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祁门善和里程氏家乘谱牒所见的徽州佃仆制度

根据现有的文献和民间文约记载,明清时期,存在着一种具有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佃仆制。而皖南的徽州地区尤为典型。随着徽州地区大量佃仆文约的发现,佃仆制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的同志已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关于佃仆的起源、性质,及其演变,本文不可能作全面的探讨,仅就祁门县善和里程氏的家乘谱牒、文约,结合其他文献记载,作者实地调查所得,相互参订,作一个侧面的初步研究。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租佃制度与农业互助合作

仅从剥削与被剥削、土地租让与经营的角度并不能全面认识租佃制度的内涵,租佃制度还包含着业佃之间的互助与合作关系。以往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到佃农之间的互助合作行为,而在租佃制度中以伙种、分种、换工、帮工、分租、力租、永佃、减租等形式存在的业佃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关系则被遮蔽于剥削关系之下。在租佃制度中,非对称性的合作与互助是业佃关系的常态,租佃关系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性、剥削与互助并存是租佃制度的基本特征。对构筑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来说,限制租佃关系的剥削性,倡导基于自愿、公正、互惠的农业互助合作,形成租佃与互助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改进租佃制度的路径。     

一部富有特色的地方经济史专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介绍

安徽人民出版社今年二月出版了叶显恩同志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以下简称《佃仆》)这是一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并富有特色的好书。 作者叶显恩同志是致力于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从     

关于徽商起源于东晋的外因论与内因论——徽商起源札记(二)

将“新安歌舞”与徽商联系起来的研讨,我们所见的有《知新录》和《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下简称《佃仆制》)它们都认定:“新安歌舞”便是东晋时期新安商人的离别之辞。《佃仆制》于此写道:“徽商的兴起早在东晋时期”,“他们外出经商的离情别意被编入歌辞供娼妓演唱,说明新安商人的经商活动已为时人所知。”     

“业佃”关系与官民关系——传统社会与租佃制再认识之二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中的租佃制度及其中的主—佃关系,以往存在两种截然相反但都是影响很大的说法: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对立,极力强调地主在这种关系中的优势;一种是“中国文化本位”的乡村和谐,把乡村描绘成温情脉脉的大家庭。整体看来,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中恐怕都经不起深究。如果说传统农村中佃农的处境未必像过去一些著述说的那么绝望,那么自耕农的境况则未必像另一些著述说的那么值得向往。传统农村并不是一团和气的桃花源,但是危机的根源何在,是专制制度还是民间的租佃关系,值得认真研究。     

清中叶江西的土地债务与日常生活——以乾嘉时期刑科题本为中心

清代江西土地买卖形式多样,土地所有权复杂化,借贷频繁,土地债务关系深入生活从而日常化。清中叶江西租佃制流行,主佃关系却不甚融洽。江西的押租制较为典型,租地需要向出租者交纳押租钱,出租者转佃还可向新的承佃者收顶佃价银。出租者收回出租地自种、转佃或出卖,租地者因租地期间投入资金或多余劳动,要求出租者应还工本,出租者不允,则引起纠纷争讼。生活中财产关系日常化,人们因经济困难,为救急常把田地、山场典出,以获得典价钱财,待经济好转再将田地、山场赎回,但是由于回赎无力,或是典进者反悔,或是双方的找价,或是改为绝卖,引起纠纷。民食不足而借谷、借钱的行为时常发生,而不能偿还或者偿还不当,也会引起纠纷。日常生活中的清中叶江西土地债务关系,不仅充满博弈、纷争,也处于通融、互惠与共有的状态。     

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

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可以分成主奴关系和普通的尊卑关系两种类型。元代以前的君主官僚制社会中 ,由于官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名义上无限至上的君权在行使中受到很大限制 ,君臣之间形成一般的尊卑关系 ,没有主奴意识。元代的重要官僚大多来自怯薛 ,该组织成员始终是皇室的奴仆 ;而怯薛在国家政治中的中枢地位又使得当朝权贵以做皇帝奴婢为荣的风气不断弥漫到各族官员身上 ,君臣关系不断向主奴化方向发展。与此相适应 ,传统中限制君权的诸多政治运作 ,如封驳制度、执奏制度等 ,在元代被大量破坏或不克施行 ,官员也难再有其他朝代士大夫官僚们的人格尊严和自觉。当然 ,元代以前 ,君臣之间的尊卑反差一直在缓慢地扩大 ,元代则使其最终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一变化被明、清两代继承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构建和谐政党关系

