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风险感知如何影响捐赠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慈善捐赠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价值日益凸显，有效引导和支持人们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研究发现，民生风险感知显著促进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捐赠行为，公众受教育水平能够对这种促进效应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家庭经济水平并未发挥显著调节作用。民生风险感知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效应在加入工具变量的内生性讨论和替换变量度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存在。上述结论澄清了风险情境下个人与社会互构共变关系的形成过程、依存条件和发生机制的理论意涵，为推进我国第三次分配制度改革与社会福利政策调整提供了有益参考。未来可以从民生风险治理、社会责任认知、慈善文化建设和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的配套社会政策体系等多个方面发力，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积极健康发展。     

第三次分配若干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近年来，第三次分配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议题。目前对于第三次分配概念和功能的认识还存在争议或偏差，对第三次分配机制的揭示尚不充分。对比已有观点，在概念上，第三次分配是受道德情感驱动的、以社会自助互助方式开展的分配活动，慈善是第三次分配中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捐赠是慈善的一个环节；在功能上，第三次分配是满足人的道德需要和多样化社会服务需要的基础性社会福利制度，但也面临稳定性不足、负外部性、治理失灵等局限；在运行机制上，区别于个体主义视角，第三次分配的社会化运行逻辑是“社会认同—社会互动—社会融合—社会规范”。建议打破行业和体制壁垒，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促进第三次分配主体间联动和资源整合；制定家庭政策和志愿服务政策，优化社会政策体系；将完善慈善法规与加强慈善教育、健全行业规范和信用制度相结合；重视第三次分配理论研究，提高研究的开放性，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加强跨学科交流互鉴。     

可及性视域下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愿景、挑战及路向

第三次分配是政府依靠企业和社会力量开展慈善、志愿等活动来调节财富分配秩序的公共服务。基于可及性视域,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愿景可勾勒为实现第三次分配与欠发达民族地区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需求“适配度”的最优化。当前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面临可获得性不均衡、可达性不畅通、可接受性不理想、可适应性不到位、可负担性不周全等诸多挑战,尚未实现“适配度”最优化目标,降低了欠发达民族地区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第三次分配获得感。未来需要将理念、制度、组织和技术作为着力点,实现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理念创新,构建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优化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机构设置,加强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技术支持,才能推动第三次分配助力欠发达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     

基于共享发展视域的中国第三次分配:阶段、问题与路向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它践行着以“现实的人”为主要内容的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要求从“现实的人”出发实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以第三次分配中“现实的人”达成共享的程度为准据，可将第三次分配发展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初级阶段侧重于关注生存保障，中级阶段侧重于提升共享品质，而高级阶段侧重于实现共同富裕。当前中国第三次分配正由中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在目标群体扩大、涉及内容多样、参与热情增高的同时，存在着对象覆盖面不全、内容精准性欠佳、群众参与度不高与发展推进力较慢等问题。未来提升第三次分配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的效能，需坚持“四化”发展原则，不断强化第三次分配覆盖范围，普惠受益保障共享起点；细化第三次分配内容体系，精细治理保障共享机会；转化第三次分配参与动力，协同共治保障共享伦理；优化第三次分配推进速率，生产推进保障共享发展。     

区块链技术赋能三次分配：慈善治理公平与效率的现代化表达

三次分配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三次分配重要手段的慈善事业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公平正义、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有着现实的逻辑进路和实践价值。慈善事业的社会化、分散化与信任依赖等特征带来了公平、效率与公信力问题,亟需现代化的治理手段来解决。区块链技术体系是具备内置信任、自发治理、可编程化等特征的新型“价值互联网”,它既能够通过构建高效的慈善价值网络以提高慈善活动的效率,又可以通过旁路增信与资源精准匹配以保障资源分配的公平。运用区块链技术赋能三次分配是解决慈善治理公平和效率问题、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进而完善三次分配手段的现代化表达。     

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转向、场景及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而数字技术是第三次分配有效运转的关键要素和治理工具。在实践转向上,数字技术赋能促使人们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从“模糊”向“清晰”转变,行为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情感从“排斥”向“接纳”转变,方式从“在场”向“在线”转变。同时,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数字志愿服务、数字公益慈善、数字文化艺术以及数字金融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场景中,不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显性”的实质性成效。为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前提条件,以政府制度统筹为根本保障,以社会多方参与为关键基础,以公众积极响应为核心要义。     

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正式制度缺失与构建——以共同富裕为视角

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对解决当前收入差距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第三次分配发展缓慢,没有发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有作用,其原因主要为缺失国家政策上的支持,缺乏宏观和微观法制环境的支撑以及监督机制的约束;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快速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从政策、法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构建相关的正式制度.     

