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试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李玉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诗词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两种，即“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因其论述过于简约，故论者纷纷。下面仅就两种境界的内涵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求艺术观之“合理内核”。王国维少年所学文学史学，均有坚实的基础...     

王国维“无我之境”产生的西学渊源

叔本华的“审美静观”说、“艺术三美”说及康德的“美在形式”说和天才论 ,均对王国维“无我之境”诗论思想产生了深刻全面的影响 ,是王国维哲学美学思想产生的渊源之一。     

论王国维的“无我之境”

“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美学思想的核心。所谓“境界”是指作家把个人的情感、意趣和创造力融入描写对象之中而形成的情景交融、物我统一的艺术世界。王国维不仅把境界立为诗词之本,而且在分析境界时还把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人间词话》,下引此书皆不另注)。     

从“江山之助”到“无我之境”——山水文学审美理想纵横谈

＂江山之助＂是刘勰首先提出来的,它揭示了自然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活动中的审美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他只揭示了作者对自然把握的主动性,而没有揭示自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能动性和审美反映中的主导作用。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则对这一理论有了新的突破,揭示了文学创作活动中＂客观的自然＂转化为＂人化的自然＂并影响作者审美反映的过程,这是对刘勰＂江山之助＂理论的拓展和丰富,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阳明“物”范畴之我见

<正>“物”这一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用得很含糊。除指自然物外也经常指“事”。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①这是把有人“待我以横逆”这件事当做“物”。朱熹也说:“物犹事也”。“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②阳明比前人更明确地强调“物”为“事”。“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③“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④不少人把“物”与“事”混淆视为阳明“物”范畴的特色。而我认为阳明“物”范畴之特色在于,有时指“物”为客观之物,有时指“物”为主观之物或曰心所生之物。如他说:“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可理解为客观之物。他又说:“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⑥“以其(心)明党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⑦这是把心随境而生的意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当做“物”,此类“物”可理解为主观之物。阳明讲“格物”格的不是客观之物,而是主观之物。其所举格竹子一例颇能说明这一点。竹子是客观之物,而在身心上做的“格物”功夫是在格主观之物。下面我对这两种“物”作详细探讨。     

审美物化论

"物化"是中国美学中一个渊源有自又有深厚的中国哲学背景的范畴,对于中华民族的艺术创作和理论都有深刻的影响。"物化"与西方美学中的"移情"说有接近之处,却又有其不同的美学内涵;与中国美学中的"感物"、"感兴"等范畴有密切联系,但又并不等同。"物化"是指主体进入审美体验和审美创造的高峰时,在感觉和意识中与客体完全融合为一、无法分辨物我关系的至高境界。在中华传统艺术领域中,"物化"是诗词书法艺术家审美体验中物我两忘、而将主体的灵性和对象的物性化而为一的极致之境。     

王国维“境界说”视野中的“真景物”与“真感情”——《人间词话》“境界涵义论”献解之三

学界关于王国维“真景物”、“真感情”的阐释历来多有分歧,其实,这是两个包蕴丰富、需要多维解读的概念。所谓“真景物”,是指诗人以自由空明的心态直观把握外在景物,经由创造性的艺术传达而写之于诗词中的自然、逼真、富于特征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图景;“真感情”则指创作主体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自身对宇宙人生真诚、激动的情感反应,并通过独创的诗艺形式表现出的个性化的人类情感。王国维认为,写出“真景物”和“真感情”的诗词文本都可称之为有境界。“真景物”与“真感情”都是含有“情”、“景”两种质素的艺术存在,只是两者之中的情、景各有不同的特性和迥异的组合形态。“真景物”、“真感情”既可以指一首诗词的整体,也可以是其中的个别诗行或词句。     

王国维与朱光潜悲剧观之比较

在将西方悲剧理论引入中国并确立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过程中,王国维和朱光潜是两位关键性人物。比较二人悲剧观念之异同,对于考察中国悲剧理论与观念的现代发生及其演进,当有启发意义。王国维悲剧观的核心是“解脱”,而朱光潜则更关注“快感”;在西方理论渊源上,王国维独钟一家,朱光潜则博采众说;关于中国古代有无悲剧,王国维先否定后肯定,朱光潜则持否定立场;在美学取向上,他们同属于审美功利主义。     

谭嗣同梁启超“无我”说探异

由于谭嗣同和梁启超都崇尚佛学,都有倡扬“大我”、追求精神长存和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现世情怀,因而他们的“无我”说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或相同性.但从哲学本体根基、理论来源和价值旨趣几个方面分析,两人的“无我”说又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谭嗣同和梁启超的“无我”说虽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却共同呈现出不同于古代哲学的理论品格,这主要是由社会的变迁、中西文化的碰撞和时代主题的不同所决定的.     

意趣幽玄 静寂余韵——王维山水诗与松尾芭蕉的俳句之比较

王维作为中国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在诗中不仅写出山水田园的秀丽之美,而且表现出了山水田园景物的神志、气韵;日本的“俳圣”松尾芭蕉继承了日本民族感物伤情的美学传统,提出了根植于日本美学传统的“闲寂”、“余情”等美学理念。他们都是在恒静中体味、把握人生,并将主观之情融入客观之境中,使主体与客体能够达到互相映照,两相契合。     

王国维“境界说”浅析

作为诗学批评的概念 ,“境界”一词虽不是王国维首先提出的 ,但是王氏赋予这一批评术语以特殊的内涵 ,从而使之为批评界普遍接受并广为使用 ,应是不争的事实。传统“境界”的内涵虽然也讲情和景的因素 ,但是王国维特别指出 ,其具体内含是“真景物”与“真感情”两者的有机融合 ,并且更加强调“情”的因素     

