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法的概念及其立法功能——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

一、学者对于社会法概念特征的研究 社会法的提出大约已经经过了一个世纪，但是其概念和范畴并不像传统的公法私法划分那样清晰。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以法所保护的利益为标准，凡是有关公益的法为公法；有关私益的法为私法。以法律关系的主体为标准，凡以国家或公共团体的一方或双方为主体而规定法律关系的法为公法；     

论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的历史发展

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是西方法律文化的重要成果,影响了人类从古至今的历史.其由古罗马法学家创立,中世纪一度沉寂至罗马法复兴得以延续,近代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中获得充分发展.20世纪后出现"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趋向,传统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发生动摇.     

论经济法与民法、商法、行政法的关系

利益从根本上决定着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法律的本质是利益法,即安排各种利益的制度。因此,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是利益而不是调整对象和方法。利益与调整对象、方法是本质与形式的关系。经济法、民法、商法、行政法分别以保障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商事个体利益、国家公共利益为使命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主体     

法律时间论视野下的经济法调整对象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独立性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传统公法与私法的理论仅从空间的角度对法的调整对象进行划分，具有局限性。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法律可以分为传统法和现代法，由此可对法的调整对象重新划分。经济法属于一种现代法，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     

俄罗斯法上公共机构的财产责任问题

俄罗斯法不承认公法人与私法人、国家公产与国家私产的区分,坚持民法对国有财产问题的一元化调整模式,建立并实践了一种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政府（债务人）优先保护原则＂相反的公共机构债务追索模式,即债权人利益优先保护模式。这种模式保障了公共机构与私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平等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但也有可能给国家预算带来较大的压力。     

论制约法律遵守的三个要件

从法理学的角度论述了制约法律被遵守的三个要件,即在立法过程中必须保证制定的成文法和利益调整形成良性循环,在执法过程中必须注重法的亲和性,以及在法律文化培育过程中逐步实现法律意识现代化。     

论商法的私法本质——从公私法划分角度

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划分学说起源于古罗马。学界关于公、私法的划分标准存在四种较有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学说,即利益说、主体说、权力服从说以及综合说。无论以哪一种标准划分公、私法,商法均具有私法本质。20世纪以来,国家公权力逐渐向私人商事领域渗透,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并支持＂商法公法化＂学说,但由于该学说本身语义上的误导性以及学者论证的不完备性,致使＂商法公法化＂理论缺乏准确性和说服力。     

论社会利益及其法律调控--对经济法基础的再认识

我们要获得对经济法规范的理性认识 ,必须首先深入认识经济法规范形式背后的利益性质和形式 ,因为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出现都是利益发生冲突的结果。其次必须深入研究调整这种利益关系的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本文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通过对社会利益的独立及其特征的论述阐明了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和经济法存在的完全充足理由。二是从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的角度对经济法性质进行了再思考——经济法既是政府干预之法更是干预政府之法。同时 ,根据法律实质论和法律形式论的理解 ,解释了在经济法领域出现的“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现象     

略论国家在宏观调控法中的定性

对宏观调控法中的国家进行法律定性就是在宏观调控法的视野中解读国家所特有的法律属性。对此,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国家是宏观调控中唯一的调控主体,同时也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在此前提之下,我们会发现,国家在宏观调控法中所扮演的法律角色远不同于传统公法中的国家,它是新的公法主体,具有传统公法主体所不具有的法律特征。     

条约在中国适用的根本原因之分析——国际社会、中国国家和国内私人三者利益的协调作用

条约在中国的适用蕴涵着国际社会利益、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内私人利益这三种利益,条约在中国的适用过程是这三种利益各自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在它们各自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这三种利益难免有碰撞、摩擦和冲突。为了解决彼此的矛盾,三种利益必须进行相互协调。因此,条约在中国的适用也是三种利益彼此调整的过程。这种调整的最终结果是协调了这三种利益的矛盾,既维护了国际社会利益,又保障了中国国家的利益,还顾及了中国私人的利益,从而使这三种利益趋于和谐统一。因此,条约在中国的适用是这三种利益趋于和谐统一的过程。由于利益是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条约在中国适用的根本原因是国际社会利益、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内私人利益的协调作用。     

