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长三角绿色发展绩效——基于“本地—邻地”视角

基于长三角城市面板数据,运用DPSIR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邻地”（本地及邻近地区）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本地效应而言,伴随绿色发展绩效分位点的上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积极影响也随之增强;就邻地效应而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绩效的空间溢出随地理距离增加呈现“W”型冲击,并且溢出范围大致在360公里以内。机制分析表明,促进人力资本空间流动、加强交通网络共建共享、提升绿色创新研发水平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增绿色发展绩效的有效途径。异质性分析显示,江浙沪地区、大型城市、“智慧城市”试点地区以及专业化、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绩效的边际溢出红利更为强烈。本文结论为长三角产业转型及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以广州市为例

超大城市的城市化进程走在全国前列。随着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周边的乡村数量和规模逐渐缩减,发展活力不断下降。通过深入阐述超大城市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与动力机制,基于现实条件与广州实践,比较分析了国内外典型乡村振兴模式后发现：超大城市乡村振兴还存在四个问题,即乡村产业支撑乏力、城乡协同发展不充分、乡村要素资源匮乏、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凸显。基于此,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超大城市乡村振兴路径：坚持政府积极有为、发挥引领和服务作用;坚持打造核心产业,构建多业态、规模化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坚持金融与科技相互补充,共同为乡村振兴赋能。     

服务“三地一区”绿色农产品包装设计提升研究

打造“三地一区”是安徽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阐述了“三地一区”产生的背景,绿色农产品包装设计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升绿色农产品包装设计“艺术化、个性化、实用化、便捷化”的发展策略,为更好地服务于“三地一区”安徽绿色农产品包装设计、共建美好安徽进言献策,同时也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参考。     

以绿色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任务、基本依循与路径优化

推动绿色发展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新发展阶段,以绿色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任务是推动农业农村绿色转型升级,旨在构建农村绿色产业体系,打造乡村绿色和美环境,传承民间优秀绿色文化,构建生态共治格局,突出生态富民效益。以绿色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依循全面性、持续性、共生性和有序性基本原则,妥善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人类与自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探索以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制度设置层面应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绿色政策体系;具体实践层面应全面准确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创新运用绿色技术,营造绿色生产生活环境。最终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发展高质高效、农村环境宜居宜业、农民生活富裕富足。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问题与展望——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也从污染治理导向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进入以环境全面改善为导向的管理提升阶段,在此进程中会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本文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起步较早、投入较大、经验较为丰富且成效较为显著的长三角地区为例,阐释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多样化内涵及其动态演变,并从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范围、治理目标、治理手段5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阐释在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的双重影响下,长三角地区农村人居环境的阶段特征和主要挑战。基于此,新阶段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促进多元共治,强化需求导向和规划引领,构建上下协同、内外协同、目标协同的协同治理机制,加强市场参与和科技赋能,形成以权利和责任分担的公平性、公共财政投入的高效性、治理体系的可持续性为核心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绿色信贷发展问题研究 ——以辽宁省绿色产业发展为例

分析辽宁省绿色产业及绿色信贷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借鉴国外绿色信贷发展经验,提出适合辽宁省实际情况的绿色信贷发展路径,为辽宁绿色产业及绿色信贷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基于SFIC模型的产业扶贫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以养殖产业脱贫为例

后精准扶贫背景下产业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多元主体协同推进成为必然选择.多元主体基于各自的角色定位与行动逻辑,在实践中极易偏离目标靶向导致"无效扶贫".以山东省R镇X村的生猪养殖产业扶贫项目为例,运用SFIC模型,提出构建以党委领导为核心,乡镇政府牵头、村民配合、村干部参与和龙头企业积极带动的"一核多元"协同扶贫模式.研究发现,党委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作为核心人物嵌入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协调整合多元主体的诉求差异,促成多元主体协同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思路.     