政党关系是当今政党制度中最基本的关系，它是各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反映与体现。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静态的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发展或平衡，政党关系和谐可以优化乃至整合各个政党的政治功能。搞好执政党与参政党自身建设，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关键之举。     

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开创性研究

经君健同志所著《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一书,已列为《中国社会史丛书》的一种,最近出版。这是一部对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等学科都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存在由社会地位特别低下、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所构成的贱民等级,是封建国家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贱民等级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早已存在。但到明代,封建国家的法律,开始对民人区分良贱。到了清代,封建国家才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贱民的范围,把奴婢、堕民、丐户、九姓渔户、蛋户、佃仆、隶     

唐中叶至宋代租佃契约思想研究——基于规避风险视角下的契约安排的选择

农地租佃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存续和发展。唐中叶至宋代的租佃制度作为唐宋之际诸多变革中之最著者,它不仅是简单的对前代的自然地延续,更展现着新的时代特征:在国家保障产权关系明晰的政策思想前提下,以契约形式结成的租佃关系成为唐中叶至宋代农地租佃关系的主导形式。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租佃制度本身是一种调节机制,它可以给贫穷但却很勤勉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进而有效地减少了社会地不平等及贫富差距。     

试析明代江西的佃仆制与租佃制

文章认为明代豪强地主经过明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和清兵入关后的烧杀抢掠而大量瓦解,佃仆制至清初也被瓦解。至雍乾年间,明代租佃制下地主对佃农的额外剥削也大量减少,代之而起的是比较自由的租佃关系。     

论“着佃交粮”的经济内容

“着佃交粮”是出现于太平天国设治地区的一个新的经济现象,它与“粮从租出,租由佃出”截然不同,具有其特殊的性质。因此,探讨它的经济内涵无疑是有意义的。“着佃交粮”这个新的经济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太平天国史专家们的注意。但是,他们对“着佃交粮”的正确认识并非一蹴而成,而是经历了一个探求的过程。五十年代初,     

浅析影子价格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影子价格是国家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对项目需求所提出来的资源、劳动力、外汇价格要求，严格地讲，是一种经济活动中的外生变量。它与我国经济增长中生产要素供需关系间的一般矛盾和特殊矛盾，决定了我们要合理地利用影子价格。     

返乡农民工的农地保障与社会保障

近年来，农民工出现较大规模返乡现象，部分返乡农民工因没有农地失去了在农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返乡农民失去土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进城时对责任田处置不合理导致失去土地；二是部分人因超生受到计划生育处罚，未能分到承包地；三是土地流转被征用。同时，由于我国大多数地区基本养老、医疗等保险关系不能接续，跨地区就业者的缴费年限不能累计，致使农民工返乡时大都选择退保。因此，农民工返乡带来的不仅是就业压力，还具有潜在的社会压力，没有土地让他们无法务农，     

中亚国家与欧安组织区域间关系发展的原因分析

区域间关系在中亚国家发展迅速，除俄罗斯主导之外，欧安组织是其中发展较好的一组区域间关系。对于中亚国家与欧安组织（OSCE）区域间关系发展的原因在学界有很多假说，但在解释力上都存在不足。社会科学研究的常识认为，只有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和较为稳定的变量上，才能较好地解释中亚国家发展与欧安组织区域间关系的原因。为此，文章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中亚国家与欧安组织区域间关系发展的原因是在国际体系、地区秩序和国家利益三种变量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     

