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幕府与晚清政治体制

湘军幕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为湘军治军书、参机要、领兵出征、理粮台、筹军伯等充当鹰大，效尽犬马之劳，助成了曾国藩等在短期内挽救清王朝。但湘军幕府在充当湘车的参谋部和后勤机关，帮助战争机器正常运转的同时，又促使晚清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湘军幕府在办理军务、赢得战争的旗号下，使湘军大帅等地方督抚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逐渐取得了军事大权、经济大权和人事大权。咸丰以前，由于清王朝高度的中央集权，地方督抚表面上拥有综治军事、统辖文武、考核官吏、督理关税、监临乡试、管理治政等大权，…     

危机中的变革——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满汉关系：以湘军为中心

清代前期中枢机构均重用旗人,部院各衙门也是如此。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将满清王公贵族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遂改变政策,允许各省就地筹饷,改非定额解款为定额摊派,这就赋予了各省督抚控制财政的合法权力,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宣告瓦解,人事权开始下移,原来行之有效的官僚制度不灵了。而部分军、政、财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从满人向湘军为代表的汉人转移,从而形成了湘军地方军事大员领导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司法的一体化格局。     

论湘军集团的文化功能

长期以来,湘军是作为一个军事集团,进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为人们所认识和加以研究的。本文从文化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晚清政局的同时,还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的文化功能。一、晚清文化人才的渊我湘军魁首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支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十分注意网罗和驾驭各类人才。早在曾国藩出山之时,就大肆宣传：“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①陆续招聘各类人员帮办各种事务。随着湘军的出省作战和湘军将帅的不断…     

制度功能的丧失与异化——以晚清武举制度变迁为例

晚清时期，由于考试内容缺陷与外敌的入侵，武举制度已经不能胜任其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它对外不能抵御外敌入侵，对内不能维持社会秩序，甚至成为社会的对立面。随着湘军淮军的编练和军事学堂的开办，替代了武举制度的功能被替代，最终名存实亡。     

理想与权力的互动——湖湘理学群体与晚清内轻外重政治格局的形成

晚清时期,面对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湖湘理学群体利用"湘军网络"逐步建构起自己的文化霸权,并凭借所获取的权力来推行平素所信仰的儒家政治理想.湘军的兴起,代表着国家的一些重要权力逐渐由中央移向地方,转入汉人手中.清廷当然不甘心中央权力的流失,湖湘理学群体能够取得多大的权力,实际上与太平天国给清廷带来的危机程度,以及清廷在解决此危机时对湘军依靠的程度密切相关.在湖湘理学群体与清廷的交互作用下,督抚专权现象初现,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     

市场分割对区域文化产业结构趋同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化产业结构的趋同不利于发挥地区间的比较优势.本文对影响文化产业结构趋同的各个因素进行了分析,着重分析了市场分割对文化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两期的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场分割可能对区域文化产业趋同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市场分割对区域文化产业趋同的影响.得出了市场分割是影响区域文化产业趋同的最重要的因素的结论,并提出了克服文化产业趋同,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的路径选择.     

以文制武：明代九边武官所处的权力与舆论世界

有明一代，九边武官承担屯田、营操、备御、戍守等职责以及战时统兵作战的军事任务。不过，在以文制武的政治格局中，边将履行职责时除了受到军令、律法的制约外，还要受到督抚、巡按、兵部等官员与机构的监督与考核，同时也面临着朝廷授予钦差大臣阵前“军法从事”之权的威慑以及言官的舆论压力。可见明廷系以分权制衡、内外相维的手段治理北方边疆，防止边将专权。然而，尽管边将事权一再被削弱，责任却未减轻，一旦失事，将受到弹劾与法律的惩罚。不过，倘若能够获得督抚的保奏，争取到立功的机会，便有减轻甚至避免处罚的可能。故而对边将个人境遇而言，功过的评定与衡量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官掌握的权力及其制造的舆论力量。     

