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影射变法问题辨榷

自胡三省注《通鉴》之后,数百年来史学界即有一种传统看法,认为司马光在《通鉴》附论中借古讽今,影射攻击王安石变法,本文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通过考察司马光著《通鉴》有关卷帙和王安石任官行事之时间,兼及司马光本人前后思想的连续性和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作者对胡三省所列举并为后世学者公认的“影射”诸例予以甄别辨析,区分出三类情况:一是不实之辞;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是确有影射。     

从史料学论《资治通鉴·唐纪》的撰修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完成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此书问世以后,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通鉴》研究蔚为大观,已成为专门的学问。可是纵观《通鉴》研究的专文专著,人们往往着意评价《通鉴》的撰述特点、历史作用、史学地位等,而很少从史料方     

漫议《通鉴》史论

《通鉴》史论是《通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学者都从分析史论入手来研究《通鉴》和司马光的思想,但是,这样的研究往往有意无意地过分强调《通鉴》史论的附属性,未能充分地估价史论在《通鉴》全书中的地位和作用,未能注意把握这些史论总体上的基本特征,深入地探讨赋于这些基本特征的历史条件和作者的主观因素。笔者的几点看法,乃一得之愚,来必能拾遗补阙,谨此求教于方家。     

谈司马光的治学

《资治通鉴》是蜚声中外的史学名著,主编司马光是立有不朽之功的伟大史学家。开展对《通鉴》与司马光的研究和讨论,应当是目前史学史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拟从司马光的治学情况加以探讨,以求揭示《通鉴》一书的完成,与司马光治学内容的密切关系。一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其家素清寒,但终究世代为宦。因此,读书从政,成为这个家族子弟的必走之路,正如司马光所云:“徒以儒术承家,早用门资署吏。”(《司马温公文集·谢检讨启》,下简称《文集》)司马     

《通鉴》周秦汉纪史源问题

《通鉴》取材丰富 ,主要是对以往的历史文献进行鉴别取舍。将《通鉴》与先前有关文献进行比勘分析 ,对于研究《通鉴》的体例、史源、文献特点以及探索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文献学成就都是有意义的。     

从《通鉴》到《纲目》——宋代通鉴学之一脉

司马光《资治通鉴》在它问世后的八、九百年中的影响足以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相比。而《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衍生的分枝之繁,则似乎还超过《史记》、《汉书》。宋、元、明、清四代,有借《通鉴》阐发义理的《通鉴纲目》,由《纲目》又衍生了《纲目发明》、《纲目书法》、《纲目补遗》等,它们可称为“义理”一脉;有沿《通鉴》续作史书的《通鉴外纪》、《续通鉴长编》,由此还衍生了《外纪补遗》、《前编考证》等等,它们可称为“续作”一脉;有改《通鉴》另创新制的《纪事本末》、《通鉴节要》、《通鉴总类》等,由此     

论刘恕的史学

刘恕(道原)是我国北宋时期的第一流史学家,但是长时期学界仅仅把他当成《通鉴》的同编修,司马光的助手来看,也只是论到司马光或《通鉴》时,才附带提到他;即使有为他做专论的文章,也多是论他在《通鉴》书局中的地位、分工而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     

略谈《春秋》与《资治通鉴》的相承关系

《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作为贯通古今的编年体史书,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大创作。虽然司马光作《通鉴》在体例上多从荀悦《汉纪》,但编年体最早创自《春秋》,因此,笔者认为,《通鉴》和《春秋》存在一定的相承关系。     

《通鉴考异》考辨释例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学风极为严谨的历史巨著,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通鉴考异》考辨精当,最能体现作者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本文就《考异》一书的体例及其方法进行研究,认为司马光及其助手在广泛收集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比勘异同,证实求真,取是舍非,保证了《通鉴》一书的质量,成为我国最优秀的编年体通史     

司马光长编法与李焘《长编》

司马光及其助手撰写《资治通鉴》,先作丛目,再制长编,最后删修定稿,程序井然,给后世留下一种极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编纂法。南宋李焘踵司马光之后,续司马光之书,成北宋九朝编年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它是司马光长编法影响下的第一部史籍。迄今为止,人们对《通鉴》及其编纂法有过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但对司马光长编法的专题论述,似乎尚可进行深入探讨。今以《司马光长编法与李焘〈长编〉》为题,说些极不成熟的意见,以期得到同志指教。     

