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与“怀疑”:钱穆、胡适对朱子读书法的不同体认

钱穆十分欣赏朱子读书之法,指出其读书之法首要"虚心"。胡适对朱子读书法的认识,则是强调其"怀疑"精神。钱穆对学术界高唱怀疑论深为不满,认为读书生疑,仍自"虚心"熟读而来。不同的读书法,体现了不同的治学路径和模式。     

朱子循序渐进读书法思想发微

朱子循序渐进读书法以"循序"和"渐进"为特点。"循序"遵循"群书先后缓急之序"和"每书诵读考索之序"。"渐进"则包含了不贪多、不求快、贵专贵精等思想。朱子注重把读书与为学、读书与穷理、读书与修养、读书与日用结合起来,这种读书思想包含在循序渐进读书法中,决定了朱子读书法循序渐进的特点。     

《朱子读书法》学术价值新探

以往对<朱子读书法>的研究都停留在"读书六法"上,但"读书六法"并不全面,不能作为朱子读书法的代表,<朱子读书法>中还包含有朱子的读经法、读史法、经史观,也很有价值,对当今学者读书、治学、教学和研究朱子思想都有现实意义.     

现代“形式”意识的自觉——以王国维“古雅”说为中心

文学的形式并非单纯指具体的文体,而是指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诗之于古典世界,小说之于现代世界,都是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王国维以“古雅”对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形态进行了全新的形式提炼,“古雅”以其日常的普遍性显示了古典世界的总体性特质,“古雅”的叙事形态则为现代世界的赋形活动做好了铺垫。“古雅”在古典和现代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为中国文学真正实现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提供了可能。     

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对朱子的辩难及其思想史意义

朱子学在晚清突破乾嘉汉学的藩篱,迎来中兴和复振。如何对待朱子学、如何回应时弊成为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晚清理学群体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郭嵩焘以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依据《大学章句》为切入点,兼采汉宋,无所依阿,诉诸经世,从文本到义理向朱子展开系统的辩难,显豁出依违朱子的鲜明特质。它一方面绾合汉学、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诠释《大学》的新维度;另一方面在理学中兴的视域下,以“尊经即所以尊朱子”为宗旨,指明判释朱子的新视角和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郭嵩焘这一个案透显出晚清经典诠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浓郁色彩。     

卞和献宝:一个文学发生学的典型案例

“卞和献宝”是考察中国文学母题的意蕴生发损益的典型案例,这可以从文史虚实考辨、寓言立意、文学创作的接受阐释、思想史的影响等角度来进行探究.参以史学的考证和文史虚实的分殊,可以见出卞和献宝确有其事,但经过了韩非的“虚饰”加工.正是韩非对卞和事件“以立意为宗”的先秦诸子式的寓言改写,才使之具有了表珍宝良才、怀才不遇、楚音“深情”的悲剧感等文学意蕴,此后文学创作“事类”援用所昭示的接受性阐释大致以此为起点.这一寓言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值得重视,卞和客观而纯粹的“求真”取向颇近于西方科学主义精神,在诸子多元时代不乏同类,但随着“儒道互补”思想史格局的形成,则被转入了儒家取向中逐步失落其“求真”品格,这在一定程度表徵了文学母题的价值观念受制于思想史的走向,而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主体性和丰富性.     

从“文化诗学”到“文学阐释学”——对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研究路向之省思

中国的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而非“审美”,旨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文学阐释学”的目标是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结构与修辞,旨在追问“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生产性”;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自觉抵制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各有各的旨趣所在,并不能等量齐观。     

新审美主义的特征及其范式论意义

新审美主义（New Aestheticism）是“理论之后”西方理论界以文学为本位而兴起的文学批评思潮,在呼吁重建文学制度的过程中整合美学话语时形成的概念和方法。新审美主义一方面强调具体文本的独特性与互文性;另一方面保持着对社会政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既不是彻底转向旧式“审美”,也不是彻底偏离“文化”研究,而是试图在文本的事件性与事件的文本性之间建立新的平衡,经由文本细读重新定位文本的文学性、审美性、事件性以及实践性,呈现出文学向文化全面伸展和文化向文学开放的新的实践美学风貌。     

论整体观照中的文学阅读

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反应批评,不仅注意力的最终对象是文学文本,而且缺失对文学活动的整体观照。本文在借鉴海德格尔存在理论的基础上,以“人本位”视角,提出人因为与世界进行有效对话的话语受阻而导致自身存在无法实现,所以萌生了文学阅读欲求的观点,并以此为阅读理论的逻辑起点,将文学阅读活动划分为前阅读阶段、阅读阶段和后阅读阶段。我们试图通过论述这三个阶段及在各个阶段中主体角色、文本样态的动态转变,在整体观照中把握文学阅读活动,从而揭示文学之于人的存在的价值,并对文学本体予以反观。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启示——与葛兆光先生商榷

本文针对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中对后现代历史学的评判提出了商榷意见 ,认为后现代历史学并非是将历史学等同于文学 ,而是说历史即文本。作者指出 ,即使将真实存在的“过去”作为历史最后的边界和限度 ,这种“过去”同样体现为文本 ,后现代历史学因此具有理论的自恰性。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人生悖论的一种不可能成功的反驳 ;尽管如此 ,它对历史与人生的深刻洞见却是无法否认的     

媒介发展与文学阅读的演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文学阅读与这个时期媒介变迁之间有着相依相生的关联.如纸介印刷的传统文学是一种精英阅读,随后的影视文学欣赏者从"读文"转向"读图",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网络文学则从"读书"过渡到"读屏",再后来的手机文学又从"在线冲浪"移至"拇指阅读".不同媒介文本多重阅读方式的并存,不仅彰显出文学形怎的时代变迁,更需要有新的文学观念的建构;技术媒介对文学阅读的影响,折射出的是社会变革期的文化冲突,最终影响到文学审美之于"文学性"的祛魅.     

