一八九一年。青少年时代,就立志救国。一九一四年,辍学到奉天入陆军二十师车震部当兵。一九一七年,改投冯玉祥部,经冯将军的培养教诲,由排长逐级升至师长。一九三○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后,冯的残部被蒋介石改编为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由于蒋介石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兵不血刃的侵占我东北三省。从此,三千多万同胞沦亡在日本帝     

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特点

一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上层统战与下层统战同步进行的,恰当地采取了以下层为基础、上层为重点,上下结合的原则。这是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特点。山东的上层统战,主要争取山东国民党的当权者韩复榘、国民党派往山东的正规军及各行政区的当权者,使他们弃旧图新,走上团结御侮的道路,实现与共产党合作抗战。抗战前统治山东的军阀韩复榘奉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既不愿当蒋介石的驯服工具,也不愿当日本人的忠实奴仆,一心想当土皇帝,总想利用蒋、日矛盾,保全自己。1935年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推动着韩复榘向抗战阵营转变。1936年,中共中央就有联络山东韩复榘、绥远傅作义、山西阎锡山和北平宋哲元等共组北方     

“一二·九”运动中的黄华与斯诺

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前,日本人组织流氓地痞在北平游行请愿,为"华北自治"创造舆论氛围,而宋哲元态度暧昧,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对日本人若即若离。这年6月,蒋介石政权同日本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日本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攫取了华北五省。这激怒了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９·１８”事变后，中共提出组织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逆来顺受”政策，所以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分析了蒋介石的抗日的可能，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又执行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中共才完成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试论蒋介石依赖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幻想及其破灭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日军侵略面前,蒋介石先是采取“不抵抗、不交涉”的政策,而后又过渡到“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最后倒向全面与日妥协,与日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蒋介石对日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这一时期蒋介石对国联的态度,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蒋介石依赖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主张的提出 目前笔者所见到的蒋介石主张公理解决东北问题最早的资料是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秉承蒋介石旨意转给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     

藏本失踪事件与蒋汪的联合应对

1933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这为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提供了条件。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出走失踪,日本"藉端生事",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应对,为使前方"剿共"军事不受"挠动",蒋介石采取"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两手准备。汪精卫按蒋介石指令对日百般隐忍,媚态十足。藏本失踪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真实态度。     

汉水东流逝不还 将军忠勇震瀛寰——缅怀抗日英雄张自忠将军

抗日疆场建奇功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是民族英雄张自忠捐躯四十五周年。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生于一八九一年。青少年时代,就立志救国。一九一四年,辍学到奉天入陆军二十师车震部当兵。一九一七年,改投冯玉祥部,经冯将军的培养教诲,由排长逐级升至师长。一九三○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后,冯的残部被蒋介石改编为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可以看成两人在对日对共政策上的较量,是"攘外后安内"政策与"安内后攘外"政策的博弈.张学良认为先"攘外"后"安内",主张"息内战,御外辱"、"息内争,求和平",停止"剿共"内战,一致抗日.这种主张可视为对蒋介石"安内"政策的反驳.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失败后,意识到解国难须另觅新路.当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局面形成时,蒋介石继续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激化了双方的矛盾.自此,两人的博弈拉开帷幕,而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对蒋"安内攘外"政策的一种正面反抗.     

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争取德国调停中日冲突的目的辨析

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争取德国对中日冲突的调停,不是企图投靠德、日的反共卖国阴谋,也未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希望通过德国的调停拖住日本,制止日本进一步扩大华北事变,以免中日发生全面战争,双方“同归于尽”。此外,也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准备时间。此时,蒋介石正准备联苏抗日,不可能与日本建立反苏阵线。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从妥协退让转向决心抵抗,蒋介石决定终止德国的调停。      

抗战时期蒋介石访问印度的再考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的大国意识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日益增强，1942年的印度之行是蒋介石以大国领导人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一次重要尝试。出于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和战后亚洲格局的考虑，蒋介石在力图说服甘地放弃不合作政策及支持同盟国作战的同时，又不顾英国的反对，公开敦促英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之后，蒋介石又策动美国对英国施压，反对英印政府逮捕甘地。蒋介石由中立调停到以美制英，再到直接反对的政策演变，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战时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但也反映出蒋介石在对英外交上的不够务实。     

论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在日本侵华史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研究中不应回避“第二次币原外交”,正是它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打开了绿灯。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是长期一贯的,事变爆发后也无实质性的变化;推原祸始,“不抵抗主义”的倡导者是蒋介石,而不是张学良。南京政府当时的对日政策是一个整体,即“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不屈服”,它的外交努力具有两重性。     

宋哲元与抗战前的华北政局

1935年6、7月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达成了屈辱的《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致使冀察主权大部丧失,整个华北岌岌可危。在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宋哲元及29军担负起了维护华北主权的重大责任。到七七事变前的大约两年间,“华北问题”成为中日冲突的焦点,并为举世所瞩目,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现代史和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对这段历史作一考察。宋哲元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宋哲元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战后     

转折点

1936.12.12西安事变:扭转时局这一天,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当时的国内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张学良曾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25日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拘禁起来。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与宋哲元政治走向

宋哲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而“一二·九”运动是其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宋哲元与爱国学生之间,由尖锐对立到矛盾渐趋缓和再到双方联络联合成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透过宋哲元与爱国学生之间关系的变化,可以窥见宋哲元的的政治走向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决策、全国抗日形势的高涨密不可分。     

略论抗战时期蒋介石改变美国战略重心的努力

蒋介石试图改变和影响美国“先德后日”战略的努力贯穿于 1 941至 1 944年 ,是二战中中美关系矛盾的重要方面。蒋介石的这种努力主要是对美国战略投入绕开中国抗日战场客观现实的反应 ,对于中国抗战有其积极面。但是 ,由于囿于意识形态观念和依赖外援的政策路线 ,蒋介石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只能是悲剧性结局。     

罗斯福执政时期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态度和他的对华政策息息相关。他执政时，日本已经开始侵华，一段时间里他对蒋政权作出援助的道义姿态，而主流是对日姑息。随着战事的发展，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罗斯福结合当前实用的短期目标与设想的长远目标，开始极力维护蒋介石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形象，除1944年一段短暂时间里由于在战略方针和军事指挥上出现分歧而导致罗斯福对蒋介石采取压力政策外，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无条件支持蒋介石。     

鲜为人知的庐山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迫其放弃了内战政策,此举成为全国抗战局面形成的关键。其实,在此之前,蒋介石还经历过一次鲜为人知的兵谏,地点在庐山,发动者是国民党左翼人士邓演达和唐生智。     

谈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派遣占领军问题

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派遣占领军问题是在当时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对日政策影响下提出的，由于当时国内复杂的形势和蒋介石忙于打内战，使它未果而终，这一结果不利于中国战后对日处置构想的实现．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试论北伐时期日本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

北伐时期日本田中内阁对华采取了以解决满蒙问题为重心的双重政策，即一方面通过对张作霖工作，使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另一方面通过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使中国关内追随日本。为确保满蒙问题解决，田中还决定在对张作霖工作完成之前，迟滞蒋介石南京政府对关内的统一，北伐时期日本三度出兵山东阻止蒋军北上原因也在于此。田中扶植张作霖分离满蒙的政策，由于日本内部意见分歧并终因皇姑屯事件化为泡影；而其三度出兵山东，则促使蒋介石进一步走上流日亲英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