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版刻源流考论

《桃花扇》问世之初,主要以抄本形式广泛流传。康熙间介安堂刻本是《桃花扇》现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刻本,也是其后所有刻本的祖本,刻印精良。《古本戏曲丛刊》和《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桃花扇》的底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康熙间两函八册本,但该本存在很多缺陷和错误。《桃花扇》最晚近的刻本是刘世珩(1874-1926)在清末民初主持、组织刻印的暖红室《汇刻传剧》本,并先后进行了多次校刻。     

高拱著作考述

明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高拱的著作，在明清时期有三种刻本：初刻《四十二册本》、万历《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本、康熙笼春堂《高文襄公文集》八十八卷本。详细地辨析考述三种刻本所收书目、编订原则、卷数差别和内容异同等问题，对于研究高拱的政治改革、学术思想乃至明中后期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怀麓堂稿》探考

自清以来，人们对《怀麓堂稿》的认识就出现了偏差：一是认为它收录了李东阳的全部诗文作品，二是没有认识到清代以后的各种重刻本与它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差异。其实，它收录的只是李东阳仕宦期间的诗文，而致仕以后的诗文收编为《怀麓堂续稿》另行；康熙刻本《怀麓堂集》对正德本《怀麓堂稿》乱加删削、改编、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此后的各种刻本、写本、印本却一直未能跳出康熙刻本的框框。     

《坚瓠集》中几条有关《红楼梦》细节的材料

<正> 《红楼梦》中有薛蟠把唐寅误认为“庚黄”的细节描写,与《坚瓠集》的某条记载相似,有人认为这是“暗合”,笔者却认为“相似”的不只一条,很可能是曹雪芹读过《坚瓠集》,涉笔时受其影响。理由如下:一、《坚瓠集》刊于康熙年间,作者褚人获与曹雪芹祖父曹寅为同时代人;且为《坚瓠集·补集》与《坚瓠集·秘集》作序的洪升、尤侗俱是曹寅密友(参见曹寅《栋亭诗抄》、尤侗《艮斋倦稿》),他们极有可能将《坚瓠集》赠     

《桃花扇传奇》版刻源流考

《桃花扇传奇》作为历史名剧,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学术界在此书的版本问题上,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处于以讹传讹的误区中。在《中国版刻图录》等权威书目和海内外各大图书馆的目录中所谓的“康熙刊本”或“康熙戊子刊本”,其实是清嘉庆间重刻本,而真正的原刻本则是介安堂刻本。在《桃花扇传奇》诸种版本中,最忠实于原著,版刻最精的善本就是介安堂刻本,而不是如有些专家所推崇的所谓“康熙刊本”(即嘉庆刻本)。     

卢肇《文标集》版本源流考论——以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元年新镌本为切入点

今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元年(1796)新镌本为目前所能见到的卢肇《文标集》的最早刻本。文章在梳理历代书目对《文标集》著录情况的基础上,以新镌本为切入点,探讨其与二卷本、精写本之关系,并考察二卷本、袁注本、合刻本之传承,从而厘清《文标集》版本源流。新镌本从刊刻年代,到篇目的辑录数量与文本勘校,最为接近《文标集》原貌,在版本上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价值。     

宋本王维集考述

宋本王维集,主要有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与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两种,前者刻印于北宋中晚期之际,后者则板梓于南宋。建昌本又称麻沙本,其原刻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收藏。建昌本之影抄本《王右丞文集》与蜀刻本《王摩诘文集》,现均藏于国家图书馆。这两种宋本王维集,既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从现存最早之宋刊本王维集而言,宋蜀刻本较之建昌本更具有版本学价值。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自从元刊《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以建昌本(1)(系统)为底本并问世后,明清两朝的各种王维集本,亦无不如此,其中,最具有典型性者,即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赵注不仅将只有十卷诗文的王维集随意扩展为二十五卷,而且还因未见到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而使其笺注留下了许多方面的遗憾。所以,以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为底本,对王维集进行一次全现整理,也就势在必然。     

再论《金瓶梅》付刻问题

现存最早的《金瓶梅》刊本是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刻本,除三十年代初在山西介休县发现的一部外,日本也发现了两部:一是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一是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经初步研究,这三部刻本在版式上虽然基本相同,但却存在着文字和圈点上的一些差异,这说明三部刻本并非是同一版本。《金瓶梅》万历四十五年刻本是否是初     

《梦陔堂文说》的学术价值及其版本等问题

《梦陔堂文说》是黄承吉晚年的一部力作,在赋学、经学、史学、天文历算等领域具有学术价值。书中所论皆因学术史上富有争议的赋家扬雄而展开,作者重视事件发生的原生态文化环境,论述上形成了重视道之体用,并善于从声音训诂角度追本探源的独特风格。目前文献所记《梦陔堂文说》版本主要有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清道光十一年刻本、清道光中刊咸丰元年印本三种情况。我们认为现存《梦陔堂文说》底本为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有重印本,而清道光十一年刻本之说有误。《梦陔堂文说》刊刻完成部分约占其手稿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当时著名学者刘文淇、刘宝楠、罗士琳等参与了校订工作,这部书是清代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感旧集》的辑录与雕印

2014年3月,《渔洋山人感旧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依据清乾隆十七年雅雨堂刻本影印出版,上下两册,精装.此书初成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是一部具有神韵理念的诗歌选集,由王士旗辑录,朱彝尊为之作序,后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由卢见曾整理并刻印.《感旧集》从辑录初始,到稿本问世,到雕印出版,前后历经80年的艰辛历程,版本价值极高.一部《感旧集》将王士禛、朱彝尊、卢见曾3位文坛名宿联系起来.     

