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视野下的法律唱叙：近代文学中的圣谕宣讲与公案书写——以小说《跻春台》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时期大量公案作品流行于坊间,对公案的书写并非仅有侠义公案一种类型。小说《跻春台》便呈现出另一种独特的公案叙述姿态。透过此书,“圣谕宣讲”这一清代特有而被令人遗忘的文化实践进入人们的视野。透过圣谕在民间的宣讲与传播,彰显出庶民的道德意识与秩序观念。《跻眷台》以公案的形式宣讲圣谕,一方面可以传播朝廷政令,另一方面又通过故事渲染等使民畏法,呈现双向互动。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小说家、俗曲艺人等共同形成的“故事填充”以轻松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泄露出晚清时期多元而微妙的文化姿态。     

圣谕宣讲小说:一种被湮没的小说类型

圣谕宣讲小说是一种以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为主旨,通过敷衍因果报应故事,使百姓潜移默化地接受圣谕思想观念的独特小说类型。这类小说是宣讲圣谕十六条时使用的故事底本,或是在宣讲圣谕的基础上加工编撰而成。圣谕宣讲小说具有政治教化和审美娱乐的双重功用,以大众接受为创作目的,具有固定的编撰体例,文体形态多样化,内容围绕着圣谕十六条展开,叙事方式以因果报应为链条,人物形象是阐释圣谕的符号。圣谕宣讲小说在晚清兴盛一时,岭南圣谕宣讲小说创作尤盛。     

论清代圣谕宣讲在民间之演变及其文化价值

清代圣谕宣讲在民间的演变，在内容上讲是善书化的过程，至迟到嘉庆年间的《圣谕灵征》开始。道光年间的《闺阁录》《法戒录》已经形成了韵散结合的案证故事。圣谕宣讲在表演方面是曲艺化的过程，这在四川、云南、贵州、河南、湖北、湖南等地都有记载，汉川善书至今流传，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以“善书”作为这种曲艺的名字，容易引起混乱。圣谕宣讲的演变及其衍生物，不仅在曲艺史和民间宗教的研究上有重要意义，在小说史、语言学、清代社会史及伦理史等方面也有较大价值。     

从寺庙到乡约局：明清江南的思想教化

明清时期的乡约教化，是以帝王的“圣谕”为根本指导思想，结合地方传统与乡镇空间区划，自上而下建构起的比较严密的宣讲系统。在江南地区，社会力量比较强大，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社会精英热衷教化，为乡约工作的推展及社会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明代初期的社学系统到后期的城乡寺庙，都是乡约所建设的基本选择和乡约宣讲的中心场域。清代继承了明代的乡约教化基础，在社学体系废替后，也以寺庙为中心建构起比较清晰的乡约宣讲网络。清代后期，从州县城市到乡镇地方，建设乡约总局与分局的行动变得非常活跃，加大了思想教化和秩序整顿的力度，为维系地方社会与重建王朝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的六谕诠释传统

清初顺治帝重颁明太祖的六谕，使六谕在清代获得合法性，清初地方官及理学名臣均重视以六谕行教化，延续明代诠释传统并形成了《六谕集解》等新的注解文本。康熙九年圣谕十六条颁行后，逐渐取代了六谕在乡约中的核心位置，但六谕仍以潜流的方式在族规家训等文本中存在。19世纪，六谕被重新提倡，地方官员、儒学士人以及宗教人士对六谕的兴趣被激活，在清末更出现了《宣讲拾遗》《宣讲新篇》《圣谕六训集解》等新型体裁的六谕诠释文本，脱离乡约而趋向于善书。     

“见危不救”行为之可罚性的法理分析

惩罚见危不救行为是一项基于“道德愿景”的立法建议。从惩罚的逻辑考察,惩罚一般是以“受害人一伤害人”关系为基础的,不能直接延展至“受害人一旁观者”关系。惩罚措施若要成为法律规则,需满足社会文化特质及民众心理意识,但民众心理意识中对“作为和不作为”的认知差别．以及社会心理学上的责任逃避和旁观者效应,都是立法惩治见危不救行为的掣肘。从“成本一收益”角度分析,可以预测这种立法是缺乏效益的,并可能导致政府和社会的对立和博弈。作为一种条件尚不成熟的法律制度创新,惩治见危不救行为的立法目前是缺乏可行性的。     

《如意宝卷》解析──清代天地门教经卷的重要发现

天地门教是清代民间宗教中的著名教派,自清初创立以来,一直在乡村社会流传,对下层民众的信仰生活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意宝卷》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天地门教也曾以“宝卷”形式宣讲自己的教义思想,而且对于深化清代民间宗教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儒学平民化思潮与明代通俗小说

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的理论学说促成了儒学平民化思潮的盛行,身处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明代通俗小说家也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加入到儒学平民化的时代潮流中去,这从其小说内容题材、创作目的及艺术趣味上即可看出。明代通俗小说家还对王阳明及泰州学派推崇的作为儒学平民化途径之一的圣谕宣讲予以充分反映。     