观:王国维美学的重要范畴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王国维美学的重要范畴“观”。首先,审美之“观”,是以自然之眼观物,并使主体与客体双向互渗;其次,审美之“观”,还应“通古今而观”,力求在审美创造活动中揭示“天下万世万事之真理”;最后,要“出入”而观,以求得对审美对象的深层内含的深刻领悟与把握。     

别构灵奇——论中国山水画的“布置”

中国山水画自发轫之初即强调＂畅神＂、＂卧游＂、＂怡情悦性＂。画家写其＂胸中丘壑＂,本身犹如一位＂造物主＂。＂布置＂一词不仅指＂经营位置＂、＂置陈布势＂,还关涉到中国画创作的方方面面。它与西方风景画＂构图＂的含义大不相同,无论从创作动机、创作方法以至媒介载体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山水画源自于现实＂师造化＂之实景,追求的却是＂中得心源＂之＂虚境＂。是在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既是在＂造景＂,也是在＂造境＂。中国山水画的意趣尽在其中。     

作为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与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

作为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是中国诗学美感经验的源头,也是中国诗学美感经验的集中体现."观"体现了身体与自然的联系,"以物观物"意味着视觉的游移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观察者这样一个中心的潜隐,意味着对个人情感的排除,对自然本身状态最大程度的亲近.王国维以"以物观物"对中国的抒情诗进行了现代阐释,他并没有排除情感之于文学的基质性意义;控以来,正是王国维开始以现代性的眼光对传统的文学概念进行了改造.叶维廉以"以和观物"阐释中国的山水诗,从比较诗学的高度强调中西观物程序及其表达方式的差异,给这一命题赋予了新的内涵.     

“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注》对《庄子》的强制阐释

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阐释具有密切的关系,解释者往往以经典阐释的方式展开哲学体系的建构。向秀、郭象之阐释《庄子》,打破了视域融合的平衡,突破了文本客观性的限度,肆意地发挥其主观思想,建构了一套新的玄学体系,是“过度诠释”“强制阐释”的典范。郭象之诠释的基本目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即把庄子的方外之道转化为玄学的“外内相冥之道”,圣人养心养神即治国平天下。这是以养心养神为主而以治天下为辅的统一,即以道家思想为主而以儒家思想为辅的统一。郭象运用“寄言以出意”的解释方法,一是以庄文为寄言,非真非信;二是夸大寄言与出意之间的重大间距性,从而忘言以得意。这一方面有利于郭象摆脱庄文的限制,而较为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郭象消解庄文之义与他所阐释“庄子之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确证其解释的有效性、合理性。     

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几个特点

简言之,“看不见的手”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喻指的一种相当于自然形式的社会力.它在人们按自己的意志实践过程中产生并独立于主观意志之外,反过来支配人们的行为.以此联系社会生活,这种社会力的概念涵括了宏观层面的无形实体性(本体性)和相应的运作力,以及这种运作力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走势(规律).这种社会力,作为观念形态是思维的抽象,它并不像自然界的宏观实体那样,存在着明显的运作形式和形体,有直接的可感性.但是看不见的东西并不等于不存在,只是它与自然物的存在形式不同罢了.这应该是社会“物”不同于自然物的特点.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般以社会“力”的概念和这种“力”的运作趋向(规律)来表述这类社会客体.恩格斯就直接了当地称其为社会“合力”、“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也有称其为实践力(实践的共性)或将其中一部分称为市场势力的.那么相对于经济领域,我们要给予其一个名称的话,那就应顺理成章地将其称之为经济的客观运     

中国之治的价值内涵与世界贡献——兼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中国之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生动而独特的表达。中国之治超越了西方理论的“政治现代化”路径，破解了现代化和民主化“悖论”。中国之治遵循了制度与道路的规定性，也重视实践的能动性，以相对灵活、及时有效的关键之策推动改革。中国之治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彰显了大国治理的韧性精神与价值追求。在当今世界，中国之治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理论的有机统一，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样态，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长的丰厚土壤。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视角，跳出西方话语及逻辑假设，提出和回应时代性、民族性、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要以世界眼光，从中国发展、中国奇迹、中国之治中提炼出可以与世界分享的哲理、道理、学理，提炼中国之治的核心概念，向世界传播中国之道。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时代精神要义

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是对中国历代文学的总体进程和文学史规律认识的集大成的观点,近年学界不断对这一学说的外延和内涵进行深入研究,亦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对这一重要理论资源中所包含的"时代精神"要义研究得很不够。"时代精神"应是成就一代文学之胜的重要因素。     

“中国之治”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

“中国之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时间、空间、文明三重维度进行剖析，可以建立理解“中国之治”的跨度、广度和高度，秉持相应的眼光、胸襟和格局，并进一步构建当今“中国之治”的宏大叙事。“中国之治”以“道”为形而上依据，以仁政治理为理想境界，以“庶之”“富之”“教之”为治理的基本路径，以选贤任能为关键制度，蕴含着丰富的治道思想。“中国之治”是治道与政术的统一、传承与发展的统一、历史与未来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国内与国际的结合；是求大义超越逐小利的境界，是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的追求，其普遍性得以超越特殊性。“中国之治”不仅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而且对当代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论儒家的“为己之学”

“为己之学”是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意义是指求学的目的,不在于功名利禄,而是在于成己成物,即在自身修养提高的基础上,为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这种思想有其深厚的心性基础,即孔子的“仁”学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说”。这种本善之“心性”成为儒家“为己之学”的“源”与“本”,正是此“本”使得儒家的“为己之学”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显示出它对社会、对自然的无限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