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现代主义诗歌的意义统摄

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存在，象征则是其总的结构特征和艺术倾向。这可以从现代主义的诗学主张“对应契合说”、“感觉交错说”和“象征比兴说”中得到证实。综合三种界说，本文认为，象征是一种意义结构。这个结构是双重的，并且重合在能指的象征本体层面。象征体既自足，又以其隐喻和暗示能，预示着象征的深层精神内涵。这个意义结构在功能上具有象征的通约性和统摄作用，使现代主义诗歌与生命形式同构，融通生活世界，并向神话历史延伸成为可能。而这种同构、融通和延伸，是在诗歌文本的象征结构中自主实现的。这种体认在大量的现代主义诗歌文本研究中获得，并升华为一种诗学模式。这一模式使结构与功能在现代主义诗歌文本中具有不可剥离的特性，从而达到诗学理论和艺术倾向的互动和契合。     

余光中诗歌的形式符号学解读

诗歌是史上诞生最早的文学样式，古今中外诸多文学理论，都涉及诗歌形式、符号探讨。如修辞、话语规则、句法结构搭建了诗歌的表层结构，象征和比喻又构成了其情感深层表达的“有意味”的空间。研究诗歌的艺术性、审美性，文本形式和符号学意义分析方法是基石。从三个方面解读余光中诗歌：（1）形式表层：韵律、句法、词汇主题；（2）“符号”示意：比喻、组合与联想、直陈或曲现“虚幻的生活”；（3）“合式”原则。     

《红楼梦》神话结构及其隐喻意义探析

《红楼梦》文本的深层结构是由“石头”故事、“还泪”故事和“太虚幻境”三个具有隐喻象征功能的神话组成的神话体系。这三个神话,虽相对独立而又以“情”贯之。它由个体到群体,围绕着“原始-历劫-回归”的圆形结构,探寻了人生命的本源根性和人生历程的终极意义,表达了作者“情”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从音乐意象看魏晋诗歌与音乐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清商”曲与“慷慨”情的细致考察，讨论了“清商”乐与五言诗的深层契合关系，对“慷慨”之音激昂、急骤、短促、回旋往复的旋律、节奏特点作出了明确界定；文章认为，以曹植侧重借音乐意象象征审美主体自我形象的表达方式与曹丕侧重于审美感受和具体描摹音乐表现的表达方式，代表了建安时代以音乐与美女形象组合象征审美理想的创作倾向；以嵇、阮为代表的正始之音具有明显的沉思倾向，更富于哲学气息和艺术情调，是理性主义与艺术审美的有机组合。     

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体系

本文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体系,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体系可分为两个层次:表层象征系统和深层象征系统。表层象征系统是外显的、可观察的象征类型,它包括行为象征、实物象征、言语象征、数字象征和颜色象征等;深层象征系统是内隐的、本民族社会成员未能感知的"无意识模式"或"无意识结构",并分析了二元结构、三元结构、五元结构和八元结构思维模式。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象征是人们各种观念、信仰、制度的表达形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深层象征系统,也就是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国古代的基本的礼俗、制度等都是按照某种结构形式规定的,并不是随意创造的;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分类系统和思维模式根源于自然现象和人自身的分类。     

试论托妮·莫里森小说中《圣经》象征运用

本文拟从“原型批评”及“系统论”的角度来探讨莫里森小说中的圣经象征原型。莫里森的作品中充满着象征原型，而其象征原型又处于一个象征系统之中。     

试论何其芳《预言》里的“颜色意象”

何其芳在其诗集《预言》里将颜色意象运用得十分出色和耐人寻味。象征“生命的觉醒”和“达到最旺盛的境界”的绿色出现18次;象征着人性中最深层的两种冲动“行动和欲望,开放和压抑”的红色出现15次;体现“光明和生命的颜色”和“青春力量”的黄色出现20次,既是“纯洁的颜色”和“充满希望和潜力的形象”,又表示“空虚”和“抑制的状态”的白色,出现27次。蓝色等甚少出现。颜色意象在各卷中数量的多少和变化,既意味着题材的集中或改变,也意味着心情的集中或改变,多侧面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     

