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教育状况甚忧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监测调查,扶贫重点县的教育收费居高不下,青壮年文盲、半文盲率较高的状况甚忧。 一、贫困农户的儿童在校率低。2003年扶贫重点县学龄儿童在校率为92.2％,其中,低收入农户的儿童在校率为89.5％,贫困农户的儿童在校率仅为86％。分年龄段看,扶贫重点县7～12岁儿童在校率为95.2％,13～15岁儿童在校率为88%。其中,低收入     

2005年国家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下降180万人

根据对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2005年,扶贫重点县的农村贫困人口1433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60．6％。农村低收入人口2191万人,占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53．9％。两者合计为3623万人,占全国同口径人口的56．3％。与上年相比,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减少11．2％, 低收入人口减少15．5％。     

2006年扶贫重点县医疗与教育基本情况

一、2006年扶贫重点县农民医疗支出继续大幅上升根据对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贫困监测调查,2006年扶贫重点县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户比例大幅提高,但农民医疗支出继续大幅上升的现象应引起高度关注。     

2003年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763万

据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显示,2003年扶贫重点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763万人,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60.8％。农村低收入人口2946万人,占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52.4％。绝对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口合计为4709万人,占全国同类人口的55.3％。 一、绝对贫困发生率8.9％。2003年扶贫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比上年略有增加,贫困发生率反弹0.1个百分点,比全国高5.8个百分点。 2003年中部地区扶贫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增加35.4万人,西部地区减少24.7万人。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扶贫重点县     

2006年全国扶贫重点县概况

一、贫困人口下降167万根据对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2006年,扶贫重点县的农村贫困人口1266万人,占全国农村贫     

2005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收入增长,税费负担大幅下降

一、农民收入实际增长6．5% 据对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贫困监测调查,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723元,比上年增加138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5％,增速比上年降低0．8个百分点。     

四大因素诱发农村贫困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自然与人力资源禀赋不足、严重自然灾害、残疾和大病是当前农村的主要致贫因素,因此扶贫工作应以改善农村社会服务、培育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为主。 一、当前农村主要致贫因素 (一)自然资源缺乏、自然环境恶劣。扶贫重点县贫困农户有70％生活在山区,其中2002年和2003年连续2年生活在贫困标准以下的农户有76％生活在山区,46％的农户人均耕地不     

2002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基本情况

一、全年脱贫59万人 据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显示(下同),2002年扶贫重点县的剩余贫困人口为1752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62.1％。低收入人口规模为3076万人,占全国低收入人     

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分析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文章根据翔实的实地调研的数据和信息,对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重点县瞄准、贫困村瞄准和贫困群体瞄准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流出重点县的比重超过了规定的70%;贫困村识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瞄准精度,但由于指标式的贫困村确定方法从制度上排挤了一些真正的贫困村进入瞄准范围;项目依托式的扶贫资金到达贫困农户手中的比重最低,信贷资金不能瞄准贫困群体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2004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发展概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3% 根据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贫困监测调查(下同),2004年,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82元,比上年增加176元,增长12.5%,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7.3%。增加额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6.1%,增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一)人均农业纯收入增长1 6.3%。2004年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家庭经营     

扶智与扶志:西南民族地区教育扶贫长效机制探析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 教育扶贫对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具有根本作用?西南民族地区作为集中 连片的相对贫困地区之一?是乡村振兴战略中难啃的“硬骨头”?构建教育扶贫长效机制能不断引导当地贫困群众形成“志智” 发展思想?进而实现“依靠教育扶贫”的目的?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通过坚持民族教育扶贫长期战?持续 为西南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注入动力?贯彻“志智双扶”新理念?以新理念指导实践?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重视对扶贫客体微 观关注?构建民主协商教育帮扶机制?精准掌握贫困群众现实需求?发挥制度规范与保障作用等方式推进西南民族地区教育扶 贫长效机制的构建?以推动当地教育扶贫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最终促进其全面发展?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是指教育扶贫作为制度规范或措施以及相应的制度体系或结构对相关客体(贫困群体、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并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互动关系。教育扶贫在逻辑趋向上是在其理论愿景和现实图景映射下政策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亦是围绕“教育属性”和“贫困属性”两条主线形成教育扶贫切实可行的逻辑合力。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发挥需以聚合地方性和全球性力量为核心载体,以重塑“知识资本”为预设目标,以注重“文化自觉”为指引方向,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为技术支撑。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扶贫需要从优化战略定位、识别扶贫对象、保障资本投入、提升文化能力和助力全球减贫五个维度构建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新路径。     

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棘轮效应”——基于全国2073个区县的实证研究

利用内地31省（直辖市、自治区）2073个区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家级贫困县“帽子”或身份的路径依赖现象。研究发现：影响最新扶贫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县和双重贫困县择定的因素有所差异,但其共同因素包括八七扶贫重点县身份、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乡村从业人数以及革命老区身份。无论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与否,国家级贫困县“帽子”均存在显著的“棘轮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全国具有八七扶贫重点县身份的候选县入选最新扶贫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县及双重贫困县的概率比普通县分别高39%、14%、12.5%;而且此种效应区域差异明显,相比其他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西部地区和山区地带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棘轮效应更大。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利益争夺与政治考量,部分国家级贫困县仍处于深度贫困之中,还有不少国家级贫困县徘徊在脆弱性或不稳定脱贫边缘,以及国家级贫困县调整周期过长、缺乏动态评估体系和退出机制。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非自愿贫困":中国扶贫新视角

区分"非自愿贫困"与"自愿贫困",构成考察贫困的新视角.以新视角研究贫困,将获得扶贫的新观念.这对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工作力度,提高扶贫工作针对性,强化扶贫攻坚成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教育扶贫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科学意蕴及推进路径

教育是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的核心力量,也是阻断贫困文化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教育扶贫在相对贫困治理领域中取得了显著成效。面对新时期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求,教育扶贫以聚焦教育公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扶贫任务转向为采用精准识别、分类扶持;行动定位为整合社会资源、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导向为增强“造血”功能、注重扶贫效能的提升。因此,需从战略部署上对接乡村振兴,通过政策赋能释放农民可持续发展动力,在具体任务落实上协同推进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通过创新教育信息化扶贫手段,助力教育扶贫现代化转型,以期实现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教育扶贫效能的提升。     

生态扶贫研究

生态扶贫是我国扶贫攻坚进入精准扶贫新时代所推进的一项重大扶贫举措。基于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多面的客观现象,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研究生态贫困的形成,将生态贫困界定为特定时空情境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地”维度上的剥夺及其制约“人”“业”维度的发展或导致彼此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和状态,进而提出生态扶贫的机理与路径。     

支出型贫困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扶贫效果研究

贫困问题的界定决定贫困问题的治理方式。我国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然而,考察当前农村贫困可知,由于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突发事件等原因形成的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多的成为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由此,针对支出型贫困的社会救助项目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是提高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本文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FGT贫困测量指数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扶贫效果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支出型贫困的救助项目尚未得到重视。因此,为提高社会救助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今后农村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支出型贫困进行救助、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关于我国开发式扶贫问题的思考

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锐减。而作为主流扶贫模式的开发式扶贫在十年前也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金钥匙”。但在2001年到2005年问,平均每年却只减少绝对贫困人口112万,其中在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还增加了80万。看来,开发式扶贫模式仍然难以解决2300多万绝对贫困者的贫困问题,现阶段政府和NGO应以维权式、补偿式、转移式扶贫作为重要扶贫模式。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