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中庸》诠释对游酢《中庸义》的去取

朱子对《中庸》的诠释,是建立在对程门后学说《中庸》成果的吸收与批判的基础之上,他对游酢《中庸义》的去取,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朱子说《中庸》大量吸取了游氏之义,远远比我们在《中庸章句》看到所引用的为多,可惜学者对此注意不够。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对游氏《中庸义》有所不满。朱子认为,游氏说《中庸》多有“非儒者之言”。朱子又批评游氏说经在义理上有所缺失,且多有不合本文本意处。然而,不管朱子是吸收还是批评,都体现了游酢《中庸义》对朱子的巨大影响。     

论朱子在诠释《中庸》过程中受吕与叔之影响及对吕氏之批评

对《中庸》的诠释，是朱子(晦庵，1130—1200年)《四书》诠释工作的一重要环节。在朱子一生中，先后作《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删定《中庸辑略》，并留下了三大卷与门人研讨《中庸》的语录，自有《中庸》以来，在对《中庸》的诠释史上，朱子可说是一人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     

《孟子》《大学》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分析

阳明心学以“成圣”为出发点,以“圣即理”为根本前提,由“心即理”和“致良知”两个命题建立其义理结构。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阳明早年的成圣之学由朱子入手,其悟后的义理结构与《孟子》契合。但是,阳明晚年对孟子、朱子都有批判,他认为朱子《大学》改本偏离了孔子的成圣之学,孟子的“集义”功夫论有二元论的嫌疑。为此,他认为有必要批判朱子的《大学章句》,并修正孟子的功夫论,这促成了其晚年恢复《大学》古本的举动及其对《大学》的新诠释。简括言之,阳明心学的建构是由朱子《大学》改本的扬弃而契入《孟子》,再由《孟子》的修正而上溯到《大学》古本,并最终以此作为其经学的奠基与归宿。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中庸》人性思想的现代诠释

《中庸》作者认为人性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构成人性各个部分需要保持平衡,这是人性内在的运动规律。基于对人性这一事实的认识,《中庸》作者提出人要知善择善,通“穷”、“达”之道,才能不离中庸之道,并不断完善自己。     

道家与《中庸》

（一）《中庸》的作者与成书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礼类著录《中庸说》二篇,未题撰者。《礼记》中有《中庸》篇,是否即子思所作之《中庸》,木明确。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于《中庸》篇题之下引郑玄《目录》云：“孔子之孙子思极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可以看出,汉代学者郑玄,唐代学者孔颖达、陆德明均认为《礼记》中之《中庸》为子思所著。至宋代,理学家以构建儒学纯哲学和儒学本体论的需要,特别推崇《中庸》。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郑玄《中庸注》的诠释特色

号称今古文经学大师的郑玄,在注释《中庸》的过程中,不仅注重版本校勘及文字训诂,具有鲜明的古文经学特色;而且注重引用五行说、谶纬说和公羊说以解经,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具有鲜明的今文经学特色,成为兼采今古文经学的代表作,在《中庸》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朱子论《大学》“八条目”之关系

朱熹论《大学》"八条目"之关系有三个要点。其一,"格物为先",即八条目必须以格物为前提,格物最为重要。其二,"各有工夫",即八条目不能相互取代,而是各自作为工夫之一。其三,"敬贯始终",即八条目作为已发时的工夫,必须始终以作为未发时的敬为前提。朱子之所以如此界定八条目的关系,与其从实在论的角度及以气论心的角度有必然的联系。在《大学》诠释史上,朱子与阳明的诠释一样具有诠释范例的重要意义。     

李二曲对《中庸》的诠释及其对理学、心学的调和

李二曲不仅是关学大儒,亦是清初三大儒之一。他秉承张载关学推崇《中庸》的治经传统,以"日用平常"为宗旨对《中庸》进行平实化的解读,主张"临境便见中庸""性命之理不外日用平常",工夫则"以慎独为要"和"静以涵养未发"。他的《中庸》学体现出以张载关学贵礼崇德、躬行实践的学风为理念,以"本体工夫合一"为宗旨对程朱理学偏于支离烦琐、陆王心学过于空疏流荡进行调和的特质,开创出《中庸》学史上较有特色的理论体系。     

《中庸》思想体系试析

<正> 《中庸》原是《礼记》里的一篇,自宋儒大力提倡,与《大学》《论》《孟》合订为“四书”后,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文人的必读之书,影响极其深远。然而,《中庸》并非仅仅因为宋儒的提倡才变得身价百倍,事实上早在宋以前就有人对《中庸》予以重视了。刘向《别录》把《中庸》列为《礼记》中的“通论”一类。《中庸》作为一篇通论,是从总体上来论述儒家的基本原理,其地位同《礼记》中论述礼的具体内容的一般篇章便不可同日而语。《汉书·艺文志》“礼类”在“《记》百三十一篇”之外另有《中庸说》二篇,详其题义,应为解说《中庸》的专著。这一专著虽已亡佚,但我们藉此可知早在汉代就有人对《中庸》     