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与推进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方略。基于人类社会对共同富裕的设想与实践,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需遵循“共生—共建—共富—共享”的基本逻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应围绕共同富裕实现逻辑的关键要点,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全过程中达成共识、强化共生,以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促进共建,以全体成员致富能力的提升促进共富,以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促进共享。通过构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初次分配参与共同富裕,以社会保障为代表的二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以慈善事业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共同富裕,在共生—共建—共富—共享的良性循环中逐步推进共同富裕。     

慈善事业的定位、社会基础及其未来走向

慈善事业是一种慈心善行的社会行动，是以人道主义为行动依据、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以社会动员为基本形式、以增强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行动体系。慈善事业作为正式的国家福利与服务体系的有效补充，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介和桥梁，更是立足于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慈善事业的发展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积极的社会建设、扁平而非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均等化的国家福利和服务、“去市场化”或“去商业化”的慈善行业以及特定的慈善文化，这些要素分别构成了慈善事业何以可能的社会价值基础、结构性基础、制度性基础、内在品质基础和思想道德基础。米尔斯关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论述、鲍曼的个体化理论与共同体建设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可为理解利他即利己的慈善行动提供理论依据。总体而言，慈善事业未来发展的理想走向应是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募款规模稳步提升、日益多元化的服务项目，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慈善事业不能缺位。     

公益性扶贫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模式选择

文章讨论第三次分配领域中的公益性扶贫慈善组织和初次分配领域中的政府在先富帮后富中的关系模式选择,以达到充分发挥两者作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视域下三次分配的理论基础、本质要求及路径保障

在我国,三次分配是以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分配原则,以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为分配基础,把第三次分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收入分配制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一种基础性制度安排,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有效措施。本题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原则,以“社会道德良知”为价值选择,以“社会共同富裕”为价值归宿,建构与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次分配问题的基本共识,突出强调改善收入与社会财富分配上的最大公约数。三次分配以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归宿也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次分配必须遵从社会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导向,培育社会道德良知;加强政府对分配的监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分配;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社会共同富裕逐步形成。     

马克思财富哲学视域中的共同富裕与三次分配

马克思关于财富的对象性本质、社会性本质和主体性本质的三重规定中内含着财富本质的最高规定,即"社会个人"之"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从社会个人的规定理解财富的社会共享性和共同富裕,需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坚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从自由个性的规定理解财富的主体性自由和三次分配,需要我们从"补充形式"和"自愿行为"这两个基本定位入手,一方面正确把握三次分配同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明确现阶段第三次分配只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有益补充形式,而绝非实现共同富裕的主流分配方式;另一方面正确认识第三次分配中3种不同层次的自愿行为(基于现实功利、自我实现、自由实现的自愿行为)及其历史意义。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统一起来,既是马克思财富哲学的理论旨归,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要求。它最好地诠释了马克思从财富的本质出发理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哲学意蕴,为我们正确理解现阶段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历史性质与社会地位指明了发展方向。     

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生成逻辑、运行现状及优化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补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第三次分配对于巩固脱贫攻坚、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共益型企业家精神理论、共享发展理论以及协同治理理论,阐明了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同时围绕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四个层面阐释了第三次分配推动乡村振兴的运行现状;厘清了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针对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行为,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完善文化动员和组织动员机制,引导全社会参与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企业发展,形成先富带后富的良好局面;完善法律法规,提高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积极性;运用数字技术对接第三次分配,助力乡村振兴。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传统村落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三次分配机制研究

传统村落旅游不仅是脱贫解困的可行路径,而且是富国富民的有效措施。在新时期的共同富裕中,既要把旅游经济这块蛋糕做大,这是进行各种分配的基础条件;又要把旅游经济这块蛋糕分配好,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文章尝试构建了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与分配体系,旨在充分发挥市场、政府、村落等多元分配主体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协同作用。其中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第一次分配通过创造机会、提升能力、区域联动等路径推动共同富裕;以政府机制为核心的第二次分配通过门票分红、扩展机会、优化空间等路径推动共同富裕;而以社会机制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通过就业带动、合作经营、经验分享与示范效应等路径推动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共同富裕：理论逻辑、目标原则与路径选择

党的二十大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汇集了马克思关于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及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的实践经验。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共同富裕统筹考虑,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价值理念前提、领导力量保证、经济制度基础及物质精神文明保障等现实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共同富裕不仅要正确处理好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坚持共同性、辩证性及协同性等价值原则。基于此,立足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创新社会财富增长的发展机制,完善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为基础的收入分配机制,健全激励相容的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机制及完善全面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长效实现机制。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态势及其法律体系建构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态势良好,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分析其中原因,除了传统低层面的慈善意识影响以外,慈善法律制度体系的缺失恐是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在我国慈善事业中专门的慈善组织法律规范、慈善行为法律激励机制、慈善活动法律监管制度和可操作的法律规定的缺乏。为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可采用集中立法模式,建立以《慈善法》为基础的慈善事业法律体系,具体就是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关于慈善组织设立、慈善行为实施、慈善信用法律保障、慈善活动国家激励、慈善行为责任担当等内容的法律体系。     

数字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法治完善

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应从发展与公平两个维度理解共同富裕的主要内涵,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与基础,而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则是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数字技术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新的不公平问题。法治既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又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动力和根本保障。在数字化时代,我国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既要总结既往的宝贵经验,又要创新实现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从立法、执法与司法等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出发,不断推进数字经济法律规范体系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反垄断执法的能力与水平、构建推动共同富裕的司法保障体系,形成完备的推进共同富裕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实施体系,进一步夯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法治基础,维护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慈善之路

慈善是社会保障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要保证国家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慈善必须担当起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但是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困难重重,问题颇多.这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相关法律制度的缺位所造成的.所以要想我国的慈善事业真正的发展起来,就必须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相关的立法,制定出最适合我国的慈善法律和相应的配套设施.     

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基本特征与结构优化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优化分配制度安排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性和基础性措施。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处理好分配制度安排中效率和公平的辩证关系,通过与时俱进地改进分配制度来推进共同富裕。在深刻认识和把握共同富裕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等措施,着力优化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