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下媒介接触、社会信任与政府质量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实证分析

网络社会中民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接触可能对社会信任产生复杂的影响,社会信任已成为公众媒体接触与政府质量感知的中介.本文利用媒介议程设置理论总结出媒体接触对政府质量感知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影响效应和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2014年一项全国性“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官方媒介接触直接显著地影响政府质量感知,且官方媒介接触通过政府信任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影响政府质量感知,间接的中介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而非官方媒介接触一方面直接显著影响政府质量感知,另一方面却通过普遍信任的部分中介效应对政府质量感知产生消极影响,因间接效应弱于直接效应,总体效应为正.     

林场职工工作特征影响幸福体验的双路径模型探讨及其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

林业产业作为国家经济来源之一,其发展关乎民生大计.林场职工的稳定性是确保林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探讨林场职工的职业心理机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择3个样本国有林场的职工,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387份,有效率为86%.研究结果验证了工作特征影响林场职工幸福体验双路径模型,工作要求正向预测林场职工主观幸福感和情绪幸福,工作要求通过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林场职工的幸福体验,工作要求高,工作-家庭冲突多;工作资源在工作要求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工作资源正向预测林场职工的主观幸福感和情绪幸福,工作资源通过工作-家庭促进的中介作用影响林场职工的幸福体验.人格特质对双路径模型具有调节作用,人格特质中的外倾性、宜人性缓冲工作-家庭冲突对幸福体验的负向影响,宜人性对工作-家庭促进和幸福感的关系也具有调节效应,宜人性促进工作-家庭促进对幸福体验的正向影响.     

联盟社会资本、知识管理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技术创新联盟的概念框架

基于技术创新联盟的特定情境,探讨了知识共享、知识创造在认知型、关系型和结构型三种联盟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连接作用。研究发现:认知型和结构型社会资本均会线性正向影响联盟知识共享,但二者与联盟知识创造均呈倒U型关系;关系型社会资本对联盟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的影响均呈倒U型;联盟成员企业的企业家导向总和会提升联盟社会资本在一定范围内对知识创造的正向作用,并减缓三种社会资本过高时对知识创造的负面作用;联盟知识共享对联盟创新绩效的影响呈倒U型,联盟知识创造对联盟创新绩效的影响为线性正向,二者在联盟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连接作用。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两类,对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健康变量的情况下,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均对农村老人健康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结构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村老人的身体活动和积极心态进而影响老人的健康评价;积极心态在社会资本影响老人健康过程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大于身体活动。为充分发挥社会资本这一非制度性因素对老人健康的促进作用,需进一步提升农村老人社会资本的积累,注重农村地区信任、互惠和互助等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建设。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营销资产绩效转化机制研究

营销资产日益受到企业的重视,但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如何转化为企业绩效还没有完整的理论阐释。在分析文献和调研基础上,构建了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关系型营销资产和知识型营销资产转化为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模型,并通过某电信运营企业31个省级分公司半年窗口的经营分析数据进行了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两类营销资产都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其中知识型营销资产的影响大于关系型营销资产,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营销能力中介这两类营销资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后讨论了研究意义、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老年人家庭付出回报不平衡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家庭生活是老年人生活的核心，因此理解老年人的家庭压力是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付出回报不平衡理论（effort-reward imbalance Model， ERI Model）是目前有关压力最为流行的理论之一，大量研究发现ERI能影响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但老年人家庭ERI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仍不清楚。本研究结果表明：（1）老年人家庭ERI能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该路径的直接效应占总体效应的58.7%；（2）社会支持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21.9%；（3）社会交往掌控感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10.7%；（4）社会支持通过社会交往掌控感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二重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8.7%，所有三条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占总体效应的41.3%。     

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安全感与社会支持的作用

幸福感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为考察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反应曲面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大学生安全感和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中的作用。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阶层能预测主观幸福感，安全感在主观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起中介作用；（2）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社会支持的调节。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个体的安全感和社会支持等心理层面的因素。     

农业要素市场化对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

为检验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业要素市场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利用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1998—2018年面板数据建立有调节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就农业要素市场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路径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要素市场化对农村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具体影响路径看,农业要素市场化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农业要素投入在该影响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劳动和土地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资本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负;城乡二元结构对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对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从而弱化了劳动要素投入变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正面效应和资本要素投入变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同时也强化了土地要素投入变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正面效应。     

有序与失序之间:社会弱力场对网络非理性表达的“准静止态”调适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为非理性表达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作为非常态的冲突形式,网络非理性表达通常被认为将导致社会失序.然而,在言语转化为失序行为的路径中,其转化动力可能受到表达衍生的分解力、群体效应的离心力以及来自复杂外部环境的阻力共同的弱化作用,从而难以破坏社会秩序.三种力相互作用形成“弱力场”,使网络非理性表达无法转化为失序行为,但又处于不可测的风险之中,呈现介于有序与失序之间的“准静止态”.为建构理想的有序社会,“弱力场”的调适需与其他治理理念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     

基于希望中介效应的组织支持与知识转移影响机理研究

根据组织支持和知识转移的影响路径,指出了基于希望中介效应的组织支持对知识转移影响研究的必要性;提出了基于希望中介效应的组织支持对知识转移影响的研究假设和结构模型;设计了基于希望中介效应的组织支持对知识转移影响的研究变量和结构问卷;第四,对基于希望中介效应的组织支持对知识转移影响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对基于希望中介变量的组织支持对知识转移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结构方程效应分析;提出了基于希望培育的组织支持措施.     

