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增长极,迫切要求依托绿色技术创新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05—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识别绿色创新的节能减排渠道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节能效应”是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有效路径,但“减排效应”存在明显的遮掩效应;因技术异质性和城市区位异质性,不同特征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虽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性。应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支持,推动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完善产学研绿色创新合作机制,优化节能减排考评体系。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雾霾污染

建设数字中国与治理雾霾污染都是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举。本文基于2011—2019年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该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城市创新效应、聚集驱动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三种重要渠道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3）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法则”在雾霾污染治理中得以验证，当数字经济超过门槛值时，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边际抑制效应”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特征；（4）异质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因城市区位、人口规模及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数字经济、创新资源流动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契机促进创新资源流动，进而带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成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0-2020年我国70个大中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并将创新资源流动纳入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分析框架中，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着重分析其传导路径、区域异质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创新资源流动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资源流动在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发挥了明显的正向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和创新资源流动对不同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相同，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数据要素价值化动态过程机制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创新的新动能和引擎,与此同时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战略也对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提出新目标与新要求,但鲜有研究关注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从“战略—资源—制度”的三维视角出发,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及产权这一制度逻辑的异质性影响。以2011—2019年沪深A股1 016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基于大数据文本挖掘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1）数字化战略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2）数字化资源投入部分中介数字化战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作用;（3）企业的产权性质在上述中介关系发挥有调节的中介作用,也即：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数字化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数字化战略引导数字化资源投入阶段无显著差异,但在数字化资源投入向绿色技术创新转化阶段具有更高效率。稳健性检验发现,数字化战略与资源投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显著影响在中期依然成立,存在持续赋能效应,且中长期来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并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引入关键词文本网络探究数字化战略的结构性影响,发现数字产品与制造战略是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战略维度,数字金融战略与数字营销战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无直接促进效应。研究结果从战略、资源和制度的三重视角,打开了数字化加速制造业绿色化转型的过程机制和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影响,为理清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及情境因素提供重要理论启示,也为激励制造业抓住产业数字化机遇、加快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深度考察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技术创新三条传导路径显著存在；从区域差异视角看，东部地区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技术创新三条传导路径显著存在，中部地区金融主要依靠技术创新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西部地区金融主要依靠劳动力转移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分区域层面，中介效应的值都较小，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产业升级和中国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数字经济的提升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中介变量强化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无明显的影响,这种中介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中介效应显著,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影响.最后,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当数字经济处于较低水平时,会阻碍经济发展质量;反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强化作用.     

数字贸易、产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将数字贸易、产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统一框架,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来看,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但是传统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传统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传统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发生阻滞导致的。提升市场化程度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而使得作用路径得以畅通。进一步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传统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传统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进一步对中、西部地区中介效应中阻滞的路径进行调节,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在中部地区显著为负,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投入与绿色发展

加快长三角城市的绿色发展转型，是长三角城市在一体化进程中维持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运用2012-2019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长三角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同时考查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和城市群扩张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增加城市创新投入可有效缓解城市一体化对绿色发展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城市群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     

智慧物流园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基于DID方法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0—2021年全国1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建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智慧物流园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智慧物流园区能够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果表现出先增后减的态势。（2）智慧物流园区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技术创新发挥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3）智慧物流园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中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等级较高城市依靠区域位置优势,科技创新水平较高,产业结构较为完善,具有较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智慧物流园区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更显著的推动作用。围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提出政策建议：进一步拓展智慧物流园区试点范围,充分发挥智慧物流园区辐射带动作用;落实差异化的产业政策;积极推进智慧物流园区数字化建设,优化产业结构。     

绿色技术创新与外贸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271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外贸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主线的绿色发展是实现贸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2010-2019年中国27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外贸增长、外贸结构、外贸竞争力和外贸效益等方面构建外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对外贸高质量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还能通过节能减排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显著地促进我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从区域异质性的角度来看,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对我国东部地区、普通地级市和高人力资本地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文章从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强化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加强区域间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外贸高质量水平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政府创新偏好调节效应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考察单元,在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接着探讨了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者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考虑抽样误差、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约束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制定与调整以及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为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效应,且该结论得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两条重要途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较发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言,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会更加明显。本文结论为充分发挥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赋能作用、实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双赢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福利：机制与检验