摩哈苴彝村“出行”群体与地域关系结构——“祭祀圈模式”解释力的局限

在现代国家的背景之下，摩哈苴彝村“出行”群体较之传统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不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且其构成原则亦不同。“祭祀圈模式”对于地域社会构成的解释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既忽略了历史的维度，又忽略了其它构成要素的影响。地域社会构成的“深层的乌龟”必须到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构中去寻找。     

意蕴沉厚的艺术形象──江陵楚墓丝织品巫术神话的文化破译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刺绣品上的图案，神秘莫测，精美绝伦，令人惊叹之余而又难于文化破译。本文试图将其中充满魔幻意味的艺术形象纳入先秦神话系统，从对应与整合中找寻它们的原型及组合关系，发掘其深层文化意蕴，认为；“三头凤”就是古籍中“离朱”的艺术造型，与“三头凤”纠结在一起的植物应是“琅之树”，绣纹是日月星的象征符号，而亲密交合的龙凤虎则是楚人的尊崇对象。这些艺术形象展现了楚人的“光明崇拜”、“生命一体化”巫术神话意识、强烈的生命情感和超自然的心理经验世界，构成了楚人观念中生气盎然的关于宇宙生命运动的系统信息。     

艺术：人类精神结构有价值的自由象征

艺术是人类精神结构有价值的自由象征。无论从时间原则或逻辑原则来看，任何艺术都呈现出人类精神结构的本真的存在状态，而这种存在状态既可能是理性冲动的又可能是感性冲动的；也可能是个人无意识的本能或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在价值论意义上，艺术总是价值的存在方式之一。艺术的价值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实用价值”、“伦理价值”、“认知价值”、“审美价值”等等。在艺术的生成形态上，艺术最根本的机制是“自由象征”。艺术主要凭借对自然、社会、宗教、哲理的多重自由象征而达到感性的意义生成，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     

呓语中的"似乎之物"——探析象征手法在《无名的裘德》中的运用

象征手法的运用使现实主义作品《无名的裘德》更加有力地揭示了主人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生存困境。象征语言和一系列意象共同营造的诗意梦境中,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本我”之间呈现出疏远和对立的状态,反映了当时西方社会日益浮现水面的异化问题。象征手法引领读者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体现作家身上深刻的人文情怀——既哀叹人性的丧失,又呼吁人性的回归。     

前期创造社创作的深层意蕴与外化形态

本文运用神话原型的批评方法,论述了前期创造社创作的深层意蕴和外化形态。作者在承认以往以社会学和心理分析方法来研究前期创造社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了前期创造社的原型、情绪和象征等美学特征。作者认为前期创造社创作的深层意蕴可分为直接的神话形象和隐含的原型意象;而情绪是作为主体的前期创造社作家的体验方式出现的。作者认为前期创造社作家的情绪体验是多重的、复杂的;本文最后论述了前期创造社的外化形态,即一种象征的表达方式。作者认为,在前期创造社作家的创作中,不仅具有“原型——象征”的意味,而且具有浓厚的象征氛圃,有些作家的作品甚至带上了本体象征的特色。     

“弓鞋”文化内涵刍议

“弓鞋”是我国古代女性重要的服饰品，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文章以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收藏的100多双各种“弓鞋”为基础，分析了“弓鞋”形态与传统社会主流审美趋向的渊源，认为“弓鞋”是古代礼教文化制约女性和体现等级、社会地位的工具，是民俗事项中“性文化”的隐喻和象征符号。     

精神顿悟视角下的埃德娜成长之路——从笼中之鸟到水中之鱼

凯特·肖邦在其代表作《觉醒》中用笼中之鸟作为意象，一方面象征着受到恋爱，婚姻，家庭和社会习俗束缚的埃德娜·庞德里尔；另一方面又象征着埃德娜只是庞德里尔的一份珍贵财产赏玩之物，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呼声和愿望；同时用水中之鱼作为意象，一方面象征着大海与埃德娜自始至终地存在着千丝万缕地联系，另一方面又象征着精神顿悟之后的埃德娜最终回到了大海的怀抱，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自治。     

