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度诗学到比较诗学——黄宝生印度学成就之一

黄宝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印度学家,从印度古典诗学研究与翻译到比较诗学研究,他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专著《印度古典诗学》系统地概述了印度古典诗学的源流、体系、重要著作和流派等,对一些术语概念进行了详解和评点,填补了我国印度诗学研究的空白。其译著《梵语诗学论著汇编》汇集了十部最重要的梵语诗学代表作,为我国的印度诗学研究和比较诗学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其印度诗学与西方诗学、印度诗学与中国诗学比较研究的系列论文,体现了打通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诗学体系,探索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共同文心的学术旨趣。     

人类学诗学:民族诗歌的创作、翻译与研究——王宏印教授访谈录

针对当代民族诗歌创作、翻译、研究的一系列问题采访了中华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著名诗歌翻译家、诗人王宏印教授。王教授以自己的民族诗歌创作、翻译和研究情况为例,在人类学诗学的学术视野下,重点阐发了民族诗歌翻译方法及诗人素质培养方面的见解;同时在解读人类学诗学深层内涵的基础上,对我国当代民族诗歌研究实践与理论建设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想飞的翅膀——罗庆春的双语诗学略论

罗庆春对双语诗学的实践与倡导,是在对当代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如何生存的问题的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选择.他用长期的理论和诗歌创作丰富、发展着双语诗学,提出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在守望\远离,背叛\回归,突围\超越中实现其由"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的转变的深层策略.并试图以此建构多元一体的中国当代文论.     

形上之维:王蒙诗学话语的本体论意味

20世纪80年代后,在西方"语言论转向"的启示下,中国当代诗学以"怎么写"的形式本体论视阈,将语言的生成与转换推向了诗学研究的核心位置,深入推动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当代转型和意义建构。兼有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多重角色和中国当代诗学主角身份的王蒙,立足"汉字性、书写性、文言性价值取向"的汉字本位和汉字多样精神文化生态基础,提出了文字的本源性,语言的神性、超验性和先验性和语言先于人生经验并限定人的思维等语言哲学神学诸多观念,并深刻阐释了字本位与音本位、汉字和拼音文字在抑制与宽容方言文化、思维方式及现代化等诗学语言内涵,对诗学语言作出了形上思考,确立并建构了诗学语言本体论立场和话语形态,从而深化拓展了当代中国诗学语言本体论研究,为在新世纪重建中国诗学提供了独到视角。     

许世旭的汉语诗学研究

许世旭先生是当代韩国最负盛名的汉语诗人和汉学家,他的汉语诗学思想是海外汉语新诗研究的典范。许世旭先生的汉语诗学研究,主要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长期的阅读体验,也来源于他长时间地体验并融入汉语文化生活。许世旭先生构建了成熟的汉语诗学方法论体系,能够跳出中国大陆或台湾学者研究新诗时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当局者迷的局面,具有丰富的诗学内容。但同时,他的汉语诗学思想在具备中国诗歌审美属性的同时,也涌动着半岛文化和高丽民族的文化性格,隐现出挥之不去的民族情愫。     

重建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

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具有浓厚的西方特征,与中国古代诗学话语体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谱系,其术语、概念、范畴主要是从西方输入的.在如何对待中国古代诗学话语和当代先锋诗论话语方面,中国现代诗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中国现代诗学不应该只是新诗理论,还应该包容古典诗学;不应该只是"现代"诗学,还应该包容"当代"诗学,特别是当代先锋诗歌理论.重建中国现代诗学,应该充分吸收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和当代诗论思想,使它既能够有效地言说古代诗歌现象,又能够有效地言说当代先锋诗歌现象.     

中西诗学体系的差异与文化

不同民族诗学体系的基本特性与本民族的文化之间存在有机联系,由于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文化逻辑,所以中国与西方发展出各自不同的诗学体系与范畴。并且对于中国与西方诗学体系的构建方式与中心范畴进行了比较研究。     

当代诗学话语中的中国诗学理论体系——兼及中国诗学的印象式批评之说

当代诗学话语中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诗学是一种印象—点评式批评,缺乏理论性与体系性。实际上,中国诗学是一种具有理论话语、辩证文化逻辑与思维方式的理论体系,拥有独特的理论范畴与中心观念。中国的诗话词话是中国诗学的主流,是中国诗学中理论批评的代表,其特有的评论方式体现了中国诗学的特色。诗话词话的理论实绩不仅表现在义理、词章方面,考订之功也十分突出。因此,以中国诗话词话的观念为主线,以西方诗学为参照,可以论证中国诗学的基本特性。     

神性信仰与当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以北村为例

中国自古称神州,在先秦的典籍中也有“神人以和”的古训,但后来我们民族淡化了神性信仰之维而强化了实用理性之维.而从西方来看,其诗学和神学有一个交汇之处便是现代主义.当代中国现代主义也应该汲取现代神性信仰的价值,以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特性又具有普适性价值的新诗学.基督教徒作家北村的现代主义诗学呈现出了这方面的鲜明特点,值得关注.     