农民工管理问题建言

今天我想谈一下自己对农民工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然后向广州市建设文明城市与和谐社会，如何对农民工进行管理提一些建议。第一，要认识外来工、农民工问题，首先要认识外来工产生的原因。农民进城变成工人，本来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其基本的条件就是农业的大发展，剩余农产品的大增加，工业品产品市场的大扩展，那么农民就自然而然地转为工人，变为城市居民。这是一个内生的发展机制。但是我们国家农民工问题的产生，是一种外生型的机制。我国农民工的背景是全球化，是对外开放，这时候工业品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市场，国内农业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小农生产依然存在，并没有进入现代化农业的阶段。所以国内的市场根本无法支撑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启动过工业化、城市化，那时候并没有限制农民进城。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些挫折，就把这个政策倒过来，严格户籍管理。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国农民工产生的背景与我们国家的人口有关系。我们的劳动力是一个无限供给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决定了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总是供过于求，没有办法提高他的工资水平，也丧失了资格和资方进行谈判，所以无法提出一些包括生活居住水平、社会保障甚至政治地位的要求。第三个原因跟我们的制度性障碍有关系。比如说我们非常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就算有条件进入城市居住，这也是一个障碍。另外跟我们的政体还有关系，比如工会就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从“圈地”到“丈放”：民生视角下清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土地制度是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和工具性制度设计。清朝的地权形态主要有庄田旗地制、地主所有制和自耕农所有制。明末清初,满清贵族通过“圈地”“拨补”“兑换”建立庄田旗地制且实行奴仆式生产。而后,通过“计丁授田”“更名田”“租佃制”让农民获得了部分耕种权,通过推动租佃制发展、废除主佃主雇之间的封建名分少量松动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通过“摊丁入亩”等田赋制度改革助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人口数量增长。清朝中后期,由于地权高度集中和多重剥削压迫,农户纷纷破产,民生日益凋敝。内外交困之下,清政府“丈放”旗地以转嫁危机。从“夺民田为官田”到“价卖官田为民田”的双重掠夺,承载了庄田旗地制的兴衰,也折射了清朝土地制度与民生状况的互动过程。以史为鉴,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警惕资本侵蚀和权力掠夺是乡村治理中民生工作的基本准则;农地制度的工具性应当首先尊重农民的创造性,注重农民的生计改善。     

清康熙年间台湾的“闽主客佃”和闽、客分类

在清康熙年间台湾的拓垦过程中,形成了"闽主客佃"的业佃关系。这一业佃关系的形成,与台湾地方官府对粤民的防范戒备及赋税征收的考虑有关。康熙晚期田底的出现和佃户支配土地的倾向,引起了闽籍业主的恐慌,业、佃关系趋于紧张。台湾汉人移民的闽、客分类,不仅对应"业主/佃户"的租佃关系,同时也是"闽南(福佬)/客家"两个方言群的分类。     

人情关系：市场的非价格协调机制

异化了的人情关系经常与腐败、不公平竞争、寻租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但人情关系与这些问题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本文在人情互动圈层分析后指出，人情关系的异化主要出现在半熟人圈，其主要原因是行动缺乏有效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使得人情关系中的自利性激进地表现出来而互利性则出现了弱化。人情关系作为市场的协调机制出现在熟人圈层中，是人们行为互动的结果，它运行的准则是实现行动利益的最大化。在分析了人情关系协调机制的形成和运行后，本文讨论了人情关系协调机制是市场必要的协调机制，但人情关系协调机制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的作用会出现差异。     

拓荒者的步伐和学术的里程碑--序叶显恩著《徽州与粤海论稿》

一披读了叶显恩先生的新著 ,笔者在脑子里蓦然涌上一片亲切的回忆 :时在 1 965年下半年 ,显恩随其师梁方仲教授来京作学术访问 ,我们有机会见面。他欣然告诉我 ,将以徽州的佃仆制度作为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题目 ,并即将前往安徽省的芜湖、合肥以及徽州的屯溪、歙县、祁门、休宁、黔县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和搜集资料。当时的显恩 ,正处在风华正茂、头角峥嵘的青年时期 ,谈论到他即将要进行的学术实践活动 ,充满着向往和热切的追求 ,表现出一个青年学子旺盛的求知愿望。其后 ,他果然只身前往徽州进行调查研究。我从梁方仲教授处 ,不断听到他的行踪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