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与毁灭--精神阉割的悲剧

《霸王别姬》和《萨拉辛》是两篇极具相似点的作品,但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同志”小说。相同的单亲家庭造就了两位不同的艺术家;相似的同性之爱造成了共同的命运悲剧。他们承受着命运的“阉割”,在传统引导的社会中却从未泯灭独立人格的渴望与艺术生命的坚执追求。罗兰.巴尔特的《S/Z》有助于我们分析萨拉辛的性格及命运,更促使我们在纵深的传统文化层面探索萨拉辛与程蝶衣的命运悲剧。     

《金瓶梅》批评“非淫书”说谫论

《金瓶梅》以大胆露骨的欲望叙事呈现一部性文化大餐,属意教化功能或审美品格,形成文本接受的淫书说和非淫书说二水分流之势,《金瓶梅》的三大评点前后接续,竭力为小说题旨辩解,体认性文字的存在价值,追溯其复杂的社会原因,真实反映了“非淫书”说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它们一道建构了厚重的《金瓶梅》文本接受大厦,推动了《金瓶梅》的经典化进程。     

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插图，应遵循“三符合”原则

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插图是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插图和阅读文字一样，也是学生“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然而，我翻阅了多种版本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发现插图存在不少问题。     

朱熹审美阅读的“自得”说

朱熹继承了孟子在君子修身和为学两方面所提倡的“自得”说，并创造性地运用在审美阅读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阅读理论上的“自得”说。通过对朱熹审美阅读“自得”说的分析，揭示出其审美阅读“自得”说有两层含义，其一，对“本文”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要有“真识”或“真赏”，即对文本的反复吟哦讽咏；其二，在反复讽咏的基础上，“自得”作品的言外之意，即“妙悟”。在今天，朱熹的审美阅读“自得”说对人们的阅读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谈学生与文本的三重对话

张庆老师在《试说对话》一文中（《小学语文教师》2002年6期）认为：“阅读的过程就是文本意义与阅读主体意识之间互相交流、双向互动的过程。阅读时。各种相关的知识与生活体验都被读物的信息激活。与文本意义发生碰撞。”这就是说，学生与文本要做到真正对话（发生碰撞），就应该具备与文本相关的“背景信息”（知识与生活体验）。这“背景信息”主要包含阅读经验图式、个人文化信息、个人的价值观这三个方面。因此，学生与文本的对话有三重。     

“乐”与中国古代审美体验

“乐(lè)”是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重要的理论范畴。其美学意蕴有三：是审美过程中主体的审美愉悦感的重要体现;是对中国古代以诗、乐(yuè)、舞为代表的艺术创造或审美活动所引发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体验的重要理论提摄;是审美体验活动之高级阶段审美主体的超越性精神体验的表征。“乐(lè)”作为审美体验,贯穿于审美体验活动的全过程中,并呈现为“即身”之乐、“会心”之乐、“神游”之乐三个依次递进的不同体验层次。就其审美体验中所蕴含的超越性而言,“乐”又主要呈现为以“和”为旨归的儒家之“乐”境界、以“妙”为旨归的道家之“乐”境界和以“圆”为旨归的禅宗之“乐”境界。“乐”比“美感”更适用于描述中国古代的审美体验活动的层次性、超越性以及对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与美学特色。     

实在界之快感:齐泽克电影批评对拉康理论的应用

齐泽克认为,拉康精神分析的核心命意在于实在界与现实之对立。实在界对于符号化的抵制所产生的剩余快感,总是会污损那幅依靠意识形态支撑而获得虚幻一致性的现实图景。电影作为视觉艺术和大众文化产品,最生动地体现了实在界之快感的激进性。齐泽克的大量理论阐述,都是借助精神分析与电影文本的交互阅读而展开。齐泽克深入分析和评述了《卡萨布兰卡》、《城市之光》和《知情太多的人》等几部经典影片,集中阐发了观影心理过程中可能会调动起来的激进的快感,并确认其作为电影艺术魅力的根本所在。齐泽克所说的未完成之现实的本体论,为我们审视拉康精神分析的电影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当代文学经典应该如何重写

