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对行政法法典化路径的启示

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已对当代中国的行政法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中国之治”的基础规范。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为行政法法典化提供了明确指引：行政法法典化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全面领导的根本方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任务。坚持和加强党全面领导的法典化方向,必须在法典中确立政治领导原则;加强行政法与党内法规组织体系建设的衔接;构建相互补充、互为一体的党政协同治理体系;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化任务,必须在法典中融入人民至上的行政理念;加强行政法典的民主协商制度建设;打造用权为民的党政协同治理方式;注入优秀传统行政法治文化元素。     

我国环境法法典化研究：进展、争鸣和展望

我国学界关于环境法典的研究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对环境法体系化的讨论。几十年来，学界围绕环境法法典化的必要性、编纂环境法典的必要条件、环境法典的模式以及环境法典的内容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回溯整个讨论历程，学者们围绕“环境法法典化”命题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和学说，在激烈的讨论中或弥合分歧达成共识，或各持一端持续争鸣。对环境法法典化研究的推进状况、论点聚焦进行总结归纳，找到环境法典编纂仍需突破的理念障碍，明确环境法典编纂仍需攻克的技术难题，有利于形塑环境法法律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论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遥测等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于环境监管实践的程度不断加深,技术赋能已然成为当前及今后开展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成为环境法法典化的时代背景。然而,技术赋能在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同时也挑战了现有环境法范式:一是新兴信息技术介入环境实践引发了新的不公正现象,使实体性环境正义和程序性环境正义都受到了挑战;二是环境法律规则滞后于治理需求,由于在环境法律规制场景中,以技术代码等为主的"算法程序"能够成为实然层面的"环境法律规则",会导致权利义务失衡;三是环境监管过程中大量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可能出现数据失真、算法偏见、规制俘获等风险,影响环境监管部门在决策、监督、管理及执行等过程中的职能履行效果。随着环境法典编纂提上议程,如何权衡技术赋能的风险与收益成为亟待解决之题。由于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突破了既有环境法范式,出现环境治理场景去人工化和环境法律规制在线化现象,这意味着技术成为环境治理和环境法律规制场域的介入因素,导致环境治理实践面临社会系统和规制系统双重"脱域"之境遇。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不仅要关注环境法典编纂的篇章结构、规范体系等具体问题,也要立足环境法范式转型之时代需求,为研究环境法典的未来样态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要在祛魅技术风险的同时保障治理效能,并逐渐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其一,要塑造新型环境法典理念,重构环境法与新兴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回应技术赋能对传统环境正义所带来的冲击,进而形成能被环境法共同体所接受的共有价值,实现数字环境正义;其二,要结合新兴信息技术改造环境法律规则,实现环境法律规则与技术代码的沟通,并以此为基础创新环境法律规则形式;其三,智慧型环境法典要关注风险预防,实现风险与收益相平衡,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建立智慧型环境风险防治机制,提高事前、事中及事后全流程环境风险防治效能。     

教育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与合宪性进路

“法典化”时代,编纂教育法典对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教育法典的编纂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依宪立法,同我国宪法条文所体现出的教育强国的国家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国家任务、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及义务等规范内涵相契合。在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中,宜将教育法典定位为领域法以及基本法律。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契合宪法精神,有必要对教育法典编纂过程进行合宪性控制。在法典编纂准备期,需要对已有教育法律规范体系进行梳理与整合,促动相关条款依宪入典;在教育法典草案形成阶段,有必要通过在文本中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进行合宪性宣示,并经由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草案审议过程中对相关问题作出合宪性确认。     

环境法的法典化:迷思与解迷

通过对<法典化的迷思--法国环境法之考察>一书的写作方法和具体内容的评价,回顾了中国环境法律体系的构建过程及其法典化进程中的主要分歧.在对不同法系国家环境立法法典化的进程与方法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即环境法典编撰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复合权利视域下环境权的新认识——兼论环境权的法典化表达

环境法法典化是新时代环境立法的新目标，环境权作为环境法领域的权利基石，应借助法典编纂的契机融入环境法典。环境利益本身的泛化性致使环境权内涵与外延在理论层面上兼容并包，这也决定了环境权应受公法、私法两种法律体系调整，其权利内容兼具公私双重属性。基于对以往“公权-私权”学说的审视与反思，文章重点针对环境权的主体、客体及内容等三大法律要件展开环境权双重属性的法律分析，明确其法律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就环境权的入典路径进行探讨，提出在遵循法典编纂“总则-分编”的体例之下，采用“一体多面”的入典方式，秉持法典内容中的公、私法协同保护的理念，在法典总则确立环境权的法律地位，在分则编明确保障环境权的规范依据。     

