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安全新型法益的建构——基于数据与信息的交互关系

数据具有与信息一体及共生的技术属性,数据与信息是形式载体与实质内容的一体两面。数据代码与信息内容分属“代码层”与“内容层”。在法律属性上,数据安全法益与信息安全法益各有侧重。数据犯罪与具体信息犯罪在行为对象上可能具有同一性,以数据(信息)作为犯罪对象的一次侵犯行为可能侵害多重法益,成立想象竞合而非牵连关系。我国现行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体系对数据安全的保护力有不逮,有必要弱化数据与“介质层”底层设施之间的关联性,直接以“代码层”为中心建构数据安全刑法保护体系;并以数据权利人所设置的“代码壁垒”为限,作为评判其对数据的处分权限是否遭受侵害的标准。     

刑事政策的模式定位及其现代化

刑事政策是国家与社会对犯罪问题采取行动的反应系统,是探求犯罪治理的科学。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为刑事政策的模式定位及其现代化指明了新的方向。在推进刑事政策模式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国家与民间社会成为共同的犯罪治理参与主体并形成国家"专治"领域与"共治"领域的场域分工,刑事政策目标定位模式应深化为"消除犯罪根源的社会治理",刑事政策中权力配置模式应依托于"刑事司法模式",刑事政策中的行动展开模式应提倡"日常式犯罪治理"。     

论代孕行为的刑事治理策略

近年来代孕行为频频被媒体曝光,其社会危害性为学界所重视,并成为刑事治理的研究对象。代孕合法论和非法论的观点之争,为代孕行为刑事治理及合理限度提供了理论根据。代孕诞生于现代医学生命科技,但在实践运用中容易商业化并由此产生严重社会危害风险。代孕行为刑事治理应首先区分合法与非法,对非法代孕行为应合理协调现有犯罪立法、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并实行法定犯模式。     

我国赌博犯罪治理中的刑事政策分析

刑法和刑事政策的关系问题已逐步成为我国刑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终还是要通过对具体犯罪的实证加以检验。在以具体个罪为视角的微观切入中,赌博犯罪不失为较好的考察平台。就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而言,鉴于赌博犯罪治理之当下困境,应该承认赌性的客观存在,提供合适的疏导路径,疏堵结合将体现未来赌博犯罪治理在理论上的突破。就刑事政策的刑法化而言,需要适时调整诸多刑事政策思潮对赌博犯罪刑事立法产生的影响,通过以法定犯赌博罪代替自然犯赌博罪来应对和解决治理困境。     

上海合作组织数据安全合作法律机制构建

随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扩增,上合组织覆盖范围由中亚扩展至南亚以及更广阔的区域,上合组织的数据安全法律规制也成为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发展与运行的关键环节。上合组织各成员国数据安全法律规制差异明显、数据安全合作区域合作法律机制缺失,使上合组织数据安全合作法律机制构建成为必要。上合组织数据安全合作法律机制构建的基本内容包括：数据安全合作基本原则、法律机制框架、数据安全合作法律制度框架体系。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大国,应积极推进上合组织数据安全法律机制构建的中国理念,贡献数据安全合作谈判机制、数据安全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智慧。     

企业刑事合规处理程序初探

企业合规制度在试点中反映出来立法空白与激励机制的缺失问题,只有在程序法上予以回应,实现法律依据的补足,并且形成有效地适应中国本土需求的企业犯罪合规处理程序,才能实现刑事合规治理企业犯罪的价值和功能。通过程序法的补足,在《刑事诉讼法》中新增一个独立的企业刑事合规处理程序,通过对启动、考察、决定、监督等程序规定,推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良好运行,并且妥善处理其与公安机关、行政机关的衔接关系,有机结合,实现企业合规处理程序的良好构建。     

中国废除毒品犯罪死刑的刑事政策分析

作为一种具有突出营利关切的犯罪,毒品犯罪既非国际公约规定的最严重罪行,也存在相当复杂的毒品病理和社会因素,并非严刑峻罚所能消灭、控制的.从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抑或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只要毒品需求、毒品市场仍然存在,毒品犯罪治理就要尊重市场供给的规律,以最低限度的国家供给保障毒品成瘾者的人道底线,以各种社会力量的合作形成系统的社会反应体系,预防毒品犯罪的发生;同时,废除毒品犯罪的死刑不仅有利于重刑观念的改善,还将在相关生存底线和技能的改善中,逐步实现刑事政策理论的人道化、民主化和系统化.因此,基于对“更好的生活”的追求,建议尽快修改立法,取消《刑法》中非暴力毒品犯罪的死刑,待时机成熟,再取消全部毒品犯罪的死刑.     

