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活到拒绝复活——中世纪到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演变

中世纪以来 ,2 0世纪以前西方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复活 ,典型的复活主题的作品描写主人公精神上的再生。复活模式是人道主义的形象体现。现代主义是在西欧世界大战后 ,“上帝死了”的思想背景下诞生的 ,现代主义渴望拯救 ,但又对复活表示怀疑 ,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幻灭感和绝望感。后现代主义在人物塑造上 ,彻底打破了人是善良的 ,人是宇宙中心的传统 ,创造了独特的结构方式 ,将人生的虚无和绝望作为一贯的表现主题 ,有意识地“反戏剧”、“反小说” ,坚定地拒绝复活 ,这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刻意创新 ,而且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从复活到拒绝复活这个视角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代到现代人类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的发展转变规律。     

祥林嫂悲剧的文化意蕴

祥林嫂的悲剧是文化悲剧的一种典型。以鲁镇民俗为核心存在的“鲁镇文化” 以其残酷性使祥林嫂“虽生犹死”;就个体生命而言,虽然死能带来微渺的希望,但祥林嫂仍无法获得最终的解脱。这也是鲁迅重视“人的文学”观的真正之体现。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历史观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主要面对《词与物》最后提出的“人之死”这样一个问题,福柯认为“人之死”是尼采的“上帝之死”的伴随事件。福柯指的“人”是欧洲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的所谓资本主义大写的“人”、资本主义的一般主体性。福柯认为,法国大革命给欧洲带来了一种主体性,欧洲现代史就是这个主体性的历史。法国大革命成为福柯《知识考古学》思考的中心事件,法国大革命在福柯文本中是隐匿的。     

“季路问事鬼神”章或解——基于孝的考察

对于《论语·先进》篇“季路问事鬼神”章，历来人们一般从生死观的角度去诠解，此章其实还可从孝的角度加以阐释。孝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孝在当时有三层含义：一是侍奉活人，二是埋葬死者，三是祭祀鬼神；也即《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章孔子所说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路问事鬼神，问的是如何“祭之以礼”;“敢问死”,问的是如何“葬之以礼”。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强调的都是要“生，事之以礼”,即把行孝的重心放在侍奉活人即在世的父母身上。     

《凡人》之死的生存本体论解读

就生命的终极价值而言,人生就是一个从非本真的“向死而在”到本真的“先行到死”的过程。 此在唯有真正地清醒死亡,避免陷入惧死、避死的“沉沦”,才能以扫尽尘嚣的泰然姿态直面无法回避的死亡,实现超越生存本身的“向死的自由”。 从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下的“存在”视角思考小说《凡人》中的存在与死亡问题并得出结论：作为灵性存在的人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能够通过对“死”的洞悉,使自己成为在世的神;人既是向死而在的凡夫俗子,更可以依藉先行到死的方式超脱凡俗的肉身,凸显此在“存在”的真正意义。     

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域求解“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振聋发聩、令人深思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既是关系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急迫、艰深命题,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求解。求解“钱学森之问”必须抓住教育的真谛,使教育切实步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轨道,才能真正改变教育现状,推动中国教育发展,培养大批杰出人才。     

析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马克思在《1 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形成了一个生态哲学思想的新视域 :他一反传统哲学对自然界的抽象理解 ,将其理解为是在人的劳动中不断生成的“现实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从而实现了对自然界理解上的范式转换 ;在此基础上 ,他又以一种更为全面辩证的眼光揭示了在劳动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互为对象的关系 ,对这一关系的揭示为当代人在生态哲学的绿色语境中超越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决定性的启示 ;最后 ,他提出了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的“现实的行动”不仅将使人 ,也将使自然界从异化中解放出来 ,而复归的人与复活的自然界之间必将建立起互相创立、互相生成、互为对象的交往关系。     

《哈姆莱特》中的死亡问题

在莎士比亚剧作《哈姆莱特》中,死亡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富有吸引力的问题。这不仅因为那最易被人谈论的哈姆莱特行动的“延宕”与这一问题有着密切关联,而且因为剧作者在处理死与生的关系时,表现了极富有启示性的、罕见的卓识。如果说哈姆莱特形象是不朽的这一命题可以成立,那么其不朽之相当大的成分即在于此。     

论生命的本真与意义

在探讨人之生命本真的问题时,必须联系到人之“生”与“死”两个方面,所以,虽然每个人之人生都显现为生命在时间长河中一维性的流逝,但却内含三重性:一是生理性血缘生命;二是人际性社会生命;三是精神性超越生命,此之谓生命本真。人们只有真正意识到并自觉地从生命的三重性出发安排人生,才能引伸出正确的生命意识,拥有合理的生活态度,减少人生中的痛苦而获得幸福与快乐。     

散论自然美

一、“人类学的自然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关于自然界的两个概念,一个叫做“人化的自然界”,一个叫作“人类学的自然界”。对于“人化的自然界”,人们已经十分熟悉,而“人类学的自然界”这个概念似乎还不大为人们所注意。什么是“人类学的自然界”呢?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人类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是从自然界分化出     

