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赋得秋柳》诗新解

顾炎武《赋得秋柳》一诗,学术界历来以唱和王渔洋《秋柳》四章为主导观点,也一向认为此诗主旨是寄意永历帝。本文对顾炎武同时在济南创作的四首诗作综合分析,认为此诗非唱和渔洋,是受徐夜秋柳诗的影响而作;该诗的主旨乃是凭吊崇祯十二年被清人俘虏的德王朱由枢,并进而表达亡国之悲。此诗的解读有助于对王渔洋《秋柳》四章的理解。     

苏轼佚诗真伪辨——关于苏拭的补编诗互见诗及其真伪的研究与评介

一苏轼以他那饱含激情的诗笔,描绘出北宋中叶的社会风俗画卷,忠实记录着接二连三的政治动乱,向人们倾诉着诗人坎坷一生的喜怒哀乐。从而为中国古典诗歌开拓出一片新的沃土,以新奇的博喻和豪放的诗风,震撼了读者的心灵。他的诗章,流布甚广,例如《江行唱和诗》《歧梁唱行诗》《和陶诗》等,都是作者在世时结集出版过的优秀选本。     

诗僧的宗派身份与北宋中期钱塘台禅生态--《山游唱和诗》之研究

以僧人为主导、以山寺为游憩地的《山游唱和诗》,发生在北宋中期的钱塘,呈现出与汴京以官员为主导、以朝市为日常生活区的唱和完全不同的诗歌景观,反映的是地方与京师、南方与北方不同的话语生态。在对两位僧人惟晤、契嵩教禅宗派身份追寻以及认定的过程中,窥探嘉祐时期钱塘特别是灵隐天竺一带既冲突较量又和谐繁荣的教禅生态环境。而契嵩为禅宗争名位的一系列行为,打破了教禅生态自然平衡,引发了钱塘教禅生态突发性变化;在士大夫权力干预下,发生嘉祐末上天竺寺"以教易禅"事件,再次凸显政治权力介入宗教事务的强势力量。这一生态及其变化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山游唱和诗》的鲜活语境。     

苏轼被误判误编诗考论

从史料、诗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等方面来看,《苏轼诗集》中的《瑞金东明观》一诗乃是苏轼在海南北归滞留虔州时所写,被纪晓岚判为"伪托之作",实乃误判。再是从《苏轼诗集》和《全宋诗》关于苏轼虔州诗的编排来看,其中的《画车二首》并非苏轼在虔州时所写。     

《诗家鼎脔》编者考实

《诗家鼎脔》一书,历来认为是宋佚名或元佚名编选,惟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载此书编者为戴复古。此说虽不知所据,然据戴复古生平经历及与《诗家鼎脔》所选九十余位诗人之交游唱和之事实,可以作为《持静斋书目》之旁证,判定为戴复古无疑。《诗家鼎脔》可视为江湖诗派之微型选本,更是戴复古个人好友的诗歌选集。     

宋代唱和诗的深层语境与创变诗思——以北宋两次白兔唱和诗为例

嘉祐元年秋与二年春,欧阳修、梅尧臣、苏洵、王安石、刘敞、刘艘、韩维、裴煜、王珪等人,为一只白兔竟举行了前后两次唱和活动.现存的十五首白兔诗,不仅涉及具体白兔在历史上的珍稀程度、在传统上具体的文化意义,而且表达着唱和者们的性情与当时的心境.欧阳修在两次唱和中所表现出的超越文化传统束缚的愿望与努力,代表了宋调初创时期诗人的一种诗歌创作理想.通过对这些唱和诗的具体考察,可以更深入了解唱和诗的深层语境与创变诗思.     

《汉武》唱和诗述议——兼论《西昆酬唱集》的缘起与特征

《西昆酬唱集》卷上《汉武》唱和诗与真宗封禅无关,更无讽喻真宗西祀东封之意。《汉武》唱和诗及《西昆集》中的其他咏史之作,是杨亿等秘阁文人在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后改名《册府元龟》)时,在披览典籍、分类部居、采摭铨择之际对历史典故的感怀之作,也是对传统题材的再抒写,不必作"过分诠释"。整部《西昆集》离不开《历代君臣事迹》的编纂,从诗歌内容上看,近似一部创造性的、文学化的《历代君臣事迹》,这对宋诗特征的形成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小说月报》中的“诗钟话”考察

诗钟是介于律诗、楹联之间的一种文学,它既有律诗的严整,又有楹联的特点,本身又兼集斗智与娱乐性质于一身。清嘉道年间,诗钟开始在福建流行,并吸引了许多文人参与唱和;清末民初之际,它的影响范围渐至全国。1913年,《小说月报》开始连载《诗钟话》,以总结和指导诗钟的创作。《诗钟话》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也反映出诗钟在当时的流行盛况和巨大影响。     

石信道《雪》诗为晏殊佚诗考

石信道《雪》诗为晏殊佚诗考曦钟冯梦龙编刊的《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第１５卷《史弘肇龙虎臣会》中，有一首咏雪的诗，小说原文是这样写的：“时遇冬间，雪降长空。石信道有一首《雪》诗，道得好：‘六出飞花夜不收，朝来佳景有宸州。重重玉宇三千界，一一琼台十...     

