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诗歌内容述评

陶澍(1779—1839)是清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和爱国者,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曾发生过积极的影响。同时,又博学多识,于经史考据、文章诗赋、地志天文,无不通晓。只是一生从政,“于学问事无所专精”;加以治绩斐然,因此“后之论者,不复重其学与文,乃为名位所掩耳”。其实,陶澍称得上大学问家,对文学也有极大贡献。     

一部研究近代前夜中国社会概貌的力作--评《陶澍与嘉道经世思想研究》

段超同志的博士论文《陶澍与嘉道经世思潮研究》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该著分析了陶澍经世思想的内容、来源,大政改革及其效果,陶氏思想对于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论文在答辩时,得到陈祖武、刘泽华等著名学者的好评。诚如专家所说,“这是一部全面研究陶澍思想与实践以及清嘉庆道光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状貌的力作。”纵观本著,有下列特点。 第一,立意深远,选题很有意义。作者认为,清嘉庆、道光时期是中国近代前夜,与此前的康雍乾时期和此后的咸同时期相比,学术界对这一阶段的研究较为薄弱,而认真考察这一时期中     

陶澍和曾国藩两个人才群体比较研究

陶澍和曾国藩是诞生在潇湘大地的两个历史巨人。二者生活的时期虽处于相同的历史变革大趋势，但因前后阶段的历史特点有所不同，所以两人思想脉络一致，但又各具特色。而二人都为湖湘学人公认为群体核心，所以产生在嘉、道和咸、同年间的两个湖南人才群体，其领袖自然非陶澍和曾国藩莫属。二人虽非师承，但无疑后者必然接受前者的影响。但终究因为时代在前进，所以以陶澍为首的湖南人才群同曾国藩所领袖的湖南人才群在促进社会变革上所建立的业绩和产生的影响还是各有千秋。     

行迹图视域下陶澍主要文学活动考述

陶澍作为清代嘉、道年间的湖湘文人领袖,不仅是晚清湖湘文人“经世致用”思潮的先驱,在诗歌领域亦卓有建树。考察其生平行迹,运用数字人文技术绘制出行迹图,可以发现陶澍的主要活动集中围绕在湖南、北京、江苏三个地方。结合陶澍诗文集中有效的文本信息,能够较为全面地分析归纳出其在各地的文学活动、意义及影响,尝试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突破传统个案研究中“重时间、轻空间”倾向。     

略论近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特点

经世致用之所以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特点 ,一是因为它的始终一贯 ,即使在汉学盛行时 ,也未中断 ;二是在近代中国提倡最早 ;三是有理论、有纲领。近代湖南经世致用的学派有三个 :一是以陶澍、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 ,二是以魏源、王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 ,三是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既有积极意义 ,也有消极因素     

试论陶澍的人才思想

陶澍作为中国清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他的历史功绩是多方面的.然而,就其对我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对杰出人才的发现和拔擢,而这一切,又是与他的人才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分不开的.     

"采中补洋"的四川基督教领袖--四川圣公会会督宋诚之伦理观述评

以民国时期四川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宋诚之为对象,考察其从官宦子弟成为教徒,晋升为主教的人生经历,分析其思想观念与地域环境、社会背景、时代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中国基督教在中西之间、传统与现实之间的交汇折中,借以丰富近代四川社会思潮的研究.     

论陶澍改革的重商思想和政策

嘉道时期,陶澍推行河工、盐政、漕务等大政改革,在他的改革事业中,正确对待发展中的商人阶层,逐步形成了"重商"、"用商"、"利商"、"便商"的思想和政策一是借助商业资本,充分利用商人的力量推进改革;二是体恤商人;三是予商以利;四是保护商人利益;五是以银为本位,自铸银币,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条件.陶澍的重商思想和政策客观上有冲破自然经济藩篱,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近代意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渊流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领袖和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的经济思想是我国近代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最先进的经济思想。这集中地反映和表现在他创立的民生主义学说方面。民生主义学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和形成起来的。它的形成和发展,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是当时世界和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产生不仅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而且有     

宋教仁的东京岁月及其所交往的日本人

1904-1910年间的东京岁月,是宋教仁从一个在地方上从事反清排满活动的民族志士成长为一个全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重要领袖以及中国近代宪政思想和实践先驱的重要温床。就像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日本有着多重纠葛的复杂因缘一样,宋教仁在日本的经历,也是中国近代革命与日本复杂关系的一个缩影,是考察近代中日关系史的一个富有意义的案例,从中也可看出中国近代革命派成长的国际背景和艰难历程。     