理学养生之道——以朱子心性修养论为中心

作为禀天地之气而生、法四时而成的人,如何把握养生之大道?朱子给我们道出了养生的根本道理。朱子的养生之道以心性修养为基础,注重道德修身,以成就圣贤、君子为宗旨目标;朱子的心性修养论,强调心的知觉、主宰作用以及对天理的认知、情欲的节制,以“中和”作为对身、心、性情的整体调摄原则,追求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而这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以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恰恰是个体存养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的生命状态。所以,朱子的心性修养论,虽然不以养生为目的,却养在其中。朱子的养生之道是建立在心性修养论基础上的“天人理一”的养生体系,从树立“天人一理”的养生观以及身心共养、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气存心、情志养生、“仁者寿”为养生最高境界等几个方面阐述养生之道。系统研究建立在朱子心性论基础上的养生之道,可以对今天人们的养生诉求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董鼎《孝经大义》对朱熹《孝经刊误》的理学阐释

宋末元初,涌现出一批以羽翼与阐释朱子著作为己任的理学家,董鼎即是其中之一。董鼎以朱熹《孝经刊误》为经,取代《孝经》今文、古文本,模仿朱子解《四书》的体例撰著《孝经大义》。他以理言孝,以孝统摄仁与礼,并以“全人”为孝的最终价值目标,丰富了《孝经》义理,完成了朱子学对《孝经刊误》的理学阐释。《孝经大义》促进了朱子著作的经典化,是我们观察朱子著作经典化的重要实例,在《孝经》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现代中国大学研究（专题讨论）小引

十年前,我说过这样的“大话”：“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其实,这话还可以扩张——不仅仅“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专家学者,每个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读书人”,都应该关心中国的大学。     

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论政治思想史的诠释学性质

原意、文本原义和读者所悟之义是诠释学的三大要素,同时诠释学要立足于诠释的对象、主题,来探寻理解活动的本质.政治思想史要理解和叙述的是一切关于“政治之事”的思考,即对阿伦特所谓的“言说与行动”的思考,这一主题刻画使政治思想史的诠释具有了专门性质.首先考察阿伦特站在现象学诠释学的立场上,对政治思想的史学叙事的认识;然后论述波考克受语言分析哲学影响,将政治思想史定义为“政治论说史”,并引入库恩的范式框架,带来了从语言分析到历史重构的过渡.     

论朱子修正《大学》文本的依据及意义

朱子的《大学》学,实际上是以《大学章句》为核心文本的。《大学章句》是朱子在《礼记·大学》篇的基础上,参考二程的《大学》改本进行较大改动后所得到的本子。朱子对《大学》文本的改动主要分为三部分,包括区分经文、传文,变更传文顺序,补充传文。朱子对《大学》文本的改动至少有着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文本依据;二是对于前儒观念的继承与发展;三是构建以"格物致知"为修养工夫的"修己治人"理学思想体系。此外,朱子区分《大学》的经文与传文,不仅密切了"三纲领"与"八条目"的关系,还突出强调了儒家"修己治人"的为学之路,将"格物致知"与"格物穷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将整个"理学"建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修己与治人——从朱熹与王夫之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说起

《大学》絜矩之道的诠释,关系到儒家传统中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的问题。朱子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起于人心之同,以己心为天下之心,可以兴起民众,正其好恶取舍,故絜矩之道仍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延伸;王夫之则认为家、国、天下之间“理势自别”,因此,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起于教之之道,以立教为本,推行“恒政”,为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给出了严格的区分。在对絜矩之道的诠释中,朱子的理论重心落在推度人心与兴起民众共通的道德意识上,即以道德的途径为首出,而王夫之对朱子以来的诠释作了深刻的反思,以政治的角度去探求絜矩之道的实现方式,试图以“恒政”实现教、养、政的统一。总的来说,朱子的诠释更贴合《大学》的文本脉络,船山的诠释则更显理论上的创见。     

字义解析与经典诠释视域下朱子学的比较、分析与辨正——以陆陇其对饶双峰的接受与批评为中心

宋儒饶双峰以穷理精密而多不同于朱子著称。陆陇其受到饶双峰注重字义解析与文本诠释的深刻影响,将《四书大全》所引双峰说一百二十来处置于南宋以来朱子四书诠释的宏大背景下,加以比较、分析、辨正,对之表达或赞赏,或批评,或褒贬兼具之态度,体现了朱子学一贯的治学特点。在饶双峰立异于朱子思想的影响下,陆陇其对饶双峰若干质疑朱子的别开生面之说表示赞同,显示出其尊朱实内在充溢着“非朱”之求真是精神。正是在吸收、分析、反思饶双峰等朱子后学诠释朱子成果的基础上,陆陇其实现了在批判传承中发展朱子学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亦展现了江西朱子学与浙江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