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真大和尚东渡和日本律宗

唐代有很多高僧东渡日本传法,在弘传佛法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向日本人介绍,为促进日本文化进步和社会体制的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当中,鉴真大和尚是卓越的代表.他怀着到异域传法的炽热感情,不畏艰险曲折,前后经历六次东渡,遭遇五次失败,期间不幸双目失明,最后终于到达日本,向僧众授戒传律,创立日本律宗,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发展,为推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光昭日月、流芳千古的贡献.     

鉴真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

鉴真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日本佛教建立了严格的授戒制度，使其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二是创造了日本律宗的祖庭——唐招提寺；三是为天台宗、密宗在日本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至于作为律学大师的鉴真，为什么会与天台宗。密家发生关系？文章提出了新看法。认为传律授戒是律学师傅的宗教义务，其服务的对象是整个佛教界，并不局限于一宗一派。因而律宗很难算得上独立的佛教宗派。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考证，认为鉴真应属天台宗信徒，但他又能根据客观需要，在实践中吸收密宗的某些仪轨。     

日本律宗文献《传律图源解集》研究

《传律图源解集》是日本江户时代东大寺僧人亮然重庆所撰写的一部佛教律宗传法谱系著作.此书广泛采集中日两国的史料,梳理了律学的传播源流及律宗僧人的师承关系,尤其凸显了宋代资持派及日本东大寺一系法脉的兴盛,不仅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线索,而且具有辑佚、补史等多方面的价值.     

鉴真弟子法进与日本天台宗

鉴真及其弟子赴日,大力推动了天台教学思想在日本的流播,其中弟子法进功不可没。法进赴日前居住的扬州白塔寺很可能早就存在天台教学思想的传播;当时律宗高僧律、天台二宗兼学,鉴真、法进也不例外,均被誉为"天台宗学者"。法进在日不仅讲诵天台经籍,而且还利用自己携带至日的天台经典协助校勘已流传的天台佛经文本,参与佛经校勘事业。其与鉴真留存于东大寺的天台经籍为最澄所阅读,并由此促使日本天台宗的诞生。法进是最澄、园仁、成寻等日本天台宗历代宗师所注目敬仰的杰出人物。     

论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密宗兴起的影响

东渡日本的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为建立、完善日本授戒制度,开创日本律宗做出的贡献,早已得到了中外学者的一致肯定.但是,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和密宗的兴起做出的奠基性贡献,学术界至今探讨得还很不够.文章在肯定鉴真开创日本律宗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讨论了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和密宗兴起所做的贡献及其背后的原因.同时还提出了鉴真既是律宗高僧,又是天台宗大德的新观点.     

接续与开衍:明清之际律宗中兴之历史反思

明清之际的律宗中兴始自古心律师。古心之后弘戒弟子不断开衍分化,因嗣法弟子弘化道场的不同,在律门内形成了诸多法系传承。伴随着个别法系的发展壮大,法系间逐渐产生了宗门正统之争。尽管该宗在戒律学思想上建树不丰,未能真正上溯唐宋南山宗风,但其特重传戒,以戒弘律的行谊,以及对中国佛教传戒制度的改革,则使佛教授戒之仪制得以存留。     

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影响广泛,由他开创的律宗列"南都六宗"之一,在日本佛教史上意义重大自不待言,还涉及建筑、美术、工艺、书法、医学等,甚至连传播豆腐、香木、砂糖、纳豆、茶道、酱菜之类也算在鉴真的功劳薄上。鉴真携往日本的书籍,真实地反映出他的精神信仰及理想抱负。鉴真及其弟子通过"书籍之路"及设坛授戒,极大地传播了宗教文化。他们携带的这些经卷对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有直接影响。     

鉴真东渡兴律缘由考论

律宗大师鉴真(688—763)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弘扬佛法方面,可与玄奘法师同名九鼎.白天宝元年(742)至天宝12年(753)间,他涉海东渡,历尽万劫,直至双几失明才抵达日本,他既而统率门徒,彰法金堂,传戒奈良,于是店招提寺成为日本律宗祖庭,同时中国建筑、雕塑、医药、书法和印刷等文化精华随之东传,以致鉴真英名与奈良文化不可须臾分开. 然鉴真事迹在中国却鲜为人述.李肇撰《唐国史补》仅记数十字,《全唐诗逸》中补辑高鹤林     

明末清初律宗法脉之接续考

作为晚明律宗中兴的起点,古心接续了自元代以来长期中断的律宗法脉,同时也成为了明末佛教戒律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寂光三昧创“千华社”则成为了明末清初律宗宗派构建的一个起点,为日后此法脉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作为继古心、寂光二位律师之后的集大成者,见月律师最终将整个明末清初的律宗中兴运动推至顶峰。     

鉴真和他的造像

唐代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在一千二百年前,应圣武天皇的邀请,把中国唐朝文化和佛教律学,一起传播到日本,受到了世世代代日本人民与朝野僧俗的尊敬。我国著明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和佛教中的知名人士,如郭沫若、巴金、梅兰芳先生和赵朴初会长,以及扬州古大明寺的能勤法师,都曾先后去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瞻仰过鉴真和尚坐像。鉴真和尚的这尊坐像何时塑造,又是     

