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规避与地方政府社会安排

企业社会责任的规避与地方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回避与被动安排相关.其主要表现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优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对经济资本积累的重视优于对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视,政府对绝对贫困的重视优于对现代贫困的重视.处理社会问题的思路狭窄、财政手段软弱、经济动力缺乏、组织化渠道单一是地方政府回避与被动管理的主要原因.合理分摊政府之间社会支出的成本、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会支出的比重、优化社会资本的"投资环境"、摆脱企业承担的"政府官员责任"、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监管与政府监管并培育一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家应成为地方政府强化社会安排的有效途径.     

社会资本积累: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

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成为分析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一个全新视角,它为人们思考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可用的理论基础。当前社会矛盾的一些特征表明,社会矛盾容易激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缺乏社会资本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政府管理体制的传统角色及其自利行为;经济理性导致公众、政府之间缺乏实质性的了解和交流,这些都成为严重影响社会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应该成为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     

论"交易"

个人如同企业."交易"与"生产",是社会中任何个人为尽可能充分实现自我主观价值,而对既有"自我资源"和"环境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两项基本活动.其中,交易是对生产的相对高效率替代.任何交易都不存在"客观价值"或"社会价值",只存在以各个人主观价值判断为基准的纳什均衡或自我均衡.市场、企业、政府是人们为提高交易与生产效率而创造出的特殊组织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凡是存在的,都是有效率的.     

周秦的社会变迁、思想调适与中国传统社会

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来看,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社会形态未发生根本质变的传统社会.周秦之间的社会变动,只是夏商时代部落方国相对自治的社会格局因西周"封建诸侯"的殖民统治、民族融合、文化同化,而被整合成一个民族与文化共同体的结果;而"独尊儒术",则是在大一统格局形成过程中思想调适的最终产物.然而,这是一个只有社会静力学设计、缺乏动力学认识的文化系统,它在"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的支配下走向僵化,终于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     

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模式探析——基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的实践经验

中国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是单位体制改革的结果,社会组织在数量和种类上的激增证明社会发展对其存在的需要。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各社区民间组织之间的连接纽带;是实现个人参与社会互动的有效渠道;是鼓励社会成员参与社会事务的物理平台;是改善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有利媒介;是对社会服务管理协同机制的创新。在社会空间理论视角下,运用资本的概念对中关村街道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研究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互动模式。     

政府与社会: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

在单位体制下,我国个人对单位、单位对国家的依附,形成"个人-单位-国家"之间的依附链条,也导致了"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控制链条.单位体制的弱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使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我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正经历着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重新定位,要积极推进民间组织的自治化进程,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     

我国社会中介机构的建设

我国的社会中介机构是在体制改革过程中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发展起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各类社会中介机构是沟通和联结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社会中介机构的基本特性是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它的基本功能包括 :鉴证功能 ,社会监功能 ,决策支持功能 ,反馈功能。通过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社会中介机构的建设 ,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     

社会学的"个人":意涵、问题及前景

社会学的"个人"是现代性过程催生的重大历史产物之一,这一过程赋予了"个人"独特的现代性意涵.也造就了"个人"所背负的沉重问题:背弃自然、背对历史、社会共同性的迷误,这些问题表现了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严重扭曲.在社会互构论看来,个人的现代性意涵对于破解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和深刻危机有着根本性意义.故须开辟现代性的新走向,以彻底变革人与自然的现有关系;拓展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视野,以理解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真实意义;阐析现代社会的共同性意涵,以重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及其重构

“共同体”作为个体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结,发挥着道德内化与组织化等作用。是社会得以维系的保证。我国近代以来社会共同体的演变表明,个体的独立、社会的发育与政府的强大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在传统共同体解体后,需要通过重建现代共同体使社会归位,构成当前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     

当前中国社会信任缺失原因探析

信任是连接个人与社会、他人的一种基本纽带,信任缺失对人们之间正常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信任缺失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导致信任缺乏文化持续性;人的个体意识理性不足导致信任缺乏理性基础;中介系统不完善导致信任缺乏制度保障。     

论社会史的整体性

什么是社会史的整体性？言人人殊.但一个明显的趋向是,社会史总是围绕着完善“历史的结构”书写而展开.与传统史学对历史要素的制度性理解不同,社会史更重视个体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要素,并以此为中心确定社会结构的边界及其核心要素.在社会边界内尽可能多地充实相关日常要素,使历史趋于全面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一重要义;在地方世界中(典型的如共同体)更方便地体现诸多日常要素之间的深层结构性联系,使历史趋于具象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二重要义;在人物、事件和时空等历史维度内部和之间更明显地建立起呼应关系,使历史趋于谱系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三重要义.以整体性为追求的社会史通过这些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史学,亦给未来社会史以“理性的指示”.     

