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安顺之际的汝颍名士

东汉安、顺之际,一直匍匐于外戚、宦官黑暗统治高压下的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一种新的中青年知识群体正在全国范围内悄悄形成。从政治史看,他们是后来汉末清议运动的领袖和中坚;从社会史看,他们是魏晋士族社会的源头;从文化史看,他们则是“自然”思潮的倡导者。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末名士。尽管其活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王符的社会批判性治国思想

本文对东汉王符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进行探索,从其"以民为本"的思想以及"以学为基"的教化思想中,探寻其社会统治思想主张,以期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     

论汉未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质

论汉未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质王德华人们常说魏晋六朝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关于这一时期“人的觉醒”的具体表现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宗白华先生曾着重从美学角度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     

《荒政辑要》的成书原因及其地位

《荒政辑要》是清代前期诸多荒政著作中的重要一部,作者汪志伊是乾嘉年间的著名官僚。该著是在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因素作用下写成的,其问世以后曾多次再版,代表了清前期士大夫阶层对荒政的认知水平。     

首条“范式”与“言语”门之边让见袁阆叙事——兼论《世说新语》与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关系

以首条“范式”统摄各门叙事,是《世说新语》的重要创作特色:重视“言语”甚至超过“德行”、“政事”,却以边让叙事作为“言语”首条,使其最具确证首条“范式”的重要价值;由考察“言语”门的编排体例与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基本特征等,可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全面彰显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本质精神,就是撰者选择“言语”首条人物叙事的根本标准;边让见袁阆叙事,全面体现了“言语”的崇高境界在于表现植根于深厚道德理性的高度文化智慧等“范式”意义.合观《世说新语》的首条“范式”与孔门四科“范式”,可破除学界对“汉末魏晋”概念的含混及偏误认识,更为全面、精准地认知东汉晚末期文化实为汉末魏晋文化时代的真正起点和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可更为深刻地体认撰者首次将汉末魏晋视为一个完整的重要文化时代的学术史意义.     

由汉平帝之名看西汉末年皇室宫廷权力斗争

西汉后期社会各方面矛盾重重,汉王朝统治危机频仍。特别是成、哀、平三世“绁统三绝”,使汉王朝统治中枢的权柄屡量,政治运作失去常规性,直接加剧着西汉末年统治的总危机,外戚势力的变更升降为王莽篡夺最高权力提供了机遇。成帝时中山王刘兴为其子命名曰“箕子”,哀帝时丁太后对“箕子”祖母的迫害,“箕子”继帝位后王莽为其更名曰“”,实际上作为一条线索贯穿着西汉末年宫廷权力斗争的全过程。通过对这一线索的发隐,本文将西汉末年一系列看似不相干的权力斗争事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以期对研究这段历史有所裨益。     

江南社会史视野中的“农村三部曲”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将他的江南地域经验和社会政治意识、社会科学理论,以及社会史兴趣进行有机融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三部曲”集中体现了茅盾对经济生活的高度关注,“眼光向下”的分析路径,以及书写“整体的历史”的追求,纵横捭阖地勾勒出1930年代江南农村和乡镇社会政治、经济、农事、风俗、祭祀、礼仪等多重图景,涉及社会阶层变动、地方权力博弈、底层对统治阶层的反抗等多重政经脉络的演进。作品在贡献出一幅1930年代江南农村和乡镇社会“整体的历史”的缩微图的同时,也打开了现实江南世界的历史纹理和日常褶皱,为现代江南文学的书写和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创作手法上的借鉴和研究路径上的启示。     

汪志伊《荒政辑要》浅探

《荒政辑要》是清代前期诸多荒政著作中的重要一部,作者汪志伊是乾嘉年间著名官僚。该著是在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因素作用下写成的,其问世以后曾多次再版,代表了清前期士大夫阶层对荒政的认知水平。     

地主世家和豪族形成的历史考察

在一部分史学著作中,把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主世家和豪族混同起来,称为“世家豪族”,或者视豪族为身分性地主,甚至将豪族同门阀加以联系,曰“豪强门阀”.这是值得商确的.地主世家和豪族,虽然从共性而言都是宗法封建性大地主,但以二者存在的个性而论则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的阶层.这种区分之所以必要,不只是为了弄清阶层概念,更重要的是对这一时期的阶级结构、阶层关系和门阀统治以科学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封建性统治的发展和历史影响进行估量.本文对地主世家和豪族形成的历史略作考察,目的就是希望有助于这种分析和估量.     