论清代省级地方政府的社会治安危机应对

如何应对社会治安危机是清代省级政府施政的主要内容之一。督抚是地方最高官员,掌握一省军政大权,总领一省事务,其他各级地方政府及官员辅助督抚,应对地方社会治安危机。地方社会治安以秘密教门在地方上滋事扰民最为严重,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应对的主要社会治安危机之一。地方政府从危机根源着手,一方面采取教化民众的温和手段,争取最大多数民众不受秘密教门蛊惑;另一方面对秘密教门采取武装镇压,严惩滋事扰民的教首。     

清代河道总督与地方督抚河务职权关系及其演变

清代为治理黄、运两河专设河道总督,但是,河道总督与两江总督以及河南、山东巡抚等地方督抚职权存在重叠,客观上形成了清代河务的复杂管理体制。清初,河道总督专理河务,地方督抚有兼管之名,而权力较小。雍正以降,地方督抚在河务中的权力增大,甚至一度凌驾于河道总督之上。嘉道时期,治河难度加大,官员动辄得咎,双方互相推责。这种职权体制的存在对清代河务产生了消极影响。     

市场整合与出口增长——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证据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对出口贸易的驱动作用成为推进贸易强国战略的必然前提，因此探究市场整合对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将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进行数据匹配，考察市场整合与出口贸易发展之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整合促进了出口增长，并且该促进作用对高行业竞争程度、小规模的民营企业更为明显；而市场需求提升、债务融资规模扩大是市场整合推动出口增长的主要路径。本文不仅为市场整合影响出口贸易发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更为完善长三角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决策参考。     

论湘军集团及其与郭嵩焘的关系——关于郭嵩焘研究的一个先决方面

郭嵩焘，湘军地主阶级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创业者群体的核心成员，该集团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湘军集团意识形态的特点是自由化。它的创业者们战胜太平军后，跃居当权派主流地位，并形成一个抗礼清廷的政治实体，同时推动了地主阶级全面自由化的进程，也启动了与现代化接轨的一个文化新时代的闸门。洋务运动，实际是这一政治实体的政策性行为，也是中西文化交融与较量的开端。它受到地主阶级政治权力结构中固守“夷夏大防”前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非主流派别的抵制与反对，郭嵩焘遂成为众矢之的。离开湘军集团的思想与政治背景，郭嵩焘研究容易片面化     

乾隆敛财与督抚贪污

清代乾隆朝时期,贪污之风盛行,其中又以督抚贪污引人瞩目,构成了具有特点的一代贪污现象。尽管弘历(即清高宗乾隆皇帝,以下行文中均称弘历)对督抚一级的贪污案件十分重视,一经举发,亲自过问,催促办理,并常常令将主犯解京“亲加廷鞫”,先后严惩贪婪督抚达29人,其中令其自尽、处斩、处绞、即行正法督抚一级的官员达18人,处理督抚之多是前代所罕见的;同时,将督抚资财查抄入官,将其子嗣发往新疆伊犁充当苦差,即使这样,还是“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除弘历在惩贪指导思想上一贯以“不为已甚去已甚”相标榜,往往是“事已不可掩覆”才下决心查办,并在查办过程中常常以“人才难得”等借口“弃瑕录用”,包庇和纵容了一些督抚。以及和珅在乾隆后期得宠秉政,督抚们被迫趋奉和珅以求庇护的原因外,督抚贪污的直接原因,与弘历假手于督抚敛财聚贿,采用令督抚赔补公项、罚俸罚养廉、罚“议罪银”、公捐、进贡方式,使督抚养廉名存实亡,经济上不堪重负,使其借此大肆贪婪,不仅如此,以罚代法包庇纵容了督抚的贪婪行为,使督抚贪污行为更加愈演愈烈。     

