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对体用论诠释的反省

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的诠释,主要是针对《四书章句集注》而来。朱子以体用论之说来诠释“礼之用”章,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诠释为体、用之用,而“和”字则训解为“从容不迫”,有此从容之人才能显礼之可贵。船山则以为,“礼之用”章正是表现圣人制礼作乐的文化观,与体用论无涉,若依朱子的解法,则先王之制礼作乐并不足贵,而是要待行礼者从容不迫方才可贵。虽然船山学自身亦有强烈的体用义,不过船山认为对“礼之用”章套以体用论并不恰当。船山是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解作(礼之)“行于天下”,而“和”字则谓“和顺于人心”,即人心本具仁义礼智,而先王之制礼作乐便是和顺于此固有之要求而来,因此弥足珍贵。船山依此亦反对老子“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说法,老子只将礼视作外在的桎梏,却不知礼(乐)同于仁义等皆为内在,系人人本固有之。本文将对船山于“礼之用”章驳斥朱子诠释的部分以及回归先秦典籍脉络的解释进行探讨。     

从“周因殷礼”到“周文郁郁”——西周宗法礼乐制度的建构

事情的发展总是由简到繁、由粗到细，宗周的礼乐制度亦不例外，所以“制礼作乐”绝非一蹴而就，亦非一人之功，当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这个“过程”的时间跨度上溯文王下至成康，其间周公所发挥的作用最具代表性。周人损益“殷礼”的最大“创造”在于：发展出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完善的宗法制度，并将宗法与分封相结合，又援“德”入“礼”，将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设置在了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社会上下尊卑等级分明却又洋溢着和谐的秩序。这个礼乐制度的框架包括：吉、凶、宾、军、嘉“五礼”体系；乐教、诗乐、乐舞、用乐、乐悬“五乐”制度；铜器、玉器、服冕、车马、旗帜等礼器用制。     

谈谈阶级分析与史料的鉴别和应用

郑涵同志《试论孔子对晋铸刑鼎的批评及其政治意义》—文对拙作《从周代的奴隶法谈到孔子思想的阶级性》提出商榷。郑文的主要意思(一)认为在“夷之蒐”以前,晋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已经大为削弱,而异姓的新贵族实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因之赵盾的“常法”以及“宣子之刑”就是为新贵族——地主阶级服务的。(二)晋之六卿同为新贵族——新兴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所以赵鞅与范中行氏之间的矛盾与他们的阶级属性无关。(三)春秋战国间对于范、中行氏的舆论——孔墨等对范、中行氏的     

仪式的“礼”化:一种社区秩序再生产机制——关中地区丧葬仪式的田野考察

关中农村的厚葬传统提供了反思汉人丧葬仪式研究的新视角。丧葬仪式本质上是“礼”的社会性实践,凸显了汉人丧葬仪式的伦理之维。仪式“礼”化的基础在于农民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即以无限的伦理生命超越有限的自然生命。这种超越在丧葬仪式的区隔化空间中最终实现,并通过死者与丧主、门子、村庄和娘舅等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得以表达和确认。在“礼”的表达与实践过程中,死者的伦理生命得以实现,家庭和社区秩序实现再生产。     

孟子的丧葬思想初探

作为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孟子对于如何处理死者形成了自己的丧葬思想,成为其思想体系尤其是民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丧葬思想主要体现在重视丧葬、强调厚葬久丧、反对以人殉葬以及对丧礼的来源、服丧的条件、丧葬的功能与改变葬俗之认识等方面.孟子的丧葬思想反映了其政治理想与道德追求,仁、礼、孝与性善成为他丧葬观的基础.其丧葬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谈辽礼及其与唐礼宋礼的关系

我国古代中原各王朝都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无一不以“礼制为本,法制为用”做为其统治的指导思想和统治的基本手段.古代的“礼”,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等一系列典章制度以及贯穿其间的思想观念;就狭义说,则专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经常举行的祭祀、朝觐、冠昏、丧葬、军旅诸方面的礼节仪式.礼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及其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历代王朝,为了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地位和维护统治秩序,又把“礼”制度化,成为礼制.     

礼乐百年而后兴（上）——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

为了消弭因明清更迭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满汉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寻找适合新政权掌控的有效治理模式,清统治者经过一番艰难抉择,逐渐意识到礼之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遂对传统礼文化加以新的审视,进而从思想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寻和制作。经由顺、康、雍三朝的酝酿,至乾隆朝而形成规模、系统,其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清季。清廷的此一取向,既缘于其政治文化治策调适和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制礼作乐”理想之治的新尝试。其利弊得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鉴。     

论“哭”

“哭”见于“三礼”,近二百条。礼之用何？《礼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绝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札不成;教非礼不备;分争辩颂,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有五,吉、凶、军、宾、嘉是也。“凶礼”亦有五,《周礼》：“一曰丧礼,哀死亡;二日荒礼,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之也;三曰吊礼,哀灾祸,遭水火也;四日桧礼,哀围败,同盟会则货,以史其所丧也;．h曰恤礼,哀寇乱,邻国相忧也。“凶”事致哀,各国皆然。唯我国古代,即哀哭亦当依制,不当哭而哭、哭而失度、哭而不在也哭之所、当无声而有…     

土家族丧葬仪式流程及其文化功能的田野调查资料解析

从丧葬仪式文化功能的宏观层面来看,土家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既往之人肉身毁灭的告别之礼。但就丧葬仪式文化功能的具体情况而言,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的“跳丧”、“打撒吨嗬”、“闹大夜”等具体歌舞环节,则是土家族独树于世界人文之林的鲜明旗帜。对土家族丧葬仪式流程及其文化功能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专门解析,可以为土家族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提供实证支撑。     