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法律传统

文章分别从儒家语言、儒家的人性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等视阈研究儒家文化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存在礼法合治、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个人权利等特点,提出中国立法一方面要对中国优秀的法律传统进行继受,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中国法律传统中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个人权利,忽视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等内在缺陷,吸收西方国家重视个人权利、私法以及尊重财产权等现代法治理念,从而在我国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实现向现代法治国家转型。     

论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的角色定位

从经济法主体制度入手,以公法与私法区别的角度批驳了国家必然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观点,进一步论证了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不应单纯地属于公法,而是由传统公法与传统私法发展而成的一种新型公法与新型私法的融合体。经济法可以分为宏观经济法与微观经济法,在前者中,国家当然地作为经济法主体;而在后者中,国家不必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一方主体。     

论公法私法的划分与区别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我国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出发,结合社会主义社会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实际,依据现行宪法的精神,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公法与私法在适用领域、本质、法律本位、精神及其法律关系的内容上具有很大的差异,区别公法与私法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法基本问题探究——从私法与公法比较之视角

传统的公法体系和私法体系无法调整和规范现代社会中所有的社会关系,在此情况下兼有公法和私法特性的社会法应运而生,它以兼顾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而形成的社会利益为本位,以强弱鲜明对比的新型私法关系为调整对象,通过公权介入私权关系的方法来保护弱者,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对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协调中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对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重新认识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应是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法律利益的民商事法律选择适用关系。"跨国因素"和"法律选择适用"是确定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依据,两者缺一不可,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关键。没有跨国因素,便无法律选择适用问题,仅有跨国因素,但不涉及不同国家的法律利益,不仅不会发生法律冲突,更不会出现法律选择适用问题。而国际私法调整对象中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法律利益的情况,即为国际私法调整对象中的涉外因素。     

普通法法官的利益衡量理论：方法与启迪

普通法法官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利益的衡量,但是这种利益衡量又不是一种独断,而是有其特定的路径可循。这种路径既是一种判例传统,一种法律可预见性的体现;同时又是法律稳定性的体现。本文试图以方法为切入点来对这种利益衡量理论做出一种检讨,进而为成文法传统下的法官法律适用提供有益的启迪。     

试论中国古代食货法的存在及意义

中国古代并不是只重视刑民之法,而且重视关乎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经济性法律。本文采用食货法的说法来区别当代经济法的概念,分析中国古代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的存在,结合＂食货＂一词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举出证明中国古代食货法存在的例证,尤其是以汉代和唐代为重,目的在于指出中国古代食货法存在的意义,从而提炼出皇权以其来获取经济利益并维护统治的观点。     

法人分类比较研究

法人分类比较研究是在不同国家法人分类的基础上探讨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原因、价值取向以及该种分类所蕴涵的法律、历史意义 ,以达到对外来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吸收的效果。我国民法与大陆法系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法人分类模式。在我国根据法人其从事的业务活动划分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笔者认为 ,应对大陆法系上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划分予以承认     

公法哲学的两种进路——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评析

《宪法学说》是施米特最为重要的公法哲学著作之一,其理路在于,紧急状态下的专政体现了国家的本质特征,而实定的宪法则是政治统一体的总体决断;由宪法律确立的议会民主不能超越政治决断本身,遇有这种危险发生,应当通过宪法律中的专政条款加以制止。相反,另一种公法哲学即自由主义进路则否定国家的自在性,认为国家的正当性只能从个人权利中推演出来,国家不能超越授权侵犯国民。尽管这两种公法哲学都有逻辑上的缺陷,但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环境下实施的效果却不相同。选择适合本国土壤的公法模式并在实施过程中尽力弥补它的缺陷,才是公法哲学发展的正当路径。     

论《劳动合同法》中的意思自治与国家强制

从法律性质的角度看,劳动合同关系兼具公法和私法两种属性,私法性决定了劳动合同缔结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公法性决定了在劳动合同内容的确定中发挥国家强制作用的必要性。实现劳动合同法中的意思自治与国家强制的协调需要分清劳动合同关系的性质与种类,在私法性劳动合同关系中保障意思自治的实现,在公法性劳动合同关系中维护国家强制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