清代初年的善书编纂与社会教化——以于觉世和贾棠的华南实践为例

传统中国社会历来重视社会教化,清初统治者尤其如此。清代初年的社会教化政策以宣讲圣谕为中心,但是善书(劝善书)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官员于世觉以浅白话语注释《太上感应篇》而作《感应篇赘言》,并"现身说法"地加强善书的社会教化功能,贾棠刊刻《感应篇图说》以佐清"大一统之盛业",他们的实践具体显示了善书在华南地区的教化作用。     

由晚清“小说界革命”到五四“人的文学”——兼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成长

在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中,梁启超以“小说界革命”为手段开启民智的思考,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时代浪潮中,“人的文学”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     

技术统治下的“救渡”何以可能——海德格尔反虚无主义引发的对人的思考

技术的统治作为虚无主义的产物，不仅仅是存在的遮蔽，更是人自身意义的失落，这是技术统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本文正是通过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与技术统治的关系的分析作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技术统治下的人的意义失落的表现，并且进一步探讨了人的“救渡”在自身方面何以可能，为克服虚无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     

日常存在与终极关怀中的“真”

“真”以及表达“真”的词所蕴含的文化观念，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中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诚”、自然等向度上，“真”渗入于道德追求及日常存在的过程；从主体间交往中的以“诚”待人，到直面自我时以“真”律己，“真”的观念内在于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并构成了人的日常存在的范导原则。与“俗”及此岸世界相分而又相合，“真”表现了其在终极关怀这一层面上的独特意蕴，以真俗互融、摄俗入真为前提，终极的关怀与现实的关切往往呈现统一的趋向。作为深层的文化观念，“真”既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又制约着现实的文化创造     

晚清上海假冒慈善社团问题研究——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在形形色色的晚清骗局中，假冒慈善社团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在上海，不法分子冒用或隐射善堂名义，以“行善”为名，行欺骗之实，损人利己，害公肥私。为了既方便行骗，又逃避打击，此类假冒善堂、捐局常设于监管不周地区，高悬门牌，诱人上当，还雇佣“线人”前往外地“募捐”,俾进一步扩大不当得利。不法分子利用民众乐善好施之德，竭尽“招揽”手段，以诳人财物，此举无疑严重破坏了慈善事业的信誉与功效。虽然晚清假冒善堂现象的成因复杂，但必然与清政府治理不良有很大关系。     

"诗性政治"论——兼及文学性和政治性的融通

在“再政治化”文艺思潮中，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可以落实到“政治文化”层面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上，以文学立场为本位所提出的“诗性政治”建基于“心理本体”或“人类学本体”，文学性和政治性在人文关怀的终极处能够融通。“诗性政治”具有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危险的愉悦”：浅析近代北京的娼妓业——以1912—1927年为范围

民国初期,北京娼妓业曾出现了畸形的繁荣景象,它不仅成为上流社会开展社交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成为下层民众获取愉悦、消解苦闷的去处。随着嫖娼风的盛行,娼妓业逐渐侵蚀着人们的道德与肌体。对于娼妓业,北京官方采取了“娼妓业合法化”与“救娼”的矛盾措施,这种即允许其合法存在,又欲救娼的矛盾心态,注定了娼妓业治理成效的有限性。     

“救失业”成为马当局的当务之急

2008年世界在金融海啸中经历了惊涛骇浪,以致台湾民众期待的岛内经济“马上就会好”的行情并未露面,反而在经济衰退中面临艰困的严冬,各项经济指标均呈现恶化走势。随景气衰退失业潮袭来,成为当下最让马当局忧心的困境,“救失业”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论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

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一直为新闻传播学界、业界所重视,“生态关怀”却少有提及和研究.生态关怀强调的是对自然生态环境及其组成要素的关爱之情,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现有很多新闻报道在充分展现人文关怀的同时,却忽略了生态关怀,在无意中加剧了对环境的伤害和生态的破坏.重视和加强新闻报道中的生态关怀,可以从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的报道思想、培养热爱与尊重自然生命的情感、避免对自然的“敌对”语言、增加生态损失及原因的报道内容、重视生态知识与生态反思报道等五方面进行着手.     

试析梁启超的“政治革命”论

众所熟知，在辛亥前夜那场规模宏阔的大论战中，梁启超无疑是立宪派一方的理论旗手。而“种族革命”论则是他反对革命的主要或者说唯一理由，即他认为：“排满革命”是革命派利用蕴藏在民众心底的种族复仇情绪发动起来的，并不是民众在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水平的前提下发动起来的，所以，这种暴力革命必然流于复仇性质的“啸聚性”即“无秩序性”，这种无秩序的自然暴动不仅不能达到实现共和政体的目的，反而只会导致武人争权，导致外国干涉，导致新的专制。见于此，他建议革命派的职责应该是“从辩理心浚发之（“之”指民众——引者），以…     

曾国藩法制思想探析

作为晚清重臣的曾国藩,在其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法制思想。本文重点探析了其“一秉于礼”、“重典救时”、执法宜慎、清理积讼积案、严以治吏的法制思想和实践。他继承了传统的法制思想,同时有所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在清理积讼积案、严以治吏等方面,不乏创见,在晚清颇具代表性。     

墨子的实利主义道德论初探

墨子的学说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门“显学”，其伦理道德思想蕴含了深刻的实利主义内容。主要表现在“兼相爱”与“交相利”体现的平等互爱的精神，匡时救弊、兴利除害的爱人利民的精神，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躬行实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