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月十八日政变”之“日期”辨

国内外各种论著均记载“雾月十八日政变”日期是公历１７９９ 年１１ 月９ 日。若据某些有关共和历的“解释”或“说明”，又只能得出该日是“１７９９ 年１１ 月８ 日”的结论。对此问题的论证辨析有助于澄清疑惑：１１ 月９ 日无可置疑；但必须指出，中外学界在共和历和公历的换算过程中，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     

段祺瑞“三造共和”之真相

近来,史学界对于段祺瑞“三造共和”有新的看法,认为段确实是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对这个问题究竟应当如何看呢? 所谓的“三造共和”是指段祺瑞在清末民初的三次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举动。让我们先看看“一造共和”。     

弥尔顿与近代英国共和主义

约翰·弥尔顿是英国内战时期十分重要的共和主义思想家。他反对暴君，为处死国王声辩；主张在英国建立共和制；还提议设立永不休会的最高议事会作为主权的代表者，辅以地方自治，以建设和平、安全、繁荣的自由共和国。弥尔顿抛弃了古典的混合政体理想，却并未附和“公民人文主义”的德行话语；他持有坚定的共和理想，但考虑实际问题时，亦重视后果的权衡；他的自由观，有别于新罗马作家的政治自由概念。弥尔顿的共和主义，兼顾“智慧” 与“同意”，融古典与现代于一体，属于一种修正了的共和方案。     

近代中国“六族共和”论

在近代中国,“六族共和”并非只有一个版本,其出现源于对“五族共和”的批判.尽管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五族共和”的弊端,但以温和中良的共和主义为指导,无疑为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     

分权制衡的中世纪试验——以威尼斯城邦宪政结构为视角

分权制衡机制被学界公认为宪政国家的基本构件之一。威尼斯是中世纪城市共和宪政的代表，其政府由大议事会、元老院、谘议团、总督、执政团、四十人委员会以及十人委员会组成，呈多元块状分立结构。各个机构分别享有不同职权，相互制约与平衡。共和宪政制度使贵族和平民阶层得以共享国家统治权，避免了个人专制的发生，不仅给威尼斯带来了数百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也预示着西方宪政历程由“阶级分立与制衡”向“职权分立与制衡”过渡的基本趋势。     

民初国体政体理论脉络下的“共和”争议

清季以降的流行认知中,共和兼具“民为主”与“民主之”的双重意涵,但若细究源于欧美日本的国体政体学说,共和是否必然与帝制对立以及代表民权,实颇有争议。民初尝试共和,因缘派系政治、权力竞争和政见立场的差异,各方各派纷纷援引国体政体学理争辩共和是否主权在民、如何实践主权在民等问题,衍生多歧共和言说,表征着共和的待定与悬浮。洪宪帝制运动期间,帝制派借用区分君主、共和与专制、立宪为国体政体两个范畴的观念,制造共和国体与立宪政体的紧张关系,巧言变国体为君主可置换立宪政体,实则既不敢明言尊君权的真实意图,也无法说清君主国体之下的立宪政体如何实现民权。由此可见,君主政治已难以自证正当性,共和主权在民的原理是近代中国政治不可逆转的趋向。经过轮番的共和争辩,有识之士认识到共和未必与民权对等,主张明确定义并慎用共和概念。随后Democracy观念的引入,正好弥补共和概念模糊含混的方面,凸显中国共和政治的民主任务,因而顺势取代共和,成为中国思想政治新的关键概念。     

"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导致近代中国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 ,典型的表现便是“革命”与“共和”两词汇从古典义向现代义转换。“革命”的古典义是变革天命 ,指改朝换代 ;“共和”的古典义是“相与和而共政事”,指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 1 9、2 0世纪之交 ,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传入 ,二词内涵发生异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承袭“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相与和而共政事”的传统话语 ,又汲纳来自英、法的社会革命论与来自法、美的共和主义思想 ,赋予“革命”、“共和”以现代义 ,与世界义接轨。而日本人幕末、明治时期借用汉字旧词“革命”与“共和”意译西方术语“revolution”与“republicanism”,被流亡日本的中国政治家及留学生传输回中国。这两个挟带西学内涵的汉字词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近代革命—共和运动所采纳 ,成了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坚概念。“革命”与“共和”经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术语—从日本逆输入中国”这样一个跨国度、跨文化的传播过程 ,其间还发生改良派与革命派对两概念不同诠释的论战 ,其结果是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概念在中国逐渐普及。然而 ,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理念在中国被正确理解、健全     

共和爱国主义理论的三次浪潮:一种观念史的分析

在当代爱国主义理论中,共和爱国主义理论是一种较为重要的理论,甚至可以被视为当代爱国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之一。共和爱国主义理论是一种以“自由”为中心的爱国主义理论,这种自由的实现需要某种特别的共同体即“共和国”,不过,无论是自由的有效维系,还是共和国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公民美德”的支撑。共和爱国主义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分为古典共和爱国主义理论、现代共和爱国主义理论和当代共和爱国主义理论,不过,共和爱国主义理论无法适应现代多元社会。     

“五族共和”思想对民族地区的影响

“五族共和”思想是中国资产阶级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纲领。文章阐述了“五族共和”思想对于推动各民族积极响应辛亥革命,反对复辟帝制,拥护共和民国,巩固中华一统局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西塞罗“人民”“共和”思想的哲学考察及其意义研究