“互联网+”环境下电子政务的数据安全治理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互联网+”的迅速崛起,正引领着数字中国步步来临。当前电子政务发展迅速,便捷省时的政务在线服务快速普及,同时电子政务数据安全问题正日益凸显。为此,文章以安徽省为例,分析其电子政务数据安全的治理现状,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从员工自身、单位安全治理和制度制定等方面研判出当前电子政务数据安全与治理面临的风险与风险来源,并依此提出了构建治理框架、树牢风险意识、加快标准建设三方面的对策建议。     

试论电子数据的刑事证据立法问题

电子数据作为刑事证据存在着立法的不完善甚至缺失,已经成为打击网络犯罪的一大问题。为此,各国纷纷加强立法对策,通过国际公约对数据、电子记录等电子证据作了界定,并规定了收集、保全电子证据的方法与手段。我国并没有针对网络犯罪的专门证据立法,使得理论与实务界对电子数据的刑事证据无法统一认定,因此,有必要借鉴外国的相关立法及国际公约,建立我国的电子证据法规。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治理理论对我国犯罪治理的启示及应用

犯罪治理是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公共事务,国家与社会在面对犯罪治理问题时采取的策略选择构成了治国方略的基本内容。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寻求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新的理论依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我国的犯罪治理应吸收和借鉴上述理论,推进日常式犯罪治理,强化犯罪治理中多元化机制与社会参与,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完善社会参与犯罪治理的激励机制,并促进社会对犯罪人的吸纳。     

数据全球化与数据主权的对抗态势和中国应对 ——基于数据安全视角的分析

数据主权是网络主权延伸到数据层面的必然结果,其背后折射的是国家主权利益,但在行使方式上可能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并将深刻影响数据跨境流动的效率和成本.自"棱镜门"等多起网络安全事件爆发后,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加强公众个人信息保护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世界各国(地区)政府纷纷采取措施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催生了美国"云法案"等一批将传统管辖权伸及网络空间的制度设计,深刻地挑战了网络空间秩序,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数据本地化措施予以应对.数据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中国应坚持数据安全流动的基本立场,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统一立法,在国际治理中主动开展国际合作,以更具建设性的姿态融入数据全球化进程之中.     

组织冗余、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在深入分析并整理国内外学者关于组织冗余、公司治理、企业绩效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关于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组织冗余与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在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间的中介效应等关系研究的进展以及不足,为提高企业绩效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方式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目前中国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乏力，折射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重不畅的现实。造成如此困境，其中既有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不协调、判定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健全等客观原因，也有安全监管部门自身素质不过硬、公安机关选择性执法等主观因素。打通中国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制度梗阻，较为可行的路径是从实体和程序两大环节共同发力。首先，突破传统的依附型立法模式，明确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及其相应的罪量标准，并在刑法中增设安全生产危险犯；其次，需要制定《安全监管部门移送涉嫌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案件工作规定》，并出台配套的行政执法证据规则；最后，建立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案件调查与裁决相分离机制以实现自我约束，同时通过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外部的监督制约。     

企业刑事合规视野中的检察机制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作为多机关共同推进的制度,确定了检察机关在其中的作为机制,有助于明确后期立法思路,推动企业刑事合规高效运行。检察机关在企业刑事合规中应采取“主导为主、协商并重”的基本理念。一方面,检察机关基于制度与职能定位、合规质效的保障,在企业刑事合规中应当重视主导机制的作用。另外,检察机关基于能力圈范围、职能差异、激励效果保障、不起诉裁量权限制等实践约束,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不能忽视协商机制。在企业刑事合规中,检察机关的主导与协商机制需要在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中进行制度展开。     

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问题研究

本文分析了当前刑事司法回应民意的缺陷、不足及其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的建构在于原则与制度的有机结合。民意和刑事司法应该在沟通与协调中获得互相理解和支持,减少社会震动,降低社会成本（包括司法成本、民意成本等）,从而提高司法效率,保证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论刑事委托:刑事执行中的合作治理 ———«社区矫正法»相关问题述评

我国«社区矫正法»颁行对社区矫正规范探索与实践经验予以立法确认?渗透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惩罚与教育相 结合的刑罚目的?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一方面蕴含国家刑罚权实现中的公权性、公信性?另一方面基于罪犯矫 治质量的考量?亟须专业知识供给与公众有序参与支持? 当前刑事司法理论对上述复合性色彩存在一定解释力不足的困境? 从社会治理合作转向及公法理论变迁的角度?有必要反思刑事司法权力运行逻辑?提出刑事委托理论架构?弥合刑事司法权 力在风险规制与治理中的紧张关系? 通过对刑事委托的内涵生成、价值谱系予以辨识?从矫正方案制定中的科学咨询、矫正 质量评价中的规制同行评审、矫正实施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对该理论予以实践检验、印证?并对其未来演变轨迹予以展望?以期 为完善刑事司法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提供样本参照?     

论大部制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西方国家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表明,我国大部制改革已经起步。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理顺职责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笔者以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基础,全面剖析了大部制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论述了大部制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意义,以期促进大部制的健康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