宋代以来东南寺院的结界实践和僧俗认知

佛教中的“结界”一词有多重含义，各派的结界做法亦有差异。唐代以前，东南佛寺的结界记录较少。道宣解释并发展了《四分律》中以秉法为目的的结界规范。北宋南山律师择梧、允堪、元照等在东南寺院多有实践。南宋之后，律宗沉寂，在僧俗认知中寺院结界的含义和做法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结界的做法受到密宗的影响，另一方面“结界元始本欲秉法”的意义被淡化了，士大夫甚至将寺院大界相理解为具有产权分界意义的“界至”。律宗结界在东南地区被传播、实践和变化的历史，既反映了佛教各派间的相互影响，更反映了佛教严明戒律和世俗明确产权这两种不同趋势的相遇和互动。     

鉴真圆寂后日本国使扬州报丧时间考辨

唐代扬州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传播文化,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恩人。鉴真圆寂后,日本特派国使赴扬州报丧。关于报丧时间,中日学者各执所见。     

赴日唐僧与奈良佛教

在整个奈良时代(710~794)赴日的唐僧中,前期赴日的道璿等人与中期赴日的鉴真僧团具有代表性的意义。道璿不仅结交当时的文人政客,参与国家的佛教大典,而且对于天台教学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奠基作用。在鉴真的弟子中,留下著述的法进与思托二人无疑是两个特殊的存在。思托撰写的鉴真传记为我们保留下研究鉴真乃至唐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而法进不仅仅身体力行授戒,传播戒律台教,而且还撰述经论,从理论的深层对奈良朝的佛教社会施加影响。     

鉴真东渡动机诸说批判——剖析日本学者的几种观点

唐代鉴真东渡日本的事迹,可谓众所周知;渡海期间饱受千辛万苦的经历,大概也为世人熟知。然而,有关鉴真远赴日本的真实动机,国内学者很少有人论述,国外学者提出的观点则难以令人首肯。日本学者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立足于日本史而倡导的＂留学僧怂恿说＂和＂圣德太子敬慕说＂,着眼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背景而臆造出的＂鉴真间谍说＂以及＂鉴真亡命说＂等,应对此进行剖析和批判,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学者独立思考而得出的结论。     

弘一法师菩萨戒思想研究

弘一法师在声闻戒方面,以弘扬南山律学为志愿,对南山律宗的创立者道宣、发展者元照的戒律思想进行过精深研究和系统整理;在菩萨戒方面,坚持唐末五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天台菩萨戒传统,对瑜伽系菩萨戒抱持开放态度,对华严、唯识宗僧人的《梵网经》注疏也给予高度关注.南山律和菩萨戒构成弘一法师律学思想的两个基本部分.     

“戒体”：一种本体论的追索

律宗形成于唐代,是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戒体”理论为中心的。虽然戒体思想源于印度佛教理论,但在本质上则是以道宣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思想家们的理论创造,他们力图从本体的层面上解决佛教徒持戒修行“因何而成”和“如何而成”的问题。由唐至宋,律宗思想家们对戒体理论作出了本体性的构建,并探讨了其所具有的“业力”和体用的意义及功能。其实质即是通过“善种子”的本体化思维不仅完成了对实体化的“色”、“心”的超越,也促进了中国佛教理论向深层的发展。     

中国佛教律宗源流

东晋法显为求戒律而冒险西行,唐代鉴真为传戒律而六次东渡。他们度流沙、历绝壁、乘危澜、涉惊涛,出生入死,百折不回的精神,虽是为了宗教事业,但从而交流了中外的文化,增进了中外人民的友谊,这一历史业绩是不可磨灭的,直至今日,始终受到人民的怀念和尊崇。欣兹“鉴真探亲”,为作《中国佛教律宗源流》。     

荣睿、普照在鉴真东渡弘法中的重大作用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贡献巨大，鉴真被奉为日本文化大恩人。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在鉴真东渡弘法过程中，做出了极大牺牲，是辅佐鉴真东渡和弘关的功臣，为中日两国人民所敬仰。     

鉴真弟子法进的在日活动——鉴真和上解任僧纲为止

法进是鉴真和上弟子中最为特殊的一位,其不仅与鉴真同样位至大僧都,而且还继承了东大寺戒坛院和唐禅院,在奈良时代的佛教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戒律思想传至日本、最初展开的时期,朝廷对鉴真僧团极为期待。法进跟随鉴真和上同心协力,不负众望,大力推动了戒坛的建立、授戒的展开、经论的讲读、经典的书写等。此外,法进本人也携带大量经论赴日,倾力于戒律思想的传播。鉴真僧团结识当时的实力者即以光明皇太后为首的藤原仲麻吕等藤原一族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法进功不可没。     

鉴真东渡前的弘法活动与法进的出家受戒

法进作为鉴真的弟子,跟随鉴真多次东渡,被誉为在日宣扬戒律的第二人。其为申州义阳人,于申州大云寺出家,后师从鉴真受具足戒。扬州经济繁荣,交通便利,佛教氛围浓厚,寺院较为兴盛,更重要的是鉴真在扬州的弘法活动声震江淮一带,这些因素促使法进赴扬州师从鉴真受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