党内法规法典化三题

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对于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诸如“法典编纂的逻辑基础”“法典化的程度”“法典编纂的规范来源”等三个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法典编纂的一般规律要求以部门法划分为基础,而党内法规的“1+4”板块划分与这一要求存在逻辑差异,故为保障党内法规法典编纂的科学性,应回归部门法划分逻辑,以部门为单位展开法典化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程度应根据现实情况适度而为,既不应编纂综合性的“党内法规法典”,也不应认为所有党内法规部门都适合编纂法典。当前,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中,调整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部分展开法典编纂的条件最为充分。编纂党内法规法典,应考虑整合单行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等其他党内法规渊源,在中央党内法规基础上,适度汲取部委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中的适当规范。     

中华法系视野下的古代工程建筑法典研究

中国古代法典体系丰富多元,不仅有律典,也涉及其他领域。工程建筑法典是中华法系法典的重要方面。在此之中,《营造法式》《营缮令》与《擅兴律》互动关系明显,三者构成宋代工程建筑法律体系。《营造法式》作为工程建筑法典代表,在统一建筑样式、管控人工物料及维护礼法制度等方面具有规范功能。在中华法系视野下研究古代工程建筑法典,揭示其法属性,探究其法体系,发掘其法功能,总结其法典化启示,不仅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法典维度的理论价值,还有明确当代工程建筑法范畴体系的借鉴价值,更有助力新时代工程管理法治化的实践意义。     

从排斥到包容公众：参与式政府算法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算法技术日益广泛嵌入政府治理过程，依算法而治理正在成为政府治理的新途径。然而，在技治主义和工具理性双重逻辑驱动下的政府算法治理日益体现出封闭和排斥公众参与的特征，损失了政府算法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公众是否应当参与政府算法治理当中，公众又应当以何种方式有效参与等议题展开的理论分析表明：算法技术引入公共领域应进行技术的公共性重构，而公众参与是平衡其价值理性缺失的有效途径，其重塑的路径是通过创设算法公开、公众调查、听证、治理专家参与、共同生产等公众算法参与工具，并有机嵌入算法制度设计、议程决策、算料供给、算法训练、算法应用的全过程，构建公众算法影响机制。     

民法典编撰背景下国际私法法典化立法技术研究

法典化是立法者运用科学的立法技术将现行法律规范进行体系化的重构,以增强法的逻辑性和现代性.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的内容之庞大、体系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其在方法论层面所展现的科学逻辑与价值导向值得我国在构建国际私法典时加以借鉴.因此,在回顾国际私法立法论发展过程、明确法典化的立法选择的基础上,国际私法法典化应当充分吸收民法典立法技术的先进性.从合理规划的立法进程、精准简洁的立法语言、科学优化的立法结构等方面出发,推动国际私法的立法走向包含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送达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程序性事项在内具有完整逻辑体系框架的国际私法典.     

社会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偏见的问题与规制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快速发展，社会已经进入了算法社会。算法已经全面渗透于社会经济、生活及管理的运行。然而算法并非是完全客观、价值中立的技术。算法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偏见及问题，其本质是社会偏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映射，逐渐显现侵害社会公众的人格平等权、隐私权，并对数据安全形成威胁甚至破坏，从而导致对社会危害现象的发生。因此，不应禁锢于算法中的技术乌托邦理念，通过把握算法偏见产生的环节及其存在的法律及事实风险，减少其因不确定性危害风险带来的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有必要及时建构法律和综合治理的风险防控体系，并将对算法偏见的防控治理纳入常态化社会治理体系中。     

论国际行政法的产生——以全球治理为视角

全球治理推动新公共管理及与之相应的行政法律制度国际化,因此国际行政法的出现成为必然。国际行政法在实体法上体现为各国行政法律制度不断趋同与各国接受国际行政法律制度在国内直接适用,在程序上表现为以转致的方式适用外国行政法。针对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我国应当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可能会使我国行政法在全球化过程中失去参与制定规则的好时机。应对国际行政法潮流的制度基础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但实践应用尚处于"冬眠期",需要我们以更加积极态度来应对。     

我国新污染物治理的法制路径

为保障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我国迫切需要对新污染物进行治理。然而我国对新污染物制度规范的制定起步较晚,与现实需求之间表现出一定张力,无法为新污染物治理提供依据。因而,应该通过制定专门条例和生态环境法典,为新污染物治理提供法律制度依据。在具体的立法中,应该坚持以风险预防原则为基本遵循,构建体现风险筛查、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     

