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新解

韩愈《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其中的“人非生而知之者”,历来被理解为“人不是一生下来就什么都懂得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高中语文第一册《教学参考书》,下称《教参》或“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康瑞琮《古代汉语语法》修订本,辽宁人民出版社)。基于这种理解,人们给《师说》及韩愈以很高的评价。如《教参》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自宋代起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贬之者如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均见《后山诗话》)沈括更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褒之者如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丿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愈是唐代的大家,可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叶燮《原诗》更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至今仍争论不休。我这里根据古代诗评家所提供的线索,分四个问题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一些论述。     

论杜牧的散文

杜牧不仅是晚唐的著名诗人,而且在散文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是继韩愈、柳宗元之后又一兼长诗歌与散文的名家。清人洪亮吉《北江诗话》卷2说:“有唐一代,诗文兼擅者,惟韩、柳、小杜三家。”此可谓确论。1 在决定散文创作的文学理论方面,杜牧与韩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韩愈文论的核心是文以载道和文体革新。文以载道是目的,文体革新是手段。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也?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他的创作活动实践了他的理论,在继承前人的基     

《江南春》诗主题辩

杜牧是极推崇韩愈的,他受韩愈的思想影响很深。他在《读韩杜集》诗中说:“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说:“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他的文学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答庄充书》)。这和韩愈的文学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是一脉相承的。韩愈对佛教的斗争是十分坚决的,宪宗元和十四年陕西凤翔     

文从字顺 章妥句适——学习古今文人推敲词语之妙

“推敲”一词的来历很有趣:传说以苦吟著称的唐代诗人贾岛骑着驴做诗,得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第二句的“敲”字又想改用“推”字,犹豫不决,就用手做推、敲的样子,无意中碰上了韩愈,向韩愈说明原委。韩愈想了一会儿说,用“敲”字好(见于《苕溪渔隐丛话》卷十几引《刘公嘉话》)。因为     

论韩愈“古文”的涵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韩愈倡导古文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韩文公庙碑》),远承西魏时之苏绰、隋时之李谔及初唐时之陈子昂,近接元结、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柳冕、梁肃等古文先驱人物,下开北宋欧曾王苏诸大家,“卓然树立,成一家言”(《新唐书·韩愈传》),使“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其“摧陷廓清之功”(李汉《唐吏部待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发扬光大散文之勋,彪炳史册,惊耀天下,不可磨灭。然时至今日,到底韩愈所谓的“古文”的涵义是什么,尚无专文论及。一些论著虽偶尔说到,似乎并未解决问题。笔者不揣谫陋,在此略陈一管之见。     

关于韩愈《奉和钱七兄曹长盆池所植》诗的系年

韩愈《奉和钱七兄曹长盆池所植》诗之“钱七兄曹长”指钱徽。钱仲联先生将韩愈此诗系在元和十一年,说:“时公与钱(徽)俱自中书舍人降官右庶子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实则,此诗应作于元和八年三月至元和九年七月期间。按韩愈诗称钱徽为“曹长”,不应指右庶子或中书舍人,而应指尚书省之郎中官。唐时只有尚书省丞郎郎中才能被称为曹长。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宰相相呼为元老,或曰堂     

试论韩愈《讳辩》涉及的四问题

韩愈劝李贺举进士,与李贺争名者毁谤并阻挠李贺举进士,构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这对矛盾如不解决,对于韩愈和李贺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杨绾向玄宗上疏条奏贡举之弊“所由妄相推荐,请量加贬黜”这类话一直起着作用(见《旧唐书·杨绾传》)。正如韩愈在《讳辩》中引用皇甫浞所说的那样:“若不明白,子(韩愈)与贺且得罪。”(注:以下引文凡属《讳辩》原文,篇名从略。)皇甫湜是韩愈的弟子兼好友,二人同     

序跋一首

韩愈《唐故太原府参军事苗君墓志铭》拓本跋尾 此志石本,洪、樊、方、朱诸家皆未见,欧、赵以下亦无著录者。四十年前始闻出土。今其石藏在陕西省博物馆。徐君无闻得此拓片,原有“徐氏子俊收藏”印记。归徐虽异延陵之剑,人得何殊楚国之弓。似有宿缘,宁非巧合? 试以魏本《韩集》所载相校,异文凡有九处:两处已见朱氏《考异》。若“卌”作四     

关于韩愈待命郴州的几个问题

德宗贞元末,韩愈贬阳山,旋因政局变化而待命郴州,考证而得韩愈于贞元二十一年的七八月之交至九月二十日之间待命郴州。考察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州家申名使家抑”诗句,韩愈待命郴州长达80余日的逗留,应是受到了湖南观察使杨凭的压制与阻扰。这主要是因为韩愈是永贞党的反对派,政治上的分歧使韩愈、柳宗元关系蒙上了阴影,而杨凭亦是柳宗元之岳父。韩柳关系上的变化,使待命郴州后的韩愈在创作上也发生了变化。     

“缘情”与“反讽”:重评《干校六记》

中国古典文论向有“缘情”之说,如“诗之为学,性情而已”(《汉书·翼奉传》)、“文,心学也”(刘熙载《游艺约言》),意思是诗文创作应该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人的心灵与情感世界。又认为“情”最好“以悲哀为主”,并当有所节制;如“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以及“哀而不伤”(孔子《论语·八佾》)、“怨而不怒”(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等,历代有论。推之于诗文评,即是     

也从《永贞行》看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

一谈及韩愈的政治态度,论者们必谈“永贞革新”;一谈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论者就又必然谈到韩诗《永贞行》——它似乎已成为韩愈反对“永贞革新”的铁证。毋庸讳言,在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上,韩愈是有错误的。但他是否就是“永贞革新”的死硬反对派呢?仔细分析一下《永贞行》这首诗,再结合一些其他材料深入探讨一下,觉得似乎也不尽然。     