论美学的生态关怀——兼论生态美学何以可能

生态美学作为一门学科难以成立，但美学本身却对当下人与自然和谐被严重破坏的生态危机有着极其独特的意义。这种独特的意义不在生态美学理论借鉴生态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来研究美学问题，而在美学本身就是生态学甚至是深层生态学的。关学自然观是一种使自然“复魅”的自然观，美的事物和艺术本身是一种“让存在”，关学在存在论意义上抵御了人的技术化存在方式，开显了人“诗意地栖居”，从而在根本上牵制甚至克服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天人合一"观的现代生态伦理价值

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它从整体论的原则出发,提供了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构架和思维模式,放弃了近代机械自然观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所蕴含的基本生态理念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生态理念惊人地相似,为构建中国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提供了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渊源和思想资料,进一步阐明了“天人合一”观的现实价值与作用。     

环境道德教育研究论纲

环境道德教育是21世纪德育面临的新课题。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德教育,而是与人代际道德教育相提并论的对待自然的态度教育,是改造环境价值观,塑造生态人格,提高环境道德素质的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环境道德教育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构成要素、组织结构、发展模式、功能和价值。就其社会目标而言,是要达到生态的、经济的、社会的可持续性,就其个体目标而言,是要促使人们养成生态意识和生态人格并达到“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     

东西方生态思想比较

无论东西方,人类早期都朴素地认为人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随着宗教的产生尤其是近代科学的发展,东西方生态思想出现分化,西方走上"征服自然"之路,东方保持了"天人合一"传统。征服自然遭到的报复使西方人在20世纪首先开始关于生态的反思,此时东方人则试图重复西方工业化模式。当代东西方生态思想的差距表现为"生态观"与"环境论"的区别。席卷西方的绿色运动标志着生态思想正进入哲学伦理学层次,东方的环境保护则基本上只在经济学、社会学范畴兜圈子。以人为惟一出发点的环境论有待深化与升华。     

纳西族生态文化的独特价值

生态文化就是一切有关生态的文化,是反映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一种社会文化。拥有和谐的生态文化是生产力发达、社会进步的产物,是生活文明、社会繁荣的标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纳西族先民依据其生存环境,创造出内容丰富、独具民族特色的生态文化。研究纳西族生态文化独特而优秀的价值内涵,对于当前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青海生态文化及其体系构建

生态文化是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灵魂,也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大力培育和发展生态文化,积极构建青海生态文化体系,为实施生态立省战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保护建设生态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姚鼐对君子人格理想的坚守和追求

姚鼐文集中,"君子"是其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研究和思考姚鼐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君子,姚鼐笔下所描写的君子形象,姚鼐以君子的人格标准对那个社会所作的揭露和批判,从姚鼐对君子人格的描写和阐述来看它有哪些积极意义,姚鼐对君子人格的坚守和追求所给我们的现实启示这五个方面的问题,既有益于促进对姚鼐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又有助于强烈呼唤君子人格的复苏,充分重视利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这一资源优势,强化君子人格的教育和重建,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谭恩美的《喜福会》

华裔美国文学主要关注华裔的生活和境况、身份属性的建构、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等,对自然、生态和环境的描述不太明显。随着生态批评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体现的生态思想。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的处女作《喜福会》描绘了四位母亲和她们的女儿在中国和美国的生存状态、中美文化差异等问题,同时还独辟蹊径地彰显了其生态意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谭恩美的作品突显了其东方生态和谐思想,通过精神生态下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书写,文化生态下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书写强调了作家精神、文化和社会和谐的生态观。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发展趋势下,人类在多元文化交流共存的基础上,必然能融合出一种人类精神发展的共同本质。     

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对于人的诗意生存

生态存在必然诗意地寻归生命有机性的运演节律。对人来说,或者对人的生存来说,生态对文学、文学对生态,都依生态存在而动,都是人的生命活动状态使然。生命有机性既是人的自然之身及感性生命的基础,又有机呈现人的多重存在关系,更需要精神性及审美化的提升,文学则是其中重要提升力量。生命、人与文学的生成及效应则依循诗意的节律,既形成整体的有效性,又显示着各方的魅力。当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出现,从发生之初到广泛影响实际都在极大地关注着人的生存问题,并探寻人何以能诗意生存。当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在助力,必然要成就那种“有效”及“魅力”,其方法、策略及目的性追寻,旨在助推人的活动不断地融入诗意生存。事实上,生态批评的阐释、评论、理性确证及学理基质,就是通过生态整体及诗意性的综合性体验,把控生态、生命、人与文学间的诗意关系,彰显其相互促动、相互映衬的魅力。     

关于生态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思考

生态审美观的建构是以对“生态”的理解为前提的,我们认为“生态”不仅指自然的存在方式,也不是单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生态和环境不同,环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术语,是主客分离的二元对立的产物;生态则更多地体现为相互依存的整体化的系统联系,所以“生态”是指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在”的诗意的存在方式。生态美学是对人类生态审美观念反思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停留在环境污染、土地沙化等具体层面上,生态美学研究首先是关于自然美的存在状态或者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其次生态关学研究还应谊包括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化问题,让人们告别“祛魅“的世界,重新回到人类栖居的“诗意”的大地上。生态学虽然是从生物学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中不能用环境科学、生物科学等的科学方法。同样,在生态芙学研究中我们也不能把认识论作为生态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因为生态不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概念,而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所以,在对生态美学的研究中,其研究方法应该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生态美学应该以本体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