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

王渔洋诗学在《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集部中引述王渔洋之说多达二百余条,其许多诗学观点都与王渔洋诗学有密切的关系。《总目》第一次站在学术史和清代诗歌史的高度,对王渔洋诗学进行全面的总结,指出了其以“神韵”为核心的诗学理论诞生的历史必然和时代意义,分析了王渔洋诗歌的渊源所自、创作特征和末派流弊,并对王渔洋、赵执信的诗学论争进行了评述。分析《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总目》诗学批评与清代诗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渔洋"神韵"概念溯源

本文首先通过追溯"神韵"的语源,肯定前人认为它系由画论移植于诗学是目前根据文献所能得出的假说。又经广泛考查历代文献,发现在元代"神韵"已用于诗文评,其审美内涵则到明代中叶基本已定型,至迟在胡直的诗论中已有较成熟的理论概括。这一结论澄清了学界认为胡应麟始用"神韵"论诗的不确之说。最后,考察王渔洋早年创作和批评中使用"神韵"概念的情况,认为王渔洋最初使用"神韵"概念是不自觉的,经钱谦益品题后,日益意识到"神韵"的理论意义,自觉地加以申说发挥,最终被诗坛广为接受,尊奉为其诗学的核心范畴,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王渔洋对博学鸿儒科之态度简论

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考试,是清初文化征服的一大策略,对瓦解明遗民的精神抵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次征诏,当时社会上颇有非议,王渔洋的占论就很有代表性.渔洋讥讽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明遗民,认为遗民应当守道自重,不宜轻易出山.     

王渔洋扬州文学活动评述

王渔洋（王士）是清代“神韵说”的倡导者,康熙年间,他主盟诗坛达５０年。本文评述他在扬州５年文学活动的成就和影响：康熙年间的两次“红桥修禊”,为扬州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其后的卢见曾、曾燠、伊秉绶等人的“红桥修禊”,乃至臧的“冶春后社”,都是王渔洋的余波遗响,扬州文化的振兴,王渔洋是第一功臣;王渔洋在扬州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写景诗的创作,是他标举“神韵”的早期的体现;王渔洋大量的创作实践,以清新平淡的风格取代了遗民诗凄清愁怨的格调,为他日后主盟诗坛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扬州这块沃土造就了一代诗才王渔洋,而王渔洋在扬州的活动,又为扬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渔洋与明遗民诗人姜埰的交往

从有关资料看,王渔洋与姜埰有过一次交往,并由姜埰给王渔洋的赠诗,引出了清初批评王渔洋“清秀李于麟”的诗学话题;这一话题又与王渔洋后来对姜埰“遗命宣州”的批评有关.王渔洋对姜埰的批评,反映出王渔洋后期对明遗民诗人的日渐疏离.     

王渔洋为何重视康太乙？

康太乙，名乃心，字孟谋，陕西合阳县人。明崇祯十六年(公元一方四三年)生，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一七O七年)卒，终年六十五岁。他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人，既是诗人，又是理学家，又是方志牒谱学家。     

接受视域下的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比较

读者接受理论认为,文学的历史应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史,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同时也是作品再生产的 过程,是历代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认识、反应和评价的历史。对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的接受特征进行考察并比较,涉及二者在 接受主体、接受场域（环境）、接受（传播）过程与方式等方面的情况。     

从《花草蒙拾》看王渔洋词论与诗论之关系

王渔洋的神韵诗论影响极大，而其词论却相对淹而不彰，有论者以为王渔洋的神韵诗论形成在先，进而影响了其词论；而有人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笔者通过对王渔洋词论专著《花草蒙拾》成书时间和内容论点的考察，参以王渔洋扬州五年的文学活动，发现渔洋词论和诗论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影响，二者共同推动了王渔洋神韵论的丰富和深化。     

翁方纲核心诗学概念关系辨析及价值定位

翁方纲尚未及用一个术语概括其全部诗学,三个核心概念"肌理""正面实作""事境",实乃相互依托但无法替代的关系."事境",须从"正面"入手,以"肌理"承接之法出之.这个思路拯救了"神韵"说重视"远"和侧面烘托导致的"虚".翁方纲追溯"格调"和"性灵"二说主要弊端的源头,通过批评明七子和南宋杨万里来进行诗坛纠谬.他的主张,并没有超出传统诗学,实是传统诗学的完美调和者.     