郑功懋及其《书带草堂诗存》

郑功懋乃清末民初海宁之社会名流,为现代海宁地方教育创始人之一,其子郑晓沧为浙江师范大学前身浙江师范学院首任院长,堪称教育传家。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郑功懋手稿《书带草堂诗存》一部,从中可窥见功懋与其子晓沧的舔犊深情及当时人文之一斑。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     

《西昆酬唱集》编选原因探究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著名的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本文从《西昆酬唱集》编选的外部条件、宋初唱和诗的大量创作与唱和集编辑蔚然成风的文化背景和编选者的主观目的等三个方面分析和讨论杨亿编选《西昆酬唱集》的主要原因。     

李白《上楼诗》与《题峰顶寺》、《夜宿山寺》考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李白诗歌《夜宿山寺》的内容,应为李白少年诗作《上楼诗》的内容,而《上楼诗》实为李白上绵州越王楼诗。李白中年在蕲州黄梅县所作《题峰顶寺》来源于宋代邵博《邵氏见闻录》、赵德麟《侯鲭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现行小学语文课本等出版物中的李白《夜宿山寺》存在张冠李戴、文不对题、不合情理等问题,应予纠正,还李白《上楼诗》和《题峰顶寺》的本来面目。     

“诗可以群”与律诗定型

“诗可以群”作为儒家诗教的四大功能之一,其所具有的“群居相切磋”的社会功能不断推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事君”的需要,促使律诗从古体诗中一步步分离出来并逐渐形成了律诗特有的创作规则和表现形式。特别是在初唐时期,在皇帝的大力扶持与文人学士的频繁唱和中,“诗可以群”在规模、范围、层次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扩大,诗艺也不断提高,促进了律诗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了律诗的定型。       

魏晋南北朝灾荒赈恤的几个问题

灾荒赈恤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是中国古代民政事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灾荒赈恤在对前代的继承中又有新的发展,呈现出操作程序制度化、动员面广和形式多样等诸多特点。各朝政府的赈恤行为频繁有序,及时向上级汇报灾情是所有地方官的重要职责,中央政府根据这些情况制定相应的灾荒赈济政策,颁布后交由各级地方政府执行。这一时期灾荒赈恤以官方为主,辅以民间自救,其中官方赈恤程序较为严格、复杂,整个过程务必照章办事,同时为防止可能出现的疏漏和腐败,赈恤行为每每被置于朝廷专职官僚的跟踪监督之下。而对那些贫穷、孤独、年老不能自存或失去生活保障者,政府则专门为其造籍,并最终使依格赈赡成为制度。     

刘琨卢谌赠答诗考辨

刘琨卢谌赠答诗考辨喻斌《晋书·刘琨传》载：刘琨“文咏颇为当时所许”；又引温峤表称卢谌的话：“有文思”。西晋永嘉年间，中原板荡，刘琨领并州刺史，经略朔方，志在扶佐晋室，他以卢谌为从事中郎，两人常以诗唱和，互为勉励。据逯钦立辑《先秦汉魏南北朝诗》，刘琨存...     

从《诗经·邶风》看卫国州吁之乱与败——兼论《诗》、史互补互证

关于春秋时卫国的“州吁之乱”,有史官记述与《诗》学传述两个系统。历代研究者只重史官记述系统,而《诗》学系统的传述完全被忽略。通过对《诗序》与《诗》之研究,得知《诗经·邶风》之《绿衣》《燕燕》《日月》《终风》皆与州吁之乱有关,这些诗篇与《诗序》共同完成了对这段历史的记述,不仅反映了州吁之乱中后宫妃妾的命运,同时也披露了州吁之败乃庄姜、戴妫预谋的结果,展示了春秋女性的风采。     

袁枚交游群“生挽”诗创作并唱和现象初探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冬,袁枚发起了一场“生挽”诗创作并唱和活动,在文坛上引起较大反响。袁枚之所以活着时便自作挽诗并索和,是为了排遣其病中心理焦虑、回应道士胡文炳的谶言和反叛浇薄世风。《续同人集》所收32人“生挽”唱和诗,集中体现了乾隆末期部分江南文人乖离于世俗的生死观、人生价值观。此次群体赓和之风,革新了“生挽”诗的创作方式和文学体式,且细化了“挽歌”在文学总集中的文体分类。探究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厘清挽歌诗的文学发展,深入认识乾隆末期江南文人群的创作心态、品性情志和价值观念。     

元白唱和诗与地域文化传播

元稹与白居易平生交好,唱和持续多年,既充当对方唱和信息的传播者,也是受传者,角色屡屡转换。二人因仕历产生频繁的空间位移且涉及广大地域,外任地唱和诗数量亦远超京城为官所作。不容忽视的是,元白与所处环境时刻进行着双向互动。伴随频繁地理位移,元稹、白居易生存于不同地域环境,受新地域文化、水土的滋养和培育,在移动过程中竭力表现所在地的景观。当地风土习俗、山川名物,大大拓展了唱和诗题材内容;反之,元白长达三十载的往来唱和,又为推动地域文化向外辐射、传播提供了条件和途径。     

新罗旅唐三诗人诗辑存

1987年,当我方辑《全唐诗补编》时,得见韦旭升著《朝鲜文学史》,其中云高丽人权永(约当元时在世)所编《东文选》一书中,“还有崔承祐、朴仁范、崔匡裕等到过中国的文人留下七言律诗若干首”,并摘录了部分诗题,如崔承祐《送曹松入罗浮》、朴仁范《九成宫怀古》、《径州龙朔寺》、崔匡裕《长安春日有感》等,均为在唐时所作.然当时虽多方搜求,均未得见《东文选》一书.在《全唐诗续拾》的前言中,我写了此一缺憾,并于卷三六崔致远诗后,记录了韦书提供的线索.去年初我写《<全唐诗补编>编纂工作的回顾》(刊《书品》1993年2期),仍以未见此书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