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寓生活与文化变迁：宋末元初出峡避乱的巴蜀士人

宋末元初,人数较多的蜀中士人走出三峡以避战乱。南宋朝廷为他们提供出仕的机会,兴学以育其子弟,既能从中选拔人才,也可维护社会安定。入元后,蜀籍士子有的拒绝出仕,有的迫于生活压力任职于新朝。蜀籍人士通过乡情、亲情,结成关系亲密的蜀人群体以利于他们在新的环境下生活。蜀中士人的外迁,导致了巴蜀地区学术文化在元代的衰落,当然,也促进了流入地的学术文化的发展。     

歌唱的共鸣

声乐是艺术的重要形式。艺术表现的目的是传达思想情感和描绘情景。在声乐教学中“共鸣”起着关键的作用。     

论宋末诗人林景熙的遗民心态

以宋末诗人林景熙的诗文作品为研究对象,对林景熙作为一个朝代遗民的特殊心态进行剖析。认为其内心充满了孤独与失落、悲愤与忧患、愧疚与苦闷,交织着爱国激情与忧患意识,表现出决不屈辱的民族气节。这些都反映了南宋遗民群体的普遍心理现实,更揭示出宋元之交这个特殊时代士人的社会生存状态。     

论歌唱的共鸣

共鸣在歌唱中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从共鸣的定义、共鸣的作用和如何获得良好的歌唱共鸣三个方面较为详尽地论述了歌唱共鸣。不同唱法的主要特征是由于强调、运用不同腔体的共鸣而体现出来的。共鸣中心的移动随着不同的高音的走向来进行调节,也可以说是随着音高的提升而不断向上方移动,概括地说就是由喉咽腔移向口咽腔,由口咽腔移向鼻咽腔。     

浅论歌唱的共鸣

共鸣是歌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认识歌唱的复合共鸣着手,分别阐述了口腔共鸣、头腔共鸣和胸腔共鸣,并以此凸现出口腔共鸣(可调节共鸣)在歌唱中的关键性作用,以及正确使用混合共鸣来实现完美的歌唱。     

论歌唱 的共鸣训练

正确的发音和美好的歌唱是建筑在依赖于共鸣、最大限度地运用共鸣之上的,这是任何歌唱训练方法的基本规律,也是任何优秀歌手的嗓音应具有的特点.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自然的陶渊明与陶渊明的自然

陶渊明的诗歌以自然为宗。但长期以来,对陶诗自然的认识,历代皆有不同。从陶渊明性本自然,到对陶诗的自然天成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至此,陶诗的自然风神才得以完全揭示出来。     

歌唱中共鸣腔体的运用

学习声乐的人都知道,共鸣是歌唱的三大要素之一。无论是歌唱家还是初学者,都对这个问题非常的注重。歌唱中各个共鸣腔体的灵活运用,共鸣的混合比例,在美声唱法中研究得非常仔细。共鸣腔体主要包括了头腔,口腔还有腹腔,本文着重研究这三个主要共鸣腔体在发声中的状态,以及在歌唱中如何运用这些共鸣腔体。     

歌唱的共鸣及其运用

共鸣在歌唱中有重要的作用。要唱出优美动听的歌声，歌唱者就应掌握和解决两个问题：１．歌唱的共鸣及其共鸣腔的关系；２．正确地运用咽腔、口腔、鼻腔、胸腔和“上下部共鸣”。     

士人与五代中枢政治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五代社会生活,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乱”,但其实质却在“变”。中枢政治制度的变革乃是这场社会剧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在于：宰相职权的削弱,枢密、翰林（或端明）学士地位的提高。由于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五代士人积极参与了这场社会变革,并通过科举、入幕等方式挤身五代中枢机构,成为中枢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士人在五代中枢政治中的活动促进了五代区域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并为北宋大一统局面的最终实现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陶渊明与道教的关系

晋代诗人陶渊明生活在佛教、道教炽盛的两晋时代,他的思想主流是抵制道教的,但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诗人不可能完全脱离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以及他思想的产物-诗作,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陶渊明对道教的看法是矛盾的:既向往又拒绝。他对道教长生久视、羽化登仙十分向往,但是他又非常清楚地看到道教长生久视说法的虚妄,这种矛盾性在其作品里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     

屈原与先秦士人的修身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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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与田园

陶渊明一生性好田园,心系田园,回归田园,终死田里,与田园有着特殊的关系。他在回归自然、躬耕田园中,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是重本寻根的历史传统,人与万物自然契合的哲学背景,魏晋动乱残酷的社会现实,浔阳独特的地理环境,长期躬耕的劳动实践,铸造了陶渊明的田园人格,提炼了精醇的诗品。     

陶渊明意象在明末清初的建构——基于明末士人李渔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易代给明末的遗民士人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他们通过回忆陶渊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伤痛。这种记忆当与明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阳明心学的影响等因素有关。若对陶渊明做人物形象研究,则仅仅依据后人的历史记忆作为史料会有失偏颇,应当综合各种史料才能比较真实地还原历史人物的形象     

魏晋挽歌与士人心态

挽歌是一种哀祭文体,其传统源远流长。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命危浅,文人开始大量创作挽歌。这些挽歌是士人对于生与死思考的艺术反映,由于他们的出身、地位、文化传统、人生观不同．其心态也表现了多元性。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士人与文人——文人画产生的社会学基础

近人陈师曾认为：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但是,究竟何为文人,他并没有做出清晰的界定。而且,他对文人与士人的复杂关系也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有时将两者简单地混为一谈。本文通过梳理士人与文人的演变、分化与合流的过程认为,正是具有文人属性的士大夫阶层大量地参与绘画创作,才催生出了文人画,并不断地推动文人画的发展演进。     

论陶渊明的贫与病

贫与病在中国的古代诗文中有较多的咏叹,对此,陶渊明的作品也不例外。不管是出仕还是归田,不管是在早年还是中年晚年,他的作品都涉及到了这一现象。贫穷的困扰和病痛的折磨,成就了陶渊明的诗文,也成就了陶渊明的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