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

以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为界,王闿运对陶渊明的接受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他不存在认同陶渊明生活方式及思想的契机,有的只是入世的激情和入世受挫的愤懑.同治四年以后,王闿运的思想较前期显得更为豁达.在这样的心态下,王氏对陶渊明的接受出现了由抵触到模仿,再到以隐者自居的变化.王氏对陶诗的接受与对陶氏人格的体认一样,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并与其心态和生活状态相对应.     

翁方纲的“肌理”说探析

翁方纲继神韵、格调、性灵三说之后,又提出了新的诗学主张——肌理说。本文讨论了其“肌理说”产生的时代文化氛围及基本内涵,阐述了翁氏对神韵说的补救与改造,以及对格调说的修正与补充     

王渔洋与赵秋谷的关系及诗学之分歧

清初王士礻真与赵执信两人的关系及其诗学论争一直是诗学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学界通常将两人始亲终疏的关系说成是论诗宗旨的不合。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和细致考辨 ,可以论定两人关系的恶化主要因为赵执信性格的褊狭和狷急所致 ,意气之争多于诗学观念的歧异。赵对王的批评基本不能成立。     

朝鲜古代诗人对陈师道诗学的接受与选择

朝鲜古代诗学对陈师道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高丽、李朝前期推崇宋诗,以“苏黄”指称江西诗派,对陈师道也表现出称颂和喜爱;李朝中后期,推崇唐诗反对宋诗,改以“黄陈”指称江西诗派,虽然承认其在宋诗中的地位,但反对其创作风格。朝鲜诗学还在次韵诗、诗人的性情和风格、琢炼等方面高度评价了陈师道,并在接受过程中体现了选择性。     

艾略特诗学在中国的文化接受探析

艾略特诗学具有大众基本不能接受的主要成分,其在中国的接受状态也由最初的狂热经逐渐的反思而至最后的"扬弃".对此作出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文化接受的主题共鸣、内容通俗、形式新颖、表达清晰等规律性要求,并确认情感因素和个性化风格的客观重要性,这对促进当今文化双向传播具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伊应鼎与《渔洋山人精华录会心偶笔》

《渔洋山人精华录》是清朝“一代诗宗”王渔洋众多著述中流传最广的一部，清人对此书多有研讨，其中伊应鼎的《渔洋山人精华录会心偶笔》就是一部有特色的作品。然此书自乾隆年间刊刻以来未能引起学人的足够重视，故而流传不广。文章对伊应鼎生平及刊刻渔洋山人精华录会心偶笔的因由作了初步考订，并概述了伊应鼎诗评的特点，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渔洋山人精华录会心偶笔》的重视。     

接受=误读：意识流小说诗学在新时期

国内学术界一般把外来思潮影响下的新时期"东方意识流文学"看成是"东方的狡黠"的产物,强调此乃"以我为主"的理性选择之结果,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在于:人们却不寻思"选择"的过程中对业已得到"接受"的对象("他者"的文学事物)的认识是否切实到位背后的意义;关于主要由以上所述及的"选择结果"而显示出来的新时期文学整体创作倾向、所引发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转向之论争,理论批评界也没有进行过相应的理性评断。在布洛姆"误读"说启悟下,可以断言:新时期文坛对意识流小说诗学之接受实属"误读"。它掌控"接受"之水准。     

论朝鲜古代诗学对“江西诗派”概念的接受

在朝鲜古代诗话中、汉诗创作和中国诗话集的引进中,对中国江西诗派有不同称谓,在概念的运用过程中或者直接引用诗话集的过程中,可以管窥到朝鲜古代诗学对中国江西诗派的接受情况。朝鲜古代诗学对江西诗派概念的称谓虽然有个别差异(苏黄),但对内涵和外廷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对诗话理论的接受是全面的,在朝鲜文坛上的反响是先褒后贬,二者兼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