混合与发展: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辨析

即使最发达、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形态也存在许多混合和过渡性症状。所谓东方社会 ,更是一种混合形态 ,其内部总是不断地产生资本主义因素 ,为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在对中国近代社会形态进行概括时 ,有的学者把中国近代社会正常的发展状态看成“畸形”、“怪胎” ,这种看法难以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真实面目 ;有的则把资本主义因素混同于封建因素 ,不利于认清封建主义的本质。其实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种混合型的、多层次的、发展而不发达的社会 ,近代社会的三大阶级结构同样是混合型的 ,这种混合形式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向前发展的表现     

国立东南大学与江苏教育近代化

东南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高等学府之一 ,其创建与发展是近代江苏社会推动的产物。作为一所国立大学 ,东南大学创立以后 ,不但为近代江苏培养了大批社会发展急需的各式人才 ,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江苏近代化进程     

宋庆龄民主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

宋庆龄是一位卓越的女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伟大爱国者,是我国各族妇女尊敬的领袖,是中国近代探索妇女解放道路的前驱,为我国妇女运动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青年时代,在美国佐治亚洲梅肯市的     

陶澍是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

认为陶澍在对漕运、盐政、货币的改革中,重视和依靠商人的力量,以商营代替官营、以自由竞争取代垄断,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改革虽然是局部的、不彻底的;但对于近代的经济改革,却有先驱开路的作用。     

从社会文化价值因素和社会结构看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李约瑟难题再探

半个世纪以来 ,李约瑟博士提出的难题 ,引起了我国学者的热烈讨论。本文仅从中国社会文化价值因素和社会结构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进行再探讨。中国近代社会是封建专制、封闭禁锢的社会结构 ,其特征是高度集权、封闭禁锢、以人治代替法制 ,这种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内向的、稳定的、隔绝的文化机制。因此 ,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     

简析近代不同城市的离婚原因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婚姻稳定,社会也相对稳定,但在社会发生历史性变化时,离婚有时反倒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近代中国社会就是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而中国近代城市更是集中代表了这种社会变动的发展方向。但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是绝对不平衡的,所以不同城市的离婚状况和其原因是有明显且重要的差异的,然而我们却可以从这种有序的代表着社会发展方向的差异中,体会到中国近代城市的有序发展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本文重点考察了上海、广州、天津、北平和成都几个近代中国重要城市的离婚状况及其差异,并以上海为例试图解释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以此,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近代中国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家庭和婚姻在形成与内容上都或多或少要发生的朝着更加文明方向发展的转变。     

“丁戊”赈灾对李提摩太传教方式的影响

李提摩太来华之初,遵循传统的街头布道传教方式,但收效甚微。"丁戊奇荒"发生后,李提摩太积极进行赈济活动并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以"丁戊"赈灾为契机,他广交官绅,译印书刊,培训当地教会领袖,借推动中国改革之机力图使中国皈依基督,从而开创了一条新的本土化传教路线。然而,近代中国的变革日益走向非基督教化的趋势,这是李提摩太所不能左右的。     

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晚明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为近代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徐光启为中心的晚明“历算派”学人对传统科学思想进行了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在总结古典科学、会通中西方科学、实现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晚明时期的科学启蒙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但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和实践至今仍不失其深远意义。     

近代中国科技滞后原因之探析

中国到了近代社会之后,在科技方面日益落后于后起的西方,其历史原因主要是中国近代社会出现的极权政治、文化精英集团的价值取向的错位、小农经济的落后。     

平实敦厚探颐索隐--读《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

陶用舒教授近年来潜心研究湖湘文化,特别是对陶澍、魏源、郭嵩焘、左宗棠、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宋教仁、毛泽东等近代著名的湘籍人物进行了详细的个案研究,对近代湖南人才进行了系统爬梳,积数年之功,终于写成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一书,并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读起来颇感平实、敦厚、凝炼、耐读,是一部科学性、可读性俱佳的好书,是湖湘文化研究领域里新开的一朵奇葩。 纵观全书,我认为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对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研究概括全面、系统完善、结构合理。该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湖南人才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