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形态与纠纷解决的多元化

司法克制主义是一种基本的司法形态,当下关于司法能动主义存在着认识误区,从而导致对司法高期望值与权威性不足、公信力差之间的悖论。解决高速增长的常规性纠纷与非常规性纠纷的重点在于提供纠纷解决的多元化机制,而不是过分苛责司法。司法应该保持其克制形态。     

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功能与现状

从广义上理解,乡村司法应当包括农村基层法庭的司法和基层派出所、司法所和其他站所的准司法以及乡镇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准司法.中国乡村司法具有独特的功能,它糅合了基层司法职能和部分行政职能,还兼具纠纷解决职能与法律服务职能.从农村社会的“结构混乱”状况、纠纷解决充斥着“力”的因素、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弱化等现实来看,当前中国乡村有着很高的司法需求.各种司法或准司法机构在乡村司法体系中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组织体系和治权不断弱化、缺乏解纷的制度性动力、脱离实际的程序化倾向、过于强调社会稳定等等.对此,需要从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角度和满足秩序需求的法治角度对乡村司法机制加以完善.     

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认知

中国行政诉讼司法认知存在范围界定不科学,程序规则不完善,效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等问题,应当合理界定司法认知的范围,完善司法认知的程序,妥善解决司法认知的效力问题。     

论司法变迁的未来模式

本文基于对浙江省二十年司法制度发展的实证分析,基于浙江地方经验与中国国情,分析了理论界存在的有关司法改革的三种模式激进主义、相对合理主义、合理性相对主义的优缺点,进而提出我国司法变迁的未来模式理应是超越激进与保守的中庸模式.     

中国诉讼分流的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诉讼数量迅速增长，但1997年以后诉讼增长率明显降低。对于在社会转型期诉讼增长率不升反降的原因，可以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政策和法院公信力三个方面来分析纠纷的走向。关于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年均增长率、相关系数和比重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诉讼增长率的下降也伴随着人民调解和经济仲裁作用的下降，但行政解决机制的增强、不受理的司法政策、诉讼费用改革以及针对司法腐败的一系列制度性建设，遏制了诉讼量的快速增长。     

从原则与例外之争到司法裁量基准之建构——行政诉讼暂时性权利保护机制的新构想

我国当下的学术研究和司法实务在行政诉讼暂时性权利保护机制的设计上普遍存在以停止执行为原则和以不停止执行为原则这两条思考路径。作为司法审查过程中利益冲突与消解的制度表征,起诉是否停止执行本质上是在执行利益与延缓利益之间的权衡与取舍。比较法的观察同样显示,域外立法规定虽貌离而神似,通过立法赋予司法裁量权则体现出暂时性权利保护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我国现行立法的修改也应超越无谓的原则与例外之争,将重点转向对司法裁量概括审查和利益衡量二重基准的建构。     

司法政策的治理化与地方实践的“运动化”——以2007—2012年的司法改革为例

当常规的司法资源不足以应对高发的社会矛盾、而维稳又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时,司法政策就会从法治化偏向治理化。而在治理化逻辑的主导下,地方司法实践就很容易出现"运动化"现象。这说明运动式思维以及支持运动发生的社会结构条件还依然存在。如果这种运动思维及支持运动发展的社会结构条件不能得到彻底改变,那么司法政策的治理化和地方实践的"运动化"就有可能还会出现。     

关于完善我国司法公开制度的思考——从利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视角论之

司法公开具有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能力、树立司法权威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程序保障。虽然公开透明一直是我国司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我国目前司法公开的状况与现代法治精神、公平公正司法理念和矛盾纠纷及时有效化解的实际需要等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尽快建立符合上述要求的司法公开制度体系,是当前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就此,应把握的总体原则是:一方面要坚持全面扩张,不断扩大司法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另一方面也要坚持适度限制,实现扩张与限制的动态平衡。     

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法规政策变迁的回顾与思考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伴而行的。从法规政策角度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经验,有利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法治建设进程。     

美国反托拉斯政策变迁及其对我国反垄断的启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旨在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的反垄断法也正在加紧制定之中.如何合理高效地执行反垄断政策将是今后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借鉴法学概念,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探讨了美国一百年来的反托拉斯政策变迁的原因、特点及其实施效果,并据此得出对我国今后反垄断具体实施的目标、基本原则等有益的启示.     

论湘鄂西土司司法自治与土家族家族司法的确立

处在武陵地区的湘鄂西土家族,在唐末以来至清朝改土归流前的七、八百年问实际处在土司统治时期,土司主们在自己的领地里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民间一切的诉讼案件,都只听凭土司主一语判断,土司主就代表着法律并随时可行使司法权力,因此在司法方面也处于一种相对自治状态.土司体制运转了数百年,到后来弊病日显,矛盾也越来越多,这些矛盾导致了土司制度的灭亡.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使得土家族家族司法得以确立.这种家族司法在维护本家本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充当官府治理地方的辅助工具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它包含着的朴素的民主公平的家族司法理念,在历史上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国家法律统一规范的前提下,我们应对传统的家法族规吸取其中有益的精华,扬弃其中的糟粕.经过"传统的再改造",实现土家族家族司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价值转换.     