两岸诗学的交流与整合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当代诗学建设的一个重大收获,是发现了与大陆诗学同根同种同文但发展形态有重大差异的台湾诗学.     

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现代重构——评邓新华教授著《中国古代接受诗学》

近20年来,在面对涌进中国大门的西方当代接受美学,对其进行消化的同时,考虑到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固有精华,中国许多学者便以西方接受美学为参照系,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读者审美接受的理论思想。这种情形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初步尝试到90年代的系统探讨愈演愈烈,遂构成了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一大景观。近年来,邓新华教授推出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一书(以下简称《诗学》)可以说是其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堪称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创新力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现代重构。《诗学》一书,共28万字,分为“绪论”、“发展”和“方式”三篇…     

韩国高丽朝诗学对意象批评的承传

韩国高丽朝诗学在诗歌理论观点上深受中国诗学的影响,更承传了中国诗学的批评方式。高丽诗学对意象批评的承传与运用,充分体现了朝鲜民族的审美意识特征,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写出中国人自己的人类学诗学之诗——我的民族诗歌创作与民族文化探索

论文以作者多年来在国内外各地,特别是国内民族地区,以民族文化为题创作的几十首诗歌为例证,说明人类学诗学在中国当下诗歌创作与民族文化研究中的双重意义,同时可以看出—些有关民族文化的思考和现代诗歌的构成样式,以期给当前和今后的有关活动和研究提供一些资料,同时也想向世界证明：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类学诗学的创作与研究成果,虽然这项成果本身还有待发扬、总结和提高.最后,关于我国的人类学诗学建设,作者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     

格林布拉特与中国当代文化诗学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催生了中国当代"文化诗学"的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翻译和介绍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逐渐步入了本土化阶段.目前的理论研究大致呈现出了两类不同的情况:一类是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者倡导的本土化的中国文化诗学理论;一类是以刘庆璋为代表的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的文艺学学者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承继性研究.这两种文化诗学理论都与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其理论研究给中国的文艺批评领域带来新的方法和思考,开启了新的探索与发展.     

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及其启示——从罗先友《从文学到文化的跋涉——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谈起

用现代性理论来探讨闻一多诗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闻一多诗学生成于中国现代性蓬勃发展的时代,体现出与传统诗学既相承继又相断裂的现代性特征.对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归纳和总结,有利于我们对当下诗学发展建构的深入把握:其一,在吸收西方诗学理论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守民族立场,保持诗学理论的民族品格;其二,当下诗学必须走"文化诗学"的发展之路.     

艾青的诗学理想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与启示

(一)艾青诗学理想的主要内容:诗美是诗真、诗善的“外衣”,三者密不可分;诗美是诗人情感的闪灼与进射。诗歌作为一种抒情文学,感情的真实是最主要的功能;诗美是一种完成的艺术。任何艺术美都必须是完成的艺术。(二)艾青的诗学理想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及对当代诗坛的启示:它让中国新诗摆脱了格律的束缚和形式的单调,脱离了语言的陈腐、生涩和人工的雕琢,走向了口语化的道路,赋予诗以新的气息和内容,这正是我们当代诗坛应提倡和借鉴的,这样,当代诗歌才能改变被读者漠视的现象,才能走向民族的、大众的道路。     

转型时代的中国诗学危机及新取向

当代中国诗学仍旧处于文化转型之中 ,表现为价值取向的危机、文化认同危机与诗学精神取向危机。在工业化、都市化、民主化、专业化的进程中 ,传统诗学对危机之回应 ,正以破裂的碎片形式在多角度上得到复活。     

从生命高原上旋起的将军之风——朱增泉军旅诗歌论

朱增泉的军旅诗歌有一种脱颖而出的品质,植根于中国当代军旅诗学情景,却又超拔于这一时段的总体诗学氛同.中国当代军旅诗歌的关键性命题都与朱增泉诗歌构成了一种紧密联系,但是独特的将军气质使朱增泉诗歌在葆有这些特性的同时,又在根本之处与其他军旅诗歌相区别.     

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应该扩容更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间对话互补关联的研究。新历史主义在文化表述的非等级制、历史表述的非连续性和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等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商讨,它将历史诗学推进到叙事历史诗学阶段,造成当代文艺观念的深化与"问题化",成为导致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层出不穷的深层动因。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对其超越与局限做了简要阐述。     

《易经》研究与吉狄马加诗歌翻译——美国翻译家梅丹理先生访谈录

论文针对吉狄马加诗歌翻译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采访了当代著名汉学家、诗歌翻译家、诗人梅丹理先生。梅丹理先生重点阐释了《易经》研究对其解读诗歌意象的重要启示,并围绕吉狄马加其人其诗、诗歌音乐性、个人民族诗歌翻译方法、成果,以及民族诗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自己未来的研究计划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些真知灼见不仅为吉狄马加诗歌翻译个案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为长期受冷落的当代民族诗歌翻译与研究带来了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