潮州刻书述评

<正> 考潮州刻书,似可上溯至唐。《唐集叙录》载,朱熹校《昌黎先生外集》题识云:“惟只夏卿以为《明水赋》、《通解》、《崔虞部书》、《河南同官记》皆见于赵德《文录》,计必德亲受于文公者,比他本最为可信。而李汉不以入集,则疑凡外集所载,汉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也。”又,方崧卿(莆田人,宋孝宗时尝知台州)撰《韩集举正》淳熙己西(1189)刊于南安。此书一出,传为善本。方自序云:“校订韩集,旁取赵德《昌黎文录》……参互证征”。又,宋本《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之“韩集所收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开列唐代姓名之三便为“天水赵氏,名德,编集韩文,号《文录》,有序”,之四为“陇西李氏,名汉,字南纪,编集并序”。又,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三》有云:“杭本(指嘉佑七年杭州刻本)并无目录……赵德之序文录列于李汉之先。”据以上引文,可供证征者三:     

论韩愈传记文学的生命力与艺术美

在韩愈的丰富散文著述中,哪些作品应该归入传记文学的范畴呢?我认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历史人物或当代人物的生平为主线,具有真实性和较强的文学性。据此,韩愈创作的“序”、“传”,如《张中丞传后序》、《太学生何蕃传》等,以及他的大量优秀的碑志,如《柳子厚墓志铭》、《曹成王碑》、《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等,都应该视为传记文学。过去,人们囿于“谀墓”的观点,往往轻视或否定韩愈的碑志。诚然,由于碑志属歌颂死者的体例,且韩愈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身的局限,其碑志中确有一些“谀墓”之文,但“非此即彼”     

韩愈籍贯诸说考辨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两《唐书》本传对其生平事略均有较详的记载。由于诸记对其籍贯记叙，有昌黎说、邓州南阳说、河阳说的分歧，致使后人以至今人言其籍贯时，也诸说纷纭。核之史籍、家谱、墓碑等文献资料、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以及实地考察所获得的资料，可以肯定韩愈是唐怀州河阳县(今河南孟州市)人。     

关于《进学解》、《滕王阁序》写作年代质疑

一、韩愈《进学解》写作年代质疑韩愈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文学家之一,特别是他的散文对后世影响很大。《进学解》是篇名赋,历来脍炙人口,是韩文的代表作之一。全文刊录于两唐书,足见其在韩文中的重要地位。弄清其写作年代,无论对教学,科研均有裨益。大学基础课统编教材《大学语文》(徐中玉主编)选有此文,汉语系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也辑有此文。对于其写作年代,朱东润认为:“作于元和八年(813)”。而《大学语文》则写作“元和八年(813)韩愈复为国子监博士之时。”究竟《进学解》写于何年,韩愈又在何时复为国子博士,在教学中我翻阅了有关资料,对此有些不同看法,故不揣谫陋,求教子有识之士,但限于材料,难免谬误,尚乞指正。     

评韩愈、欧阳修、袁枚的哀悼文章的代表作

《祭十二郎文》、《泷冈阡表》、《祭妹文》分别为韩愈、欧阳修、袁枚的哀悼文章的代表作,历来的评论家常把它们并提,称为“古今哀悼文章中的杰作”。对于历来评论家的这一提法,我不能苟同,这个评价用以称道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和袁枚的《祭妹文》是可以的,而用以称道欧阳修的《泷冈阡表》则是不恰当的。也就是说,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不能跟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并称为“古今哀悼文章中的杰作”。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十二郎,名老成.原是韩愈二哥     

《马说》解

《马说》是唐朝大文学家,大思想家韩愈的著名杂文之一。韩愈一生为后世留下了七百多篇散文。其中“杂著”占六十五篇。韩愈的杂著散文,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政论、道论、学论、人情风俗论等各个方面。有人曾研究“只有杂说是韩愈论说文中唯一具有文学价值的散文”。包括《马说》在内的“杂说四首”正是这种“具有文学价值的”论说文的代表作。     

也谈韩柳

解放后,学术界对韩愈、柳宗元的研究一直存在“尊柳抑韩”的倾向(至于“十年动乱”期间韩愈在“评法批儒”中被横加一些罪名,又当别论)。近年来,随着学术民主空气的恢复,有不少同志发表了重新评价韩愈的文章,对韩愈研究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如韩愈是否保守的世族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否反对所谓“永贞革新”,是否勾结宧官,以及怎样评价韩愈攘斥佛老等等,都作了较深入的有意义的探讨,这是很好的。但同时我也感到似乎出现了一种“尊韩”的风气,所以想简单谈一点个人意见。 本来,南宋王应麟提出的“韩柳并称,其道不同”(《困学纪闻》)是一个平实的意见。但目前有人在多方肯定韩愈的同时,对柳宗元又多所贬低。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是欠妥的。今天评价韩柳,应该首先抓住构成韩柳之“道不同”的特质或特点,既要看到它们在中唐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     

李翱的论文理论——读《答朱载言书》札记

李翱是韩愈弟子,其论文理论与韩愈相似。然而,李翱学韩是比较灵活的,他对韩愈的论文理论既有吸收又有发展,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论文理论。关于这一点,章太炎曾经指出:“按二人(皇甫湜、李翱)虽俱学韩,李能自立,不屑屑随韩步趋。虽才力稍逊,而学识足以达之。故能神明韩法,自辟户庭。”(《皇甫持正文集书后》)而李翱的论文理论集中反映在《答朱载言书》中,本文主要依据此《书》,对李翱的论文理论的特色谈几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