在继承和批判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古罗马“王制”和“共和”的发展历史，西塞罗提出了一套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以正义观念为原则，以基于权利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共同体为内容，以“混合制”政治制度为形式的“人民”至上“共和”思想，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构建一个真正理想的“共和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在西方政治哲学从传统转变到现代的复杂发展过程中，西塞罗的“人民”“共和”思想对后来基督教神正论的产生和近代的社会契约论等政治哲学理论的提出，乃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西塞罗的政治哲学思想并非完美无缺，其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多少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如对为什么“混合制”是最好的，它是如何可能的?“人民”的内涵外延是什么?“人民”至上需要什么限制条件等关键问题缺少有效论证等。这些正是后来者应加强研究的。     

黄兴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及其参考价值

辛亥革命以后，“比来学子，每多误会共和，议论驰于极端，真理因之隐晦”“以研究礼法，改良风俗为已任”，为“保国保种”黄兴大力倡导精神文明之建设。     

何塞·卡雷拉斯——无所畏惧的顶尖男高音

乔治·华盛顿，美国的开国总统，他半生戎马倥偬，赢得美国独立，首创民主共和，是全世界民主的典范，成为各国人民千秋仰慕的理想人物。孙中山对华盛顿感佩良深，誓言在中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文本改写与言说真意：辛亥康有为虚君共和论的来龙去脉

虚君共和是辛亥革命期间康有为沟通帝制与共和的政治理论和方案，学界基本根据《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的刊本研析其内涵，无法说清相关文本既区分又混同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的矛盾现象，对文章写作时间的认识也较为粗疏。通过仔细辨识《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手稿的原生样态、修改痕迹及其与刊本的异同，可以发现康有为最初其实是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后来为应对政局变化，才利用共和概念的模糊性扩充共和类型，将君主立宪改成虚君共和，结果导致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关系暧昧含混。还原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论的来龙去脉，亦可在研究方法层面提示我们，解读康有为的思想观念应尽可能注意其因应时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修改的一面，避免直接选取片段表述进行思想演绎，“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之弊。     

“阿波罗”载人登月10件秘闻

阿波罗计划，又称阿波罗工程，是美国从1961年5月到1972年12月从事的6次载人登月飞行任务。 1969年7月16日，巨大的“土星5号”火箭载着“阿波罗11号”飞船从美国肯尼迪角发射场点火升空，开始了人类首次登月的太空征程。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迈克尔·柯林斯，驾驶着“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跨过38万公里的征程，承载着全人类的梦想踏上了月球表面。“阿波罗”成功登月，是世界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成就。     

我国现行宪法的共和思想研究

研究我国宪法的共和思想不仅对发展我国的宪法科学理论,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共和的词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是指历史年号,而在西方国家历史上主要是指国家政体.共和政体相对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是最稳定、最好、最值得实行的政体.共和中有民主,但共和中的民主是受节制的民主.目前我国基本上实现了不同阶级、不同政党、不同民族、不同经济制度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不同阶级的共和表现在代议制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上;不同政党的共和表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不同民族的共和表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不同所有制的共和表现在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表现在“一国两制”方面.     

民主政治建设的共和维度

共和民主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政体，是中国近代杰出政治家的共识与选择。共和强调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与中立性，主张在民主基础上公权制衡。共和的核心理念是“天下为公”。市场经济主体是多元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应是政府自觉地培育多元主体的过程，多元之间不是敌对关系，解决的方式是由多元均衡达到社会和谐。公共权力体系应向代表性的阶层、群体或集团全方位敞开，从而达到多元共赢的目的。     

《联邦党人文集》: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共和主义之分野

《联邦党人文集》作为自由共和主义的传承之作,对古典共和主义理念做了几个方面的颠覆,即由直接民主、“忘我”的美德观置换为间接民主、“勿忘我”的美德观。在法律系统上也完成了由大陆法系向普通法系的转换。并由此在共和主义理念中增加了宪政品质。     

民初(1912-1921)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辛亥革命不仅具有与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同样的世界意义 ,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苏俄十月革命 ,而且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 ,促成了民族精神和民主精神的“自觉”。但辛亥革命存在着许多不足 ,如“制造社会意识”不成功 ;除“旧”布“新”未能彻底 ;假共和与真共和的争斗。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是共和政体与一般国民疏离 ,未能产生同构效应 ;二是革命党组织的不健全与思想混乱 ,无法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三是官僚政客混入革命队伍 ,破坏革命 ;四是革命党没有彻底革命的精神     

“共和行政”考索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就西周史上一个无定论的事件——“共和行政”,发表个人的见解。本文作者认为:“共和行政”是西周末年“国人”起义后,以共伯和为首,共伯和与周、召二公共执王政的“三公”行政,共伯和即为卫武公。     

试析毛泽东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思考——从毛泽东“虚君共和”说谈起

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了一段主张中央“虚君共和”的话。毛泽东“虚君共和”说的原委有两个方面。首先为的是要改变我国当时所实行的强调中央集中管理的体制,其次为的是要落实1965年以后中央的备战部署。毛泽东的“虚君共和”说实际上是下达了一道再一次向地方大规模放权的指令。“虚君共和”说的价值是对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作了比以前明确的界定。但它还是局限在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上,在实践中还不能解决解放企业生产力的问题,从而也就无法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