王安石的《言事书》与司马光的《论财利疏》

北宋中期,一些有识之士从爱国爱民出发,奔走呼号,上书言事,力主改革弊端,振兴朝政,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简称言事书)及司马光的《论财利疏》,是当时有影响的书奏,通过对这两篇书奏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了解王安石、司马光的政治经济思想,而且可以了解王安石为什么推行变法,以及司马光反对变法的原因,由于史学家对《言事书》评论较多,而对《论财利疏》则重视不够,本文重点探索后者的内容及其意义,     

史论集《史家·史识·感情》出版

最近,我校历史系副教授宋衍申撰著的《史家·史识·感情》史论集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论集收文32篇。大部分内容是研究《通鉴》及其作者司马光的,此外还有中国古代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唐宋史、     

王安石、司马光的个性心理与熙丰变法

我国史学界已开始重视历史人物的心理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为数不多的几篇这方面的论文，几乎全是从社会群体心理角度来论述的，专们研究历史上某个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的几乎没有。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即熙丰变法，史学界至今仍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近几年有从王安石的个性品格上来探讨他对变法的影响的，其中主要的有许维勤《王安石的品格作风与熙宁变法的失败》和刘祚昌《记王安石的政治品质与政治作风》①．这些论文确有助于对熙丰变法的研究，但仍不属于心理史学的范畴。本文拟从王安石、司马光…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创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力求描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两项纲领作为修史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提出考异法、先修长编的修史原则。正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才得以完成《通鉴》这一“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的编年史。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编年史只是假历史,是空洞的叙述、无言的事物。孰是孰非,留给学者们深思。     

《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评介

近期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施丁同志的《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以鲜明的特色和风格吸引读者,标志通鉴学在发展过程中迈出了一个新步伐。第一,从选题看,它抓住了《通鉴》的主要个性,也即战争史笔这一突出特征。大家知道,司马光写《通鉴》,其主观愿望,是“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通鉴》主要是一部政治通史。突出政治史,使《通鉴》获得巨大成功。但     

论熙丰变法中的司马光

司马光作为史学巨匠,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然而,司马光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在北宋中期的那场大变革——熙丰变法中,他是以反对派领袖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因此人们常常把他匡定为拉历史车轮倒退的反面人物,这未免是一种失之公允的论断。本文并不准备全而地评价司马光,只想对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进程及司马光     

司马光与范祖禹交游考述

司马光与范祖禹由世契结识,到著书深识的交游过程主要展现于司马光与范祖禹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以及两人笃好史学的共同志向和《通鉴》巨著的编篡真实。     

司马光政治因革思想探析

司马光不是一味反对变法的顽固守旧派,他主张对旧有体制应该有因有革。司马光的改革方案是渐进式的,是在总体肯定儒家治道以及宋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有所革新,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司马光提出的吏治、人才、军队、财政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对解决北宋的政治危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读司马光《贻刘道原书》——再谈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几个问题

在我校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科学报告会上,我曾提山一篇《<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兼谈<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其中对王曾瑜同志《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不久,他又发表了《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辩驳,读后尚有疑义,故特再作剖析,以就正于王同志与其他读者.我们意见分歧的焦点是刘恕编写长编,究竟先写“前五代”(魏晋以后的南北朝至隋),还是先写“后五代”(梁、唐、晋、汉、周)?而分歧的具体表现则在对司马光《赔刘道原书》的理解上面,我觉得司马光给刘恕的这封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钥匙,为了辨明问题的真相,有必要将此信全文抄录如下     

司马光与青苗法

<正>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不但生前屡遭排挤打击,而且身后被打入“奸党”,几乎被掘墓毁尸。近年来,司马光的名誉和历史地位,逐渐得到恢复,关于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学界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本文从学术讨论的角度出发,评述司马光与青苗法的各个方面。对一些笔者不能苟同的观点,亦当直言不讳地提出商榷。1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同时代人。无论从年龄,身世、社会经历,还是从思想道德、立场观点来看,他俩大体相同,或者说仅仅是大同中存小异。所以宋代人大多认为“金陵(王安石)亦非常人,其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