论北朝鲜卑贵族的尊师兴学之礼

北朝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其宗法观念、继承制度与汉王朝基本一致。特别是上层贵族向往中原礼仪文化形成了一种风尚 ,对祭孔礼仪有一定的明确规定 ,还有讲学之礼、释奠之礼和束修之礼。北朝鲜卑贵族对尊师兴学之礼又作了革新和变通 ,使之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成功范例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性质及其对北宋社会的影响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主体是儒家传统丧葬礼仪，其绝大多数仪式见诸《周礼》、《仪礼》、《礼记》，还有一部分是源于这“三礼”或前代丧葬礼仪，只有极少数仪式源于佛教、阴阳五行学说及道教。北宋皇帝丧葬礼仪对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     

国家视阈下唐代对丧葬活动的管理——以墓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唐王朝在前代的基础上,以礼、律、令等形式把丧葬活动纳入国家的管理体系,要求臣民及时报丧,以礼安葬死者,约束归葬行为,并对丧葬过程中违背礼教的臣民进行处罚.唐政府介入丧葬活动的特点是“以礼入法”,功能及意义在于社会教化和体现国家意志.     

论儒家之礼对当今精神文明建设的借鉴作用

“仁”与”礼”都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相对而言，“礼”较之于“仁”更多地带有其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有许多过时的、不可继承的特定内容；但也应当看到，儒家所谓“礼”无论就其基本精神还是具体内容而言，也还含一些具有水恒价值的精华，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渊源于远古时代先民们的祭祀活动。祭祀祖先的仪式、程序、规则，就是礼的源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化．社会生活的各个万面，都需要有一定的规矩矩秩序。凡国家政治、行军作战、集市贸易、婚冠丧葬等等社…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批判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指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独特体系的、占统治地位从而对整个法律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的传统观念。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基本形态就是注重人际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被称作“礼”。“礼”是政治等级(君臣上下贵贱)和生理等级(亲疏长幼男女)的集合体。几千年来,“礼”支配着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它不仅被法典化制度化,使法律制度的每一个关节都散发着公开     

礼乐百年而后兴（下）——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

为了消弭因明清更迭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满汉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寻找适合新政权掌控的有效治理模式,清统治者经过一番艰难抉择,逐渐意识到礼之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遂对传统礼文化加以新的审视,进而从思想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寻和制作。经由顺、康、雍三朝的酝酿,至乾隆朝而形成规模、系统,其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清季。清廷的此一取向,既缘于其政治文化治策调适和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制礼作乐＂理想之治的新尝试。其利弊得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鉴。     

魏晋南北朝妇女丧葬礼仪考

魏晋南北朝妇女的丧葬礼仪基本上沿袭汉制,依然分成葬前之礼、葬礼、服丧之礼三个阶段.妇女的丧葬礼仪与男子大体相似,但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下,妇女丧葬亦依附于丈夫,丈夫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妻子的丧葬规格.若为正妻,可袝葬配食.     

孔子与乐舞

礼乐并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代理成王摄政期间,制礼作乐,制定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完善了伦理道德准则的规范。他十分重视武功文治,行施裕民政治,强调《诗》、《书》、《礼》、《乐》的社会作用,因而《诗》、《书》、《礼》、《乐》就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对此,孔子盛赞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这清楚地表明孔子是周公的追随者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     

“礼仪之辨”对春秋政治的影响

春秋时期,经历着礼崩乐坏,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当时贵族们在这一时期建立新秩序的努力。在这一维新政治发展过程中,礼、仪分立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礼与仪的分辨,仪式化的政治行为由于较低的政治效用而被贵族们放逐到政治之外,对礼则进行了改造,贵族们或仰仗武力,或抽绎传统文化,加强了礼的政治效用。可以说,春秋时期的维新政治是伴随着礼仪分立而进行的。这种分立无疑表明了春秋时期贵族社会认识方式的变化,甚至可以说认识方式的变化是这一时期维新政治更为核心的内容。     

诗三百篇的创作与累积考说

诗三百篇的创作与累积过程,一时似难说清:但循故书雅记,前贤论述,进而探索,还是可以获得一些理解的。本文试作粗浅考说,是否有当,祈请专家正之。西周初年,周成王幼年即位,叔父周公旦摄政,辅佐成王。武庚、管叔、蔡叔、霍叔“以殷”联络东方夷族反周。周公东征,杀武庚、管叔,放逐蔡叔,徙霍叔,封康叔。三年平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大干了一番。还政成王之际,感到靠着扩大父系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这根纽带,大举分封诸侯,“以屏藩周”。政权未见巩固,引起“三监”之乱,思欲久治长安,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做工作,于是提出重视“天下文明”,制礼作乐的政治措施。礼以定位,乐以陶情,诗以言志。让人们在行动上,感情上和思想上自觉地符合和遵循这种政治体制所要求的。诗礼乐三者以礼为核心。“动容周旋中礼”,可以巩固政权。礼乐是演奏的。演奏之时,配之以诗。这时的诗,用古代术语来说,称为礼乐之诗,也即仪礼之诗。     

“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考——与孙星群同志商榷

《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刊载的孙星群同志《西夏音乐试探》一文(以下简称《试探》)对西夏音乐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作了有独到见解的论述,但文中亦有值得商榷之处,特别是关于元昊“革乐之五音为一音”问题,我们有不同看法,特提出与孙星群同志商讨,以求指正。 我们知道,自公元1032年,西夏主元昊即位后,为称帝立国积极进行准备,对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相继作了较大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更定礼乐”①。公元1037年7月,元吴对其重要谋臣野利仁荣说:“古代先王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