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政治场域中的宪法治理与政治传播

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为重点和难点的新改革时代,政治场域的民主化、法治化及其治理转型已经成了大势所趋,而通过制度创新、体制改革和宪政认同来重新整合和聚合多元化社会、保障改革开放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宪法治理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并伴随着适应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要求的“政治传播革命”.这就要求我们开创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研究,结合中国实际与改革目标从宪法治理的视角,开创新时期政治传播研究的新境界.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政治传播在未来公共政治场域结构生成中的功能地位,并展望了政治改革与传播革命的耦合与共振机制的可能性.     

民间组织对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

民间组织对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民间组织健康发展有利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构建新型公共治理结构,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体制基础;它是政治参与沟通的重要渠道,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增强市民认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先进的政治文化;能够在市场经济的公共职能系统发挥优势,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的政治生态。     

功能主义视域下新媒体法治传播的内容构成、困境及优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作为新兴传播形态,因其用户规模庞大,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持,也是法治传播的核心主体之一。新媒体法治传播具有传播属性和法律属性,其主要的特征为传播主体多元化、信息体量爆炸式发展、传播方式呈现交互性、信息的价值多元以及传播内容碎片化。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作为社会理论,可用于研究新媒体在法治领域的传播功能。新媒体法治传播功能的内容构成可分为政治功能、法律功能与社会功能。其法治传播功能发挥具有一定限制,原因是面临着规制不足、主体泛化、伦理失范的现实困境。对此,通过新媒体治理法治化、建设“价值—技术”多元依法治理制度体系、完善新媒体从业人员自律机制三条进路可以实现新媒体法治传播的功能优化。     

公共决策失灵的治理对策

公共决策的复杂性和有缺陷的决策体制是造成公共决策失灵的主要原因.决策失灵意味着,决策质量低劣,不能达到预期目的,损害了公共利益.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治理公共决策失灵的主要措施和目标是:必须以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为核心,并使决策与执行适当分开,完善决策体制和监督机制,全面提高政府决策能力和决策主体的素质,根本提升决策质量和效能.     

社会组织在经济法中的地位：现状、问题及对策——以我国63部经济法文本为样本研究

产生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现实困境的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中担负着自律、公共服务、干预和治理的功能期待。我国经济法文本中有关社会组织的条文体现了 “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下的立法路径依赖。应当积极扭转政府主导的思维惯性,以进一步市场化和政府简政放权为基本思路,通过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和培育、规范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拓宽其与政府之间的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在市场中的功能。     

区域治理创新的制度分析：府际治理视角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作为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无关联机制、市场机制、科层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四种基本制度。自然无关联机制早已过时,必须摒弃;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具有积极效应,但却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灵”的治理困境。府际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当前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发展方向。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新中国成立70年社会组织协商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趋势

社会组织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在协商渠道、协商领域和协商能力等方面均取得了积极效果。然而,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也面临着一些"失灵"困境,包括制度失灵、机制失灵、认知失灵和组织失灵四个方面。因此,新时代社会组织协商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机制保障,正确的协商意识,以及成熟的组织架构和专业能力,进而为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贡献专业智慧,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转型社会的国家治理有效性——基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处在转型社会的中国,目前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有诸多问题:如危机频发与制度滞后,权威治理与分权自治的央地博弈,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共振危机,运动治理与法理治理的抉择.然而,转型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危机与治理伴随政治生活全过程,是一个永恒的国家问题.只要把危机纳入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中解决,就并不可怕.无论是社会危机驱动型国家治理模式,还是国家为了追求一种良善的政治生活而选择的整体性治理活动,国家都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自主性作用.从“构建性自主”、“嵌入性自主”、“反思性自主”和“无为性自主”四个维度着眼,可以探讨我国经由何种自主性路径来达到有效社会治理,从而走出国家治理困境.     

政府治理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困境及出路

治理理论要求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互动、协调治理,政府治理代表着国家层面对政治结构、政治模式、政治功能的态度,非政府组织（NGO）建设是完善公民社会的内容之一,因而代表着社会及全体公民利益。本文通过分析政府治理前提下非政府组织（NGO）的价值、困境以及出路,以期完善非政府组织（NGO）建设,弥补政府有效治理不足,实现政府主导角色下非政府组织（NGO）平稳有序发展,使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论中国实现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

实现有效的治理,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理想的政治模式,必须坚持协商主义、合作主义、妥协主义原则,建设民主政治,奠定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在此社会政治心理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在协商主义的基本原则下形成的有效的治理运作程序,与有效的治理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一起,共同决定有效治理的最终形态。在合作主义的框架下,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与政府机构一起,通过协商、谈判、妥协、协助的途径,共同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妥协主义原则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着现代国家有效治理的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妥协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平等竞争和协商的过程。通过妥协,现代社会获得了自由主体得以和平共处的基础,形成了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公共价值和基本共识。     

循序渐进是政治改革的基本策略 --析戊戌变法

资产阶级维新派"速变"、"全变"的指导思想和变法步骤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国失去了近代以来最好的一次赶超世界先进潮流的历史性机遇.政治改革是一项自上而下浩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就其本质而言是对现存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因此如何减少改革的阻力,保持社会稳定,是关系到政治改革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从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来看,循序渐进是政治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策略,这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

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无疑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的关键词,报告还特别强调“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意即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能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能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完善,不断加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能推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更加繁荣,不断巩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不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态基础;能促进各种体制和机制更加完善,不断健全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能促进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和谐,不断改善构建和谐社会的心态基础。     

创设新的民主模式：社会风险治理的政治选择

在政治化的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治理离不开政治决策。传统的科层制政治结构将公众排除在风险决策之外,过度依赖专家政治,使风险决策失去了民主程序的监督,极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在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发展参与性协商民主,平衡政治家、专家和公众之间的风险决策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必须发展全球民主,构建全球风险治理体系,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全球风险问题。     

和谐社会的伦理秩序：外在与内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伦理道德问题。和谐社会是一个兼有外在社会政治理想和内在道德理想双重特性的社会,因此创造一个具有良好内在和外在伦理秩序和道德氛围的社会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重要任务。     

利用新媒体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新媒体技术从根源上改变了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及思想行为。现阶段,高校可以将新媒体作为一项新型教育平台,对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新媒体不仅具备良好的互动性,还能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利用这一平台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进行创新和改进,以此实现大学生政治素养的提升。     

我国社会信用发展态势与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整个社会在信用上的同步跟进,其治理迫在眉睫。在社会信用问题治理上,最核心的举措之一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对温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面临诸多的困境,这些困境主要存在于征信体系建设、联动机制建设、政府自身信用建设等方面。鉴于此,可以尝试借鉴整体性治理来破解上述困境,这种破解作用主要通过组建专门的信用主管部门、强化部门和区域之间的联动协作、完善政府自身守信机制设计、推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同治理等路径来实现。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和谐

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和谐社会是政治文明追求的重要目标。和谐社会是政治文明发展的社会基础,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基本保证。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由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由不同部分和不同层面构成的统一体,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必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和谐。     

王安石财税变法流产根本原因探析

两千多年来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切变法和改革,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等等,几乎鲜有成功者。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皇权专制政体本身的极端恶劣性及其自身的不自由、不人道、不公正与不平等性,几乎都是在挑战社会治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这个终极标准。王安石财税变法的流产或失败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于此,在于其财税变法挑战了财税治理的终极目的,无视人道自由原则,违背了平等人权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