环境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生态桥”治理工程为例

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和本底基础,环境治理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在需求。“生态桥”治理工程是北京平谷区针对桃树枝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提出一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乡村治理的模式,对于破解乡村环境治理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平谷区立足于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实施“生态桥”治理工程,搭建起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环境治理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的桥梁,推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生态化、绿色化转型,本文基于PSR模型框架阐释了乡村环境治理逻辑,剖析了“生态桥”治理工程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启示,探讨了生态治理项目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为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新的思考。     

金融危机背景下长三角“品牌之乡”的发展研究——以杭州地区为例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在品牌之乡的建设中起到了带头作用，长三角的经济发展和品牌之乡的建设有紧密的联系。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长三角地区品牌之乡的建设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尤其是杭州地区以品牌之乡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如何化解危机，在危机中求生存，并且利用危机带来的机遇发展自身成为研究的重点。     

乡贤主导的在地化乡村建设——以傅柏翠的古蛟地区实践为例

关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学界目前一般以梁漱溟、晏阳初等外来知识分子主导的外源型,及张謇、卢作孚等爱国企业家主导的内生型乡村建设模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内生型模式是由地方乡贤通过对土地、山林等资源的整理来开展在地化乡村建设,其中傅柏翠于1931—1949年在闽西古蛟地区开展的实践即为其典型代表之一。自1931年开始,傅柏翠离开革命道路,致力于古蛟地区的地方建设。他通过均分田地、整理墟场、山林收归公有等方式,整合了当地的经济资源,用于乡村各项建设。可以说,他在土地集体所有、农民享有使用权的基础上,构建了在地化的社会经济体系,使得辖区内民众得以共享均等公共服务。该实践表明,即使在缺乏工业发展能力的地区,本地乡贤主导也能低成本动员当地资源成功开展在地化的乡村建设。这一经验可以为当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     

发展绿色外贸促进湖北省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高山蔬菜产业为例

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湖北省民族地区作为经济贫困地区,尤其要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小康。本文以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高山蔬菜产业为例,阐述了发展绿色外贸是湖北省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途径,并根据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经营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态脆弱地区的绿色转型实践——以四川省阿坝县藏族旅游村寨神座村为例

乡村共同体是村民情感和利益的共同体,也是村民文化和生活的重要载体。生态脆弱地区因为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和终结,致使环境恶化进而陷入生态性的贫困之中。破解乡村共同体之困,是生态脆弱地区完成绿色转型的关键,更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核心所在。地方能人和政府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业,促进了地方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改变了生态破坏—生活贫困的恶性循环,进而实现了从生态贫困到绿色小康的转变。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保护环境—经济发展”的新集体意识逐渐在村民群体中得到认同。因此,在经济与生态互惠互利新的集体观念基础上,乡村共同体得到了重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也被成功阻断,最终走上了生态、经济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形成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和平共处的和谐局面。     

内陆地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路径探析——以重庆市软件及信息服务外包产业为例

蓬勃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为内陆城市带来了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以地处内陆开放前沿的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重庆市为例,在对国际服务外包市场发展趋势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重庆市在发展服务外包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从产业基础、技术引进与创新、融资渠道、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人才建设、发展环境等方面对重庆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路径进行了初探。     

大城市边缘区观光休闲农业发展模式探讨——以昆明市为例

观光休闲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的交叉产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边缘区是观光休闲农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区域。以昆明市为例,在分析昆明市城市边缘区观光休闲农业发展现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该区域观光休闲农业发展的四种模式：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园、特色产业展示观光、资源依赖型观光休闲,并对不同发展模式的属性进行分析,探讨其发展路径。     

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制度构建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西部地区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面对西部地区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完善的绿色发展制度是西部地区实现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此,要从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多角度构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制度及相应实施机制,包括树立有民族特色的绿色发展价值信念、建立有自身特色的"绿色GDP"考核制度、在制度框架下建立严厉的环境危害惩处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多层次的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健全国土资源开发保护机制。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融入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川西北地区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力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有助于促进民族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就川西北地区的田野资料而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增强文化自信、凝聚集体记忆、契合乡村市场经济价值追求、强身健体、增强民族认同、巩固村落关系、优化乡村治理等作用。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目前面临着自身价值挖掘不够、自主性不强、创新性不足、后继发展乏力等问题,需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继而繁荣民族传统文化。从文化整体观的视角看,需要统一规划区域少数传统体育文化,优先发展优势项目,做大做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