《唐僧弘秀集》版本考

《唐僧弘秀集》除日本江户刻本为3卷外,我国历代著录、版刻皆10卷。南宋书棚本为后世一切版本之祖本。明黄鲁曾刻本与书棚本文字接近。沈春泽在常熟时先据何季穆藏抄本刻成秋雪堂本,后将版片携至白门校改后重印。毛晋刻本底本或为秋雪堂本。毛?在其父毛晋刻本的基础上,参校宋本重刻。四库本即源于毛?刻本。另有香港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藏明刻本,上海图书馆、静嘉堂文库藏抄本,日本国会藏江户刻本传世。     

论《桃花扇》介安堂本批语对文本构思的抉发

《桃花扇》现存最早的刻本康熙间介安堂刻本中有大量的眉批和出批,其中的多数批语试图挟发剧作的文本构思.这些批语对该剧文本构思的抉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情节结构的抽绎、艺术笔法的约括和人物塑造的诠解.介安堂刻本后的《桃花扇》的各种清刻本和民国间的整理排印本,对于该种刻本中的大量眉批和出批,都基本予以保留.这些批语对于读者阅读、接受和理解《桃花扇》有很大启发和帮助,具有特定的文献价值.     

《西游记》世德堂本研究二题

世德堂本并非百回本《西游记》的初刻本,其初刻本可能是盛于斯《休庵影语》中提到的周府刻本。世本之前的版本流变应该是:吴承恩稿本——荆府抄本——周府九十九回抄本——周府百回刊本——世德堂本。世德堂和荣寿堂共同出资刊刻并印刷了百回本。后板片归熊云滨,又经多次印刷。其中台湾世本是熊云滨的补刻重印本,天理世本是熊云滨的补修重印本。熊云滨亦曾单独刊刻过百回本《西游记》。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汤显祖佚文《候掌科刘公启》考略

康熙甲子刻本《听嘤堂仕林启隽》中收有汤显祖作的《候掌科刘公启》一文,经寻绎辨析确定为新发现的汤氏佚文。该尺牍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全面考察汤显祖四六尺牍的艺术特征,对于深入了解汤氏的生平经历、交游活动与思想变化裨有所益,值得我们珍视。     

《清远县志》所收词作及改词现象考论

康熙元年刻、康熙十一年增刻本《(康熙)清远县志》所收词作九首,作者均题为明代清远县官员。其中,前五首与《文溪集》中的基本相同,据《清远县志》与《文溪集》的文献版本年代的比较、词作的内外文献互证及两者之间的文本差异,确定县志中的前五首词源于南宋李昴英的《文溪集》,后四首为明词。方志在编纂过程中为了满足方志编纂的体例、内容的要求,编纂者故意抄袭某些文本,对原作的小题、正文进行删改,以符合县志的选词标准。而后来的方志编纂者也未加考订,导致错误接连出现在四种《清远县志》之中。     

论吕温的诗歌成就

吕温是中唐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吕温文集十卷,为其卒后刘禹锡所编定,后残缺。今所传本,一为常熟冯舒本,题《吕衡州集》,《四库全书》据以著录;一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述古堂影绛云楼宋抄本,题《唐吕和叔文集》,《四部丛刊》据以影印;一为道光年间秦恩复校刻本,题《吕衡州文集》,有《粤雅堂丛书》本,商     

戴良别集版本源流考辨

戴良别集一名《九灵山房集》，一名《九灵山房遗稿》。《九灵山房集》今存单行本有明正统十年刻本、清乾隆三十七年重刻本等，丛刊本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金华丛书》本等。《九灵山房遗稿》单行本有清同治十二年重刻本，丛刊本有《金华丛书》本等。戴良别集诸多版本其实一个来源，即明正统十年原刻本，其余各本皆由此出。     

《管子》中都四子本与南宋初浙刻本的比较

明弘治七年朱东光刻印的中都四子本《管子》,系据刘绩《管子补注》翻刻。与南宋初绍兴年间刊印的浙江刻本相比较,四子本更注重用字的规范化和正规化;收录二十余条通行本没有的注解,是在原《管子注》的基础上做的修订与提高;用字能订正浙刻本及通行本的讹误;补充浙刻本没有的句子,使《管子》篇章更为完善;《四时》《霸言》《版法》篇章顺序与浙刻本有不同,后两篇以浙刻本顺序为是。四子本脱文、衍文、漏注情况比较严重,注解与浙刻本亦有很大不同。清代学者王念孙、戴望均参考四子本以订正通行本。     

剑溪堂刻本《书经》考述

剑溪堂刻本《书经》为近年在徽州地区发现的一种《尚书》新版本。根据其书口、版式、字体、用纸、内封面以及避讳等情况综合判断,该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与北图藏元明间宗文书堂刻本《书集传音释六卷》同出一个版本系统。它的出现对于认识《书经》乃至整个《尚书》的流变史有其重要意义。在蔡沈集传《书经》普遍流行六册、七册线装本的情况下,三册毛装本无疑还具有较强的版本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