数字经济中算法消费者的生成机理、保护方案与制度建构

算法消费者是数字经济中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消费者，具有可分类、可预测和可被操纵的特点。算法消费者的生成机理体现在认知、动因和结构三方面：从认知层面上，人工智能体思维在心理认知学、意思表示等方面与人类思维的差异，决定了算法只是智能互联网平台的一种工具；从动因层面上，算法消费者的形成顺应了消费者行为理论数字化演变的趋势；从结构层面上，以算法为纽带的平台和算法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失衡，意味着应给予算法消费者特别保护。国外算法消费者的保护方案虽然在法律形式上有所差异，但均以寻求平台监管和算法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平衡作为内核，具体体现为赋予算法消费者算法权利和强调以透明度为核心的算法治理两方面。我国应在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完善平台监管、算法规制的分级制度，健全平台数据合规和算法的治理制度，确立平台数字社会责任和算法伦理制度，最终通过平台治理模式和算法权利成长的权责制度以推进算法消费者保护的制度构建。     

论智能时代的技术逻辑与法律变革

智能时代对现有法律制度产生了革命性的挑战。智能时代具有数据前置性、自我适应性、高速迭代性和大众普及性等技术特征,呈现出个人信息深度卷入、场景影响高度不确定、既有秩序面临高烈度冲击、公众遭遇泛在威胁等技术风险。智能时代技术风险为法律体系带来个人信息使用规则重构、算法规范路径创制、法律主体观念更新和法律归责体系迭代等时代挑战。为了回应上述挑战,必须进行法律变革,以"柔性治理"的理念推动技术规制,基于技术逻辑展开法律创新,实现智能时代的良法善治。     

论法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始于近代西方国家,现代以来呈现出法典化、系统化趋势。法国文化遗产法历经两百多年的发展,迄今已形成以《遗产法典》为核心、以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体的比较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颇具典型性。法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在立法体系、制度设计、理念应用等方面的经验,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后民法典时代的法律实践:传统民事制度的法典化类型与民国基层诉讼

民国时期立法机关移植大陆法系民法体例制定中国民法典,传统民事制度面临三种遭遇,一是通过独立保留原有制度的方式嵌入到新的民法体系中;二是以西方民法理论重述原有制度的内容,将传统制度重新界定后纳入民法典体系;三是不再作为正式的法律制度而成为民法典之外的民间习惯。这种以不同方式赶搭法典化班车的"搭车模式",是中西民事制度差异及法律移植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导致的。在民国基层仍讲求化解纠纷的实用主义司法程序中,不同类型的传统民事制度在基层诉讼中也就表现出不同的法律实践样貌。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自足与互助：以环境法典为中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理念科学、视野宏大的理论体系.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构建具有自足性:在理论创新层面,汲取以"儒释道"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髓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和法治观;在问题应对层面,破解当下"四大赤字"危机并提出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核心的中国方案;在全球视野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未来全球伦理观.其次,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功能表达具有互助性:二者互为价值观指引、互为方法论支撑,并共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在形式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治理思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实质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体系性、系统性、整体性方法和"生命共同体"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环境法典不仅通过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实现环境法典形式外观的体系性、结构内容的开放性、逻辑关联的自恰性,还通过"总则+分则"的立法技术支撑实现制度编排的合理性、程序运转的流畅性、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环境法典是最优承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集大成者.     

中国古代出入人罪的历史脉络与制度构造

从秦朝开始直至清朝，出入人罪在法典当中均有所体现，并经历了从简陋到不断完善发展的变化过程。从秦汉开始关注概念、罪状的雏形时期，到唐宋进行制度化建设的定型时期，再到明清定罪量刑科学化的完备时期，出入人罪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罪名体系。这种成熟的制度构造，体现出我国对于渎职犯罪的法律态度和法律文化，为当下我国治理渎职犯罪提供了经验。     

德国新环境行政法之立法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对从德国环境法典草案的夭折,到环境立法体制的重构,再到新环境行政法体系构成的分析,总结对中国环境法立法有益的经验与启示。中国环境的立法,可借鉴德国环境行政法体系的构成和立法技术,更应学习德国环境立法与行政治理有机结合的法治模式。在此前提下,建立以环境基本法为统率,以自然资源与能源法为主、环境污染防治法为辅的中国环境行政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