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福利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行政级别和时间的异质性。同时,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提升绿色发展福利的过程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提升作用具有双门槛效应,随门槛变量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高逐渐增加。本研究为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和提升绿色发展福利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     

财政补贴、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创新——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选取中国2011-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与城市层面匹配的数据，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得出财政创新补贴显著驱动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通过手工整理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基于调节效应模型得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弱化了该正向促进作用，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非实质性创新不具有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负向调节作用因企业股权性质、行业差异和所在地区差异而具有异质性。机制研究发现，研发人员数量在财政创新补贴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不具有显著作用。鉴于此，应改善政府绩效考核方法，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微观主体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在总量上加大财政创新补贴力度，重视研发创新人员的核心引领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合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加快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文章以绿色金融为逻辑起点,贯穿于作用对象、作用方式及作用目标,形成合力影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勾画出两者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分析层面先构建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其下设的二级指标分别是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投资、绿色保险、碳金融与经济高效发展、经济稳定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绿色发展、经济创新发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绿色金融发展综合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再利用2008—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来检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综合维度上,绿色金融提升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其影响系数为0.281 4;在分维度上,绿色金融促进了经济绿色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创新发展,却抑制了经济稳定发展,对经济高效发展作用不显著,且效应大小为经济绿色发展效应(0.587 0)＞经济结构优化效应(0.275 9)＞经济创新发展效应(0.112 6),这反映出绿色金融改善生态环境的效果较好,而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支持绿色技术上还有待加强,绿色金融政策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不高、影响了经济稳定性,以及绿色金融服务降低了经济发展效率。据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金融政策改革重点是建立绿色金融绩效评估机构来考评绿色金融活动实施效果,以稳定经济发展;制定绿色产业目录清单,以绿色产业发展带动经济结构优化;鼓励各绿色金融参与主体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创新发展。研究对于厘清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系、评估影响效果及如何创新绿色金融政策以全面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参考。     

数字经济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逻辑与效应

推动城市绿色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数字经济纵深推进可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重要动力，并为实现城市间绿色协调发展带来新机遇。将数字经济作为重点考察因素嵌入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收敛模型，以中国277个地级市2012-2020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考虑空间效应与城市异质性因素后，中国城市绿色发展存在条件β收敛特征，即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收敛至同一稳态均衡水平。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收敛，其不仅发挥了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正向功能，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缩小地理邻近城市的绿色发展差距。数字经济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高城市绿色发展速度，从而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而绿色技术效率并非数字经济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重要机制。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收敛速度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快于东部地区，并且数字经济对缩小城市间绿色发展差距的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显著。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促进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吗?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利用2012—2017年我国281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加强环境监管和优化资源配置两条渠道推动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从推进审计工作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制定环境监管法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高技术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关系探讨：中介作用与门槛效应

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产生的新业态,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华东地区五省一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法、主成分分析法与非期望导向超效率SBM模型构建了测量指标,探讨了华东地区高技术服务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并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中介作用与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当前华东地区高技术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均呈现上升态势;高技术服务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二者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但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升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为此,需要针对性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强化技术引领、区域协作与资源配套,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工业与高技术服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与路径: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首先从内部和外部结合、供需两侧结合的角度采用倒推法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理论逻辑框架，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为主体←扩大内需←供需匹配←产业升级和创新←数字经济”。接着选取中国286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描述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区别，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水平远高于其他四个层级城市，但是数字经济五线城市的增速远超一线城市，表现出十足后劲；从数字经济和消费的拟合情况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消费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增长之间都呈现一定的正向关系，但是现实情况也显示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比较高的城市没有能明显表现出相对应的良好消费势头。进一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总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消费增长，但是这个中介效应具有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