创作层面经典重写与理论（文学史）层面经典重写是互为表里的文学现象，前者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式。《车厢峡》《黑夜孩魂》《半夜鸡叫》分别对《李自成》《创业史》《半夜鸡叫》三部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了颠覆性、延续性、戏仿式的重写。在文化转型背景下探讨重写文本与前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把握近二三十年来当代作家的创作心态、艺术追求和历史局限，察悉人性叙述的可能性、有效性、有限性，对推进当下文学创作和研究自有其独特的意义。当然，经典重写不能简单化和极端化，在如何重写的问题上，需有正确的历史观和辩证思维。     

中国传统山水画的“似”与“真”

和西方传统油画艺术注重严谨的科学性不同 ,中国传统山水画是为精神世界服务的艺术 ,它的审美魅力直指人类灵魂的深处 ,在精神上满足人类的审美欲求。而“似”与“真”的审美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山水画在创作领域内最重要的美学命题 ,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根本原因之一。     

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读”出一片新天地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因此，在阅读教学中应以读为主，突出学生的自主读书，引导学生通过作品的阅读，情有所感，理有所悟，整体提升朗读感悟能力，从而促进语文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     

朱熹的审美体验论

从审美体验论的角度分析了宋代美学家朱熹美学的体验论思想,认识到：他的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转折点,它既是中国先秦以来“道体论”美学的终结,也是宋代以后“体道论”美学的开始。通过对朱熹审美阅读理论的探索,论述了朱熹主张审美体验论的思想,具体表现为：审美主体面对审美客体在强度上要反复玩味、沉潜涵泳,在深度上得到“通身在水”“透内皆湿”的程度,方可感知和体验美的存在。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艺术鉴赏和审美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古典长篇小说中的“榜”艺术

《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红楼梦》、《镜花缘》、《花月痕》等小说广泛存在“榜”现象。“榜”在小说文本里或于开篇做个总体的预见和暗示，或于小说中间做相关的提示，或于小说的结尾处做一个总括。“榜”将众多的人物和事件统筹起来，从而起到介绍人物与人物定位、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等作用。重点分析了“榜”在小说文本中的概况与特征，探讨“榜”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的艺术。     

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为中心

许子东的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余声,其“中国故事”的叙述视角及对百年中国小说中“官员”“官场”形象的挖掘是一大创见。由音频节目到纸质书籍,从“有声”到“无声”,该书体现了移动阅读时代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可以说,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写作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移动阅读时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向,将之与之前的文学史并置比较便于照见当下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前这个时代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小宇宙与大宇宙相结合的审美体验──《个人的体验》艺术谈

长篇小说杰作《个人的体验》表现了大江健三郎的将小宇宙与大宇宙相结合的审美体验。从艺术观念说，这是一种以“现实政治与‘呼唤’文学相结合的现实主义”为主的东方传统文学观；从艺术方法说，这是一种以“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心理体验”为主的意识流方法；从艺术风格说，这是一种以“严肃内容与荒诞形式相结合的夸张变形”为主的现代派风格。这种审美体验与艺术特征，源自大江健三郎的“怪诞的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的教学问题——小说《青春之歌》教学调研引发的思考

《青春之歌》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的著名小说,多年来一直是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必选篇目。通过对该课程的相关问卷调查,了解当代大学生对“红色经典”的阅读态度和审美体验,同时探讨“十七年文学”的教学改革和努力目标。     

建立阅读档案提高课外阅读水平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是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同时又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对于学生,语文教学应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为起点,为中心,为归宿。从这一意义来说,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就是提高他们学习各门学科的基础学力,为他们的终生学习和发展创造前提条件。     

对“重写文学史”的反思

1988年第四期《上海文论》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该专栏里,发表了该刊特约专栏主持人陈思和与王晓明的对话,接下发表了本专栏主持人认为,为本“专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的两篇文章。其一是《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其二是《“柳青现象”的启示》。这样,“重写文学史”的旗帜在全国文学界首次正式打出。 此后,国内一些报刊纷纷办起响应“重写”的栏目,《上海文论》主编、副主编亲     

“悖论”之中的意义链条——齐泽克的三个笑话

“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为何“必须借助基督教的经验”？齐泽克与“激进正统论”神学之争,似可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早在1997年,米尔班克就在其著作的注释中提到过齐泽克,乃至2009年他们的相关论说被合编为《基督的异类：悖论还是辩证》。在齐泽克看来,基督教神学推至极处,可能恰恰是一种无神论。作为一套最具原型意味的叙事结构,齐泽克认为“历史的进程”、“市场规律”等等均可以从基督教得到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