数字贸易、产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将数字贸易、产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统一框架,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来看,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但是传统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传统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传统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发生阻滞导致的。提升市场化程度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而使得作用路径得以畅通。进一步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传统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传统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进一步对中、西部地区中介效应中阻滞的路径进行调节,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在中部地区显著为负,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组织中的冲突回避:弊端、缘由与解决方案

尽管冲突回避是中国组织中常见的冲突处理方式,但它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冲突,反而会造成溅溢效应,给组织成员的互动、团队合作带来不利影响.冲突回避可以分为结构性和过程性的冲突回避,前者源于组织结构上的屏障,后者则因为受到文化价值观的制约,而且这种制约以人们的负面预期为中介.针对不同类型的冲突回避,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以分权化的组织结构破解结构性冲突回避,并从负面预期入手改善过程性冲突回避.一方面,负面预期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人们认知偏差导致的负面臆想,可以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予以削弱或扭转;另一方面,经公开讨论的规则和管理开放性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弱化价值观对负面预期的影响,推动组织成员采取直接的冲突处理方式,促进组织有效性和创新.     

职场排斥与员工沉默——调节-中介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职场排斥是一种复杂的人际冲突体验,能够导致员工亲社会反应、反社会反应与回避反应。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前两种反应,而对职场排斥与员工回避行为的关系关注较少。以中国南方多个省份的360名员工及其主管为研究对象,可构建职场排斥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框架,并对上述关系中组织公平感的中介作用和工作嵌入性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职场排斥对员工沉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组织公平感在职场排斥和默许性沉默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在职场排斥和防御性沉默/漠视性沉默行为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3)工作嵌入性在职场排斥和漠视性沉默之间调节作用不显著,在职场排斥和默许性、防御性沉默之间的调节作用存在。员工的工作嵌入性越高,则职场排斥对员工默许性、防御性沉默行为的影响效应就越强。     

主题公园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机理——情绪的中介效应

基于2020年国庆黄金周期间甘肃省两家热门主题公园——嘉峪关方特欢乐世界和兰州西部恐龙水乐园313名游客的调查数据,遵循SOR概念框架,引入情绪中介,构建并检验了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结构模型,研究发现：(1)物理拥挤感知、心理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度的总效应均显著,方向均为负;(2)物理拥挤感知、心理拥挤感知均以正性、负性情绪为完全中介负向影响游客满意度,且心理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的总效应(绝对值)更大;(3)正性情绪在物理拥挤感知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绝对值)大于负性情绪,负性情绪在心理拥挤感知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绝对值)远大于正性情绪;(4)物理拥挤感知、心理拥挤感知负向影响正性情绪,正向影响负性情绪;(5)正性、负性情绪分别对游客满意度产生正向、负向影响。     

组织公正的中介效应——高校管理团队冲突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

以中国14所高等院校163位管理团队成员为样本,使用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探讨不同性质的团队冲突、组织公正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组织公正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任务冲突与组织公民行为呈倒U形关系,组织公正在任务冲突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中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而关系冲突与组织公民行为负相关,组织公正在关系冲突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中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     

跨越城乡的媒介空间：城乡融合的媒介社会学研究

基于嵌入-连接视角,探究了作为“中介景观”的媒介空间将城市性和乡村性纳入流动化网络情景之中的过程机制：脱域与再嵌入。借助流动性媒介空间中的交往实践,城乡居民在异质性的生活观念、情感价值、身份认同和地理感知等维度建立起对彼此的想象与认知。媒介空间对距离、认同、价值等不可见价值的描述和阐释,意味着现实语境下作为一种生产力量的城乡多元主体已经全面参与到城乡关系重构、要素聚合与空间关系的“流动化生产”之中。作为承载情景建构和关系再生产的“第三场域”,媒介空间也将为乡土公共性的重建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现代性路径。     

商业银行多层网络结构对系统性风险影响研究

基于16家上市银行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银行业多层网络结构对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影响。首先,利用时变Copula-CoVaR模型测度各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其次,基于银行股票收益率间三种相关性,构建了银行多层网络模型;然后,选取多层网络结构中心性指标,建立了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多层网络结构对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银行多层网络中,度中心性对系统性风险溢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介中心性则对系统性风险溢出无显著影响。     

父母共同养育、工作-家庭冲突与养育倦怠：主客体互倚分析

为探讨父母共同养育与自身和伴侣养育倦怠的关系以及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283对父母数据,研究发现：1）父母各自的共同养育显著负向预测各自的养育倦怠（主体效应）;2）父母各自的工作-家庭冲突在上述的主体效应中起到中介作用;3）工作-家庭冲突在父亲的客体效应中起到中介作用;4）父母共同养育、工作-家庭冲突与养育倦怠的关系表现出部分主客体效应。     

知识型员工时间盗用行为产生的扎根研究及实证检验

知识型员工具有自主性、灵活性、创造性等特征,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时间盗用行为发生更为隐蔽。情境、认知、情感、算计多种因素交织,通过三种路径影响知识型员工的时间盗用。整合三种路径,构建起影响知识型员工时间盗用行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认知—情感—算计”理论的有效性。结果表明,知识型员工时间盗用行为产生既遵循“相知相爱”路径,又呈现出“趋利避害”特征：组织支持感作为情境认知,一方面直接负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时间盗用行为,另一方面通过组织认同等情感变量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时间盗用行为,组织认同中介效应的发挥又受到风险损益评估等个体“算计”的负向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