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的悠长发展历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之发育、发展、生成始终与西方国家社会转型保持着相互照映的密切关系。其经验、理念中的一般性内容,可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经验参考,可为中国市民社会生成所借鉴。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度环境和当下社会境况,注定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市民社会必将依循一条符合现实国情的道路,即中国社会转型所生发的现代因素催生市民社会的自身发育、市民社会的成长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动力,二者互动发展,共生共强,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共同目标。     

市民社会理论：一个文献综述

社会发展的结构性转型推动了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蓬勃兴起和快速发展。研究者主要沿着两个视角展开：或把市民社会看作一种学理分析资源来研究,或将市民社会看做一种实体社会资源来分析。不同的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者不同的视角取向,因而两种不同视角不是截然对立的。无论是作为学理资源,还是看作实体建构,市民社会研究都有其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显见价值。     

市场经济视野下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强大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社会生活契约化体现着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现实困境与策略创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的理论构成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资源,对提升当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具有借鉴意义,信任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农村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认同,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而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扩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融资渠道。然而,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内,我国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分布还很不均衡,总体发育不够成熟,这其中,农村民众普遍社会信任的产生还面临许多困境,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规范存在不足,同时,农村公民社会不发达,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农村民众参与意识较为薄弱,这些都构成了当下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社会根源,因此,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大力提升其现代社会资本存量,强化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地方官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积极转变地方政府的供给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过程的善治转变,并积极完善供给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唯物史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论

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也是社会存在的主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当＂顶层＂的社会意识左右了社会存在,社会存在背离了普遍的主体性价值,普遍的社会意识就会显现出对抗的因素,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矛盾就会加剧,社会意识的更多诉求,就会取向于社会存在的变革。坚持以人为本,必须牢固确立执政党的为民意识,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享受发展成果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务必强化执政党的服务意识,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始终做人民的公仆而绝不凌驾于人民之上。务必要从意识形态的顶层,扭转只为少数人或少部分集团谋利益的价值观念,让社会回归正常的存在形态,让主体人的意识重归主流渠道。     

对中国近代“民间社会”问题的再认识

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或可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19世纪中期以来,西风东渐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成为近代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civil society"一词译为"民间社会",或较为妥当:既表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的联系,亦可显示开始形成的近代民间社会那种既已开始脱离官方控制,但又未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过渡性特点。     

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目标及途径探讨

在我国,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一个特定领域,通常指由民政部门主管的专门为老弱病残提供的具有福利性质的社会服务,诸如儿童福利、老人福利和残疾人福利等,而服务的方式主要以院舍供养为主。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政部门一直在探索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方法,试图改变政府包办社会福利和企业办社会的传统格局,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或个人共同营办社会福利服务的局面。然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基本被取消了,但政府独立支撑社会福利服务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由此而导致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缓慢,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培育和支持不足,二是政府投入不足,缺少对民间资金的激励政策。社会福利社会化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发生变化,而不是从社会福利责任中的退出。政府必须发挥资金投资主体的角色。     

基督教信仰下的少数民族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以云南三个苗族村寨调查研究为例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立一个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祥和安宁、友爱诚信的社会环境。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基督教要求信徒不但要以"十诫"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要懂得"感恩",能"博爱"、"行善",要求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和谐相处。基督教在信教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于构建人际关系、规范行为方式、调节身心平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国部分地区的苗族接受基督教信仰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基督教信仰使信教群众在社会组织、行为习惯、节日习俗、价值观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苗族部分传统文化因基督教的介入丧失了传承的根基,另一方面,基督教文化已经融入到信教苗族的文化之中,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云南三个信仰基督教的苗族村寨的实地调查研究,认为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只要好好加以规范和引导,就能够在信教民族农村地区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