宋人对《中庸》作者及文本的考辨

《中庸》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宋人对《中庸》作者及文本的怀疑与考辨,欧阳修发其端,王十朋、陈善、叶适随其后,而王柏则开始考察《中庸》的文本及其与《子思》《中庸说》的关系。他们的考辨从思想内容、历史制度、称谓用语、师承传授等多个角度展开,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对后世《中庸》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阳明后学独知之辨

独知是阳明后学中广泛使用的哲学用语,但其涵义因理解面向的歧异而呈现不同的诠释特色,由良知——寂体——意体,展现的正是独知内在意义的演变流程。置于《大学》、《中庸》的哲学意境下,独知观的演变流程实际折射出由对《大学》、《中庸》的偏倾到融汇二者的过程以及心体与性体的位移在阳明后学中是如何进行的。     

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基于《中庸》文本及其诠释著作的考察

始于内圣,终于外王,《四书》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庸》中不但有丰富的"修身"思想,亦包含了富于进取、积极用世的"为政"理想,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郑玄、朱熹、康有为等的《中庸》诠释著作有不同的特点,但由内圣至外王的诠释理路却一以贯之。中庸之道乃人间之常道,是合乎"中庸"之原则的"道",是一种平常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处理天下一切关系的基本法则,以普遍性、永恒性、恰当适度为其主要特征。"仁"与"礼"是儒家中庸之道的重要范畴,在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中亦有着重要的地位。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在《中庸》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试论船山《四书》诠释中“反内在化”思想——以船山《孟子》诠释为中心

虽说内圣外王是程朱理学乃至陆王心学的整体追求,但程朱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确是偏重心性内圣之学,在工夫论上更是偏重简易工夫。船山作为宋明道学的批判反思者,对于这种偏病有深刻的认知和修正。本文即以船山《孟子》诠释为例,通过船山对朱子及其后学和陆王心学偏病的批判,揭示船山《孟子》诠释的政治哲学取向和工夫论上的"学修"内外兼顾立场。     

论焦竑《论语》诠释的特色

作为泰州后学,在《论语》诠释过程中,焦竑承继阳明心性学说,既得其学术真谛,又拔新领异,多有创见。他不仅主张心性道合一、心性本空,而且提出了以“知性”“复性”为内涵的“尽心至命之学”,成为心学思潮的领军人物。焦竑不仅引用佛道学者之语,而且引用佛教教义、道家思想,以期通过《论语》的解读,实现三者的融合。适应考据学兴起的潮流,在解读《论语》时,焦竑也十分重视对《论语》中名物典制的考订,其中既有对前人的承袭,也有推陈出新。     

论周敦颐对《中庸》的诠释

虽然《周易》与《中庸》在周子的体系建构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所不同。其中《周易》在周子的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本体论的作用,如他以"太极"作为"诚"的依据,而《中庸》则在其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心性论与工夫论的作用。如从心性论上说,无论是"诚者,圣人之本"还是"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主要都是以《中庸》为基础而进行立论的。从工夫论上说也是如此,"立诚"与"至中"的修养工夫显然是基于《中庸》而立论的,而"主静""知几""立志"都是围绕"诚"而进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诚"的境界。     

论王阳明《大学问》对“万物一体”的诠释

王阳明晚年对“万物一体”多有阐发,且在前人基础上有不少创新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在《大学问》中以《大学》的“三纲领”来系统诠释“万物一体”。阳明认为“明明德”是立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亲民”是达天地万物一体之用,而“止于至善”则是“明德”和“亲民”的终极标准。如此一来,阳明将儒家内圣外王之纲领的《大学》归结为“大人以万物为一体之学”,这不仅赋予了“万物一体”以内圣外王的内涵,也体现了他以《大学》为核心诠释儒家其他经典和思想的倾向。     

《中庸》“诚”思想的诠释及其当代价值

《中庸》是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诚”既是最根本的哲学范畴,又是最基本的道德范畴,更是“天道”与“人道”,即“天人合一”的桥梁与纽带。“诚”是整个儒学得以建立的基础,是中庸之道的基础和保证,也是中庸之道的外在体现。在当代社会环境下,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庸》“诚”思想对于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即本体即工夫:张九成对《中庸》的解读——兼与郑熊先生商榷

张九成对心本论的建构并非始自《中庸说》,《中庸说》以戒慎恐惧,涵养未发的工夫论贯穿始终,这一工夫论恰是他心本论的具体落实。他的慎独、涵养未发的观点是对二程主敬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因为在解经方法和立言宗旨上的不同,《中庸说》遭到朱熹的诟病,冠之以阳儒阴释。这恰恰反映了张九成的心学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