2013年台湾民众关注的＂字＂

年度代表字反映社会现象与重大新闻事件。2013年共有岛内名人专家推荐的57个代表字作为候选，有反映食品安全危机的“假”、“真”、“安”、“毒”、“危”、“乱”，有代表政治乱象的“丢”，有象征社会力量崛起的“醒”。     

论辛弃疾词的象征意象和灵境

南宋伟大词人辛弃疾是写作比兴象征词较早，并且写得最多最好的。他的比兴象征词多以表现其抗金救国壮志与壮志未酬的悲愤为主题，其题材内容、体调风格丰富多彩。他熟练地运用“想象出象”“借典造象”“即景取象”等多种方法，创造真切、鲜活、多样的象征意象，从而营构出极具雄奇性、戏剧性、层深性的象征灵境。其象征词的比兴寄托“不伤崭露，不易指陈”，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开放性，多篇作品成为古今传诵的经典，对于元明清比兴象征词的发展和清代周济等人“寄托说”“词史说”理论的形成，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二十年代中国新浪漫文学的两类艺术设计

技巧、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概念，赋予了２０年代新浪漫文学最明显的形式层面─—艺术设计。２０年代新浪漫文学主要有两类艺术设计。一类是基本叙述的诗化与歌化：诗化现象表现在新浪漫小说情节无高潮和新浪漫戏剧冲突瞬间性、错位性、隐含性上；又表现在由此而致的情景定格上。歌化现象表现为诗的诗体偏长、采用叙述语言、有一定情节和戏剧因素等方面。诗化、歌化导致了叙事体裁与抒情体裁的接轨与趋和。第二类是深层文本的象征营构。诗化、歌化达到的定格情景中的意象具有象征意味，它们为新浪漫作品的象征奠定了客观基础。以此为基础，象征营构从意象自身象征和意象结构象征两方面深发开去，并得以建立。     

李商隐的雨殇情结

在李商隐的雨殇情怀诗中，“雨”成了一种有灵性的比兴和象征寄托，借雨写对亲人朋友的思念，借雨寄托个人的不幸身世和人生体验，借雨象征险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势力。他对雨的倾情，是他隐晦、曲折解读人生命运的方式。     

"怨女"银娣的挣扎和悲剧 ——基于隐性进程理论的解读

张爱玲的《怨女》不仅是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银娣自己的救赎史。小说描述了“怨女”银娣坎坷悲剧一生，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展现了娘家的乡下生活与婆家姚家大家族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两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银娣虽然改变了物质生活，但是精神生活却陷入了荒芜，姚二爷的身体残疾和姚三爷的无情将她的梦彻底地粉碎。银娣的反抗、挣扎跨越了时空，成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个体和群体的象征，张爱玲实际上是希望通过银娣的实践和经历，来探寻女性的摆脱命运之路。《怨女》有很多张爱玲渴望诉说之言，只是这些言语隐藏在文字和显性进程的后面，如果能够采取“显性进程”和“隐性进程”理论阐释《怨女》，将会使深层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揭示起着重要的作用。《怨女》显性进程围绕婚前、出嫁、婚后、偷情、分家、借债、躲债等情节展开，而隐性进程则隐藏的是造成银娣人生悲剧的社会根源。在父权的社会中银娣希望通过婚嫁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这条路是十分艰难的，小说中显性进程和隐性进程相互之间形成呼应、衬托与补充、完善，使得《怨女》的主题更加丰富，银娣的形象更加丰满，其哀怨更加令人扼腕。      

论《左传》象征型自然观

基于“象征型自然观”的界定，《左传》中的“自然观”不是对客观外在自然物的认知理念，而是形象化的观照方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重视“自然”的神异力量，将其作为“神”的化身；二是将“自然”王权化，成为展示国威的载体；三是出于道德教化，协调社会关系的需要，又将“自然”释为伦理的象征；四是“自然”在描写艺术本身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作为媒体或喻体出现。这些“象征型自然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左传》“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映射出“引譬连类”的文学抒情传统，且具有美刺讽喻的政治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