司法建议制度的改革与建议型司法的转型

司法建议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集中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司法外职能.广义的司法建议包括法院的司法建议和检察院的司法建议(即检察建议).就性质而言,司法建议只是一种建议,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当前司法建议适用范围、建议对象、建议参与主体的自行扩张,印证了当下中国的司法属于建议型司法的模式.从长期来看,法院的司法建议应当废止,法院对外发出的唯一具有司法权威的文书只能是裁判文书.但对于短期而言,司法建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法院与党政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在促进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可根据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对其予以改进,即严格限制司法建议的适用,规范适用对象、制作和发出程序,以保证法院文书的权威性,提升司法权威.针对法院的检察建议是一种非对抗性的诉讼监督,客观上有助于在保持法检良好关系的前提下发挥更好的监督效果,在短期内可以进一步完善和适用,而从中长期来看.根本无需针对法院的检察建议.针对其他单位的检察建议则体现了检察机关的司法外职能.检察机关可以拥有此类司法外职能.     

美国少年司法变迁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改革及其借鉴

美国传统少年司法曾经长期不受正当法律程序的约束,这样的特例被认为是为了有利于保证罪错少年获得最有利的处遇。但这样的观念和实践在1967年高尔特案件后开始改变,罪错少年也逐步获得了类似成年罪犯那样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的保障。与美国少年司法进行正当法律程序改革之前相似,中国目前对于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少年的处置,同样基本上没有任何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这样的状况急需改变。     

论司法去地方化改革与人大的司法监督

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将司法去地方化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司法地方化在我国有复杂的历史和制度原因,司法去地方化改革与人大司法监督形成了紧张关系。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应严格依照宪法规定,增强人大司法监督的实效性,同时又与司法去地方化改革相协调,使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可以通过完善人大司法监督手段和构建司法去地方化与人大监督的衔接机制来解决两者的紧张关系。     

WTO解决争端机制视野下的中国司法

随着我国入世的临近,WTO协定必将给中国多方面的法律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虽然在实体、程序等方面,WTO解决争端机制与中国司法具有一定积蓄的契合点,但入世后,中国司法尚需在以下两大方面予以完善;一是在建立一个快速有效地解决国际贸易争议的国内法机制方面,应在立法和组织机构等方面采取行动;二是相对WTO解决争端机制,中国应重视多方面的司法实践.     

透视中国的行政审判体制:问题与改革

行政审判体制问题是当前制约我国行政诉讼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现行的行政审判体制已经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最主要内容之一。我国现行的行政审判体制面临的是全面性危机 ,问题突出表现为 :行政审判的独立性不强 ,法院在行政审判中的权威性严重缺乏 ,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难 ;深层次来看 ,涉及到司法的地方化、司法的行政化、法官的官僚化等问题 ,使得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公正难以实现。针对实践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文章在剖析成因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在改革路径上应当推行整体性的结构化改革 ,在中国建构独立的行政法院制度才是改革的根本出路。     

司法介入会计信息纠纷的不足与完善——以会计契约为分析视角

会计信息供给不足一直制约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导致会计信息供给不足的原因很多,其中司法难以有效介入会计信息纠纷是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会计契约为分析视角,探讨了当前司法难以有效介入会计信息纠纷的原因,并提出完善股东查阅权与民事审前程序、引入法务会计人员参与诉讼、健全会计契约剩余分配制度等方式,提高司法介入会计信息纠纷的效率。     

论行政诉讼中不确定概念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

不确定概念的问题是现代行政诉讼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法院要在司法解释与行政解释的争议中平衡对法拘束的坚持与对行政空间的尊重。然而现有的对行政解释的审查方式都过度强调审查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而忽略了不确定概念问题的正确性本质。不确定概念在行政诉讼中形成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获取过程中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冲突,司法审查的任务是在关键解释命题的二次证明中排除不正确的行政解释。在对不确定概念的行政解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法院应进入到解释正确性问题的内部,并受到审查内容与方法上的"软约束"。     

论宪法与司法适用

本文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 ,应针对不同的诉讼作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 ,简单地归结为能与不能。民事诉讼适用宪法具有深刻的法理依据和必要性。刑事诉讼不得以宪法定罪量刑本身是宪法人权观念的要求。而宪法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问题 ,应从控制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立场来确定。     

判决的可预测性与司法公信力

任何社会中司法权威的确立,总是要以良好的司法公信力为前提。司法公信力是民众对公正司法的一种内心确信和普遍感知,判决的可预测性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社会基础。在现代开放社会中,司法尤其是法院在应对充满太多不确定性的社会情境当中,努力通过增强判决的可预测性来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无疑是从社会的"可感知"层面来建构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在判决可预测性要求的背后,意味着社会在"可感知"层面对公正司法的信任,以及社会在"行为可预测"层面对法治秩序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