儒家民本思想与西方“被统治者同意”理念之比较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看,古代社会把政治合法性基础归于自上而下的天命以及与这种天命相应的内在德性。近代西方的政治合法性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主权在民的“公意统治”和代议民主制的“法理型统治”。本文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的“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人本思想的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制度设计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能够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理论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持。     

王符的人才观

<正> 王符(约85——162)①,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东汉后期进步思想家。王符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政权急剧衰落的时期,朝政非常黑暗,吏治极端腐败。一首民谣揭露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②面对这样黑暗的社会环境,王符“耿介不同于俗”,隐居不仕,著《潜夫论》三十六篇。在这部著名的政论文集里,他从中小地主阶层的立场出发,“指讦时短,讨谪物情”③,对东汉后期的社会政治进行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政治     

清代前期的荒政与吏治

本文从经济史与政治史交叉的视角,考察了清代荒政和清代政治的某些关联.对清代救荒的基本章程,清代荒政与官吏陟黜,清代荒政与吏治状况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吏治是影响救荒成效的重要因素.清代形成了以皇帝为总管、户部筹划组织、地方督抚主持、州县官具体执行的救灾组织体系.中央多渠道派员督办监察,提高了办赈救灾效率.清廷将荒政执行状况与官吏陟黜结合起来,对各级官员均有震慑作用.大体以乾隆中期为界,此前荒政颇有实效,其后荒政渐趋败坏.     

重振“三纲”？对复古主义回潮的性别审视与历史批判

从社会性别和历史交叉视角出发,引入女性主义理论/方法,在对当代大陆新儒家领军人物蒋庆的“政治儒学”之“王道政治”、“弘扬三纲”、“安顿女性”等论说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其背后的学理、内在的逻辑和现实的效果,评估其对女性发展和社会公正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试图从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误区等方面进行梳理和批判,以期促进男女平等国策的推进和落实。     

清朝多民族“一体论”及其政策实践研究

[提要]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面临以“夷狄”统治“华夏”、以“少数”统治“多数”的现实,为了实现对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兼顾利益和平衡关系的策略,一面反复强调“满洲根本”“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一面又不断强化“满蒙一家”“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满汉一体”的民族观念。在推进“一统中国”的进程中,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多民族“一体论”,从思想文化、用人制度、经济生活、民族关系诸多方面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治统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满、蒙、汉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     

国家、民众与佛教：西夏崇佛的历史心理探析

从施印佛经发愿文、西夏佛教政策等方面探析西夏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不同历史心理。分析认为,西夏崇佛的推动因素有二：一是上层统治贵族的政治性提倡,二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化信仰;分析还认为,统治阶层和民众阶层崇佛的心理有异同：相同之处是作为自然人都有虔诚礼佛、解脱现世苦厄的个体性宗教愿望;不同之处在于统治群体愿望的政治意味较浓,着眼于统治范围的整体,而下层民众愿望的生活味道较重,集中于摆脱自身生存困境。分析结果表明,西夏佛教的兴盛源于西夏两个阶层不同心理诉求的共同推动。     

《华阳国志》成汉史叙事中的“晋朝认同”

《华阳国志》成汉史叙事,其编撰体例、叙事立场,均体现以晋朝为正统的观念。除认同正统外,常璩之"晋朝认同"的更深内涵是对两晋门阀统治的认同。基于门阀立场,常璩将西晋蜀中统治的崩溃看作是赵王伦篡位及寒人乱政的结果。其述李雄蜀中统治,曲笔以迎合东晋朝廷,并依东晋士风阐释李雄之"雅谈"。其所述成、汉易代,着力发扬蜀中士人的道义担当与教化责任。以上表明常璩是在两晋门阀整体立场上叙述成汉史,其对门阀的阶层认同要高于政治认同与地域认同。     

王符的“明真”的逻辑思想

一、王符及其《潜夫论》 王符,字节信,东汉时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其生平事迹不可详考,据范晔《后汉书》本传等有关材料推断,他约生於章帝建初年间,卒於桓、灵之际,其活动年代当在黄巾起义之前。 《后汉书》以王充、王符、仲长统合传,说王符“少好学,有志操”,并说“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馀篇,以讥当时得失,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     

永恒的秩序:汉代“天”的重新建构与社会秩序的论证

传统观点将秦亡汉存归于秦不懂文武并行,汉代统治方略的改变保证了王朝的长久。但这些讨论没有揭示出深层次的原因,即对此的本原性论证。汉代统治者认识到军事力量和法律的不足,知道了教化的重要性,即人们从内心接受其统治,这就需要对采纳的统治方略进行本原的论证。传统的观点均认为汉承秦制,其实汉代承袭的只是秦朝的政治制度,汉统治者认识到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其他社会秩序的协调,其他关系的伦理也会对政治秩序的伦理有影响。为了教化民众,汉代需要论证君主专制、社会秩序以及秩序伦理等的合理性,论证任务的多样性决定了他们在抬出先秦的“天”时,赋予了其神性、义理、自然等多种性质,三种性质是混沌的。“天”既论证了君主专制,同时也论证了君臣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存在的拟宗法化性质以及对君主权力做出了限制,从而保证了汉室的长久存在。     

略论汉代人的死后“地下世界”形象

"泰山"、"蒿里"、"梁文"早期与统治阶层祭祀仪式中的封禅不死观念等有关,汉末它们逐渐渲化为一般人死后的去处;而死者的殉葬物中的冥船、漆盾等形象,则显示了汉代人"以生事死"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