官员主动投案的生成逻辑与实用理性反腐进路

官员主动投案是新一轮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的新现象。从121名厅级及以上主动投案官员数据发现,高官主动投案存在着高龄为主、副职极多、政法干部突出、地区规模聚集、廉洁问题严重的特征。官员主动投案是实践、制度和价值三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2018年以来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腐败发现能力显著提升的实践发展;其二,国家腐败惩罚弹性机制的完善,为问题官员提供了理性计算的制度指引;其三,政治觉醒影响到问题官员的价值判断。从反腐经验看,主动投案现象显示出中国以问题为导向、过程理性、综合目标为特征的实用理性反腐进路,提供了一套效率与公正、目的与形式有机结合的反腐经验,也需要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社会关系、机关之间关系、机关与被调查人关系上预防权力失衡风险,持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就业结构的影响——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

本文使用微观数据考察技术与就业总量、就业结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以计算机资本测度的技术对企业雇佣总量效应不显著,但对技能员工雇佣却有着稳健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其他资本测度的技术对企业雇佣总量具有稳健显著的正向作用,对技能员工雇佣却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中国经济就业总量创造不足和结构失衡可能表现为技术进步不足,只不过低端技术是劳动互补型而不是替代型.分析认为,增加资本使用的技术进步可能并不能有效缓解就业创造不足问题,因为技术进步可能导致与简单劳动互补性质发生逆转,故在技术进步框架内可能无法解决就业总量创造不足.而就业结构失衡可以推进计算机资本的使用加以缓解,文章批评了试图分割生产要素市场同时解决两个问题的倾向,认为这会遏制市场的发展.     

中国城市规模与居民婚姻收益

基于2000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及2015年中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构建中国婚姻市场匹配数据库,测度各城市居民婚姻收益,在此基础上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中国城市规模对居民婚姻收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居民婚姻收益越低,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城市规模扩大会导致地区住房成本的提升和婚姻匹配质量的下降,从而对居民婚姻收益产生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规模对婚姻收益的负向影响仅存在于早婚、适婚居民以及低学历居民中,且对农业户口居民婚姻收益的负向影响比非农业户口居民更显著。本文旨在拓展城市化与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研究,为城市住房保障、基础教育扶持、家庭合理分工、青年婚恋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主观绩效、社会信任与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

在我国政治信任结构存在典型的“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样态背景下，本文使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以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作为主要预测变量，以居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程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观绩效的影响大于社会信任；而对于社会信任来说，普遍信任因子对乡镇政府政治信任的影响力要大于特殊信任。这些发现显示，目前乡镇政府提高民众对治理绩效的评价是获得政治信任的主要方式，但营造和谐互信的社会氛围也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     

试论陈宏谋胥吏管理之实践

清代胥吏之弊严重,从最高统治者到各级官员都十分重视.陈宏谋是清前中期一位重要的督抚大臣,吏治突出,他把教化训导与实政结合起来,有效地管理和防范胥吏弄权作弊,对当朝和后世影响很大.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我国价值链升级与市场一体化研究

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为应对新变化,中央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着眼于"国内大循环",从国内价值链升级切入,探讨国内分工形式的转变路径以及与市场一体化的内在关联,以期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一些新思路:第一,市场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大和交易成本降低是推动国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重要渠道;第二,地方保护主义依然是目前国内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可以从增值税征收改革和官员绩效考核转变中获得新启示。     

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本文通过回顾19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及相关研究,并以现阶段人口城市化进程为背景,运用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1],对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本文认为,尽管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状况依然存在,但在快速的人口城市化进程中,消解这些体制性因素的市场化力量正在逐渐发挥作用,而原有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体制性因素,其影响力正在由直接影响转变为间接影响,即在劳动力市场外发挥作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正在显现出以区域城市化水平为基础的纵向分割。因此,唯有在注重人口城市化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城市化质量,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消除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体制性因素影响。     

湖南近代相对过剩人口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

1851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次年6月太平军进入湖南南部,在湘不到半年时间,即增加人数10余万,兵种完善,战斗力大为增强。可是13年后,这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农民起义却被以湘军为骨干的中外反动势力所镇压。纵观太平天国运动产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无不使人们去注意和考察湖南历史。笔者在研究湖南近代流民及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基础上,进而就湖南近代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及其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作一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