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启蒙、革命与女性——丁玲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再解读

《莎菲女士的日记》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为重新认识丁玲的“不简单”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日记中的莎菲与记录莎菲日记的丁玲同构，传达出丁玲有关启蒙、革命与女性的复杂态度。莎菲身体上的离家行为呈现出女性心理与启蒙话语的相互碰撞；莎菲情感上的“自由恋爱”则指向“个性解放”等同于绝对“自我”的逻辑悖论。苇弟与凌吉士作为莎菲与丁玲人格的两面，更体现为时代的双重镜像。这些矛盾又复杂的时代特质展现出新文学主体自我的生存困境，反映着五四青年在启蒙话语中的困惑与失落，揭示出新文学西化现代性的最大症结，也为其后知识群体思想的革命转向提供了注脚。     

主体意识铸就的女性丰碑

是“莎菲”“震惊了文坛”奠定了丁玲在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而“莎菲”的魅力源自其作为主体的女人而包蕴的自我意识的独立张扬,性别意识的幽微精妙和作为自主的人对本能意识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同;是女性主体性意识的确立决定了莎菲形象的独立,卓异,而这特立、卓异的形象开启了文学史上女性形象个性化、复杂化、性别化的性格塑造,为女性书写和书写女性提供了一种开拓性的借鉴,引导女性文学走向了更丰富多样的表达。     

丁玲小说女性话语的现代建构

丁玲以强烈的女性意识,表现中国女性在封建男权文化压迫下的全部痛苦记忆和解放希冀,在文化立场、人物形象与叙事话语上都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先锋色彩,给后世女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艺术资源。     

政治话语和女性话语的交锋——论丁玲的女性创作立场

丁玲以鲜明的政治意识打破了20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情绪框架,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在她的创作过程中,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相融相生。而丁玲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斥责为女性立场的缺失,更被归结为"男性气质"的体现,背离了女权主义者所坚守的女性在包括政治领域内的与男性的全面平等的原初概念。丁玲以她的政治地位为女性写作取得了"双声话语权"。     

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丁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

丁玲带着她的梦珂、莎菲们登上文坛,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为这些“ 革命女性”准备现实的土壤。1929年,长篇小说《韦护》标志着丁玲创作从“革命女性”向 “女性革命”的转变。在这里,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丁玲不惜用大量笔墨礼赞爱情。但 丁玲毕竟是忠实于自我的作家,到延安后,1942年3月8日前写下的《“三八节”有感》标志 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经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来。 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探索之后,丁玲的女性观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她的创作向往 在“人”的意义上建构真实的女性主体。     

男权文化的反讽--试析丁玲小说《夜》

在现代女作家中，丁玲可说是女性意识非常强烈的一位。她自觉地把抒写女性形象当作创作的第一要事。她从不忘摹画时代风云，但常常将它推至背景，而女性的情感、命运，女性的生存方式，女性的话语表达才始终是她最为关心的。在这方面，也许只有萧红与之相似，不同的是，萧红的笔凄美而忧伤，以女性的同情目光审视着呼兰河沿岸象牛马一样生活的女同胞们；而前期的丁玲（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则刚劲而执着的关注着妇女解放这一迟迟未得到解决的社会话题。时至今日，在梦珂（《梦珂》）、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阿英（《庆云里…     

关于莎菲形象的论辩

丁玲是我国著名的女作家。半个世纪以来,丁玲以其众多的作品描绘了二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变化的真实图景,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妇女的形象体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九二八年发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虽不是丁玲的处女作,却是丁玲的成名之作。“在这死寂的文坛上,”它象“抛下一颗炸弹一样,”以其所创造的知识女性莎菲     

毛泽东对中共革命话语的传播、塑造及贡献研究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兴起的时代背景是自身迫切需要凭借话语塑造自我正当性。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摆脱了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并从俄式革命话语向本土化的转变,并抓住了“白话文”兴起的契机,成功塑造了印刻着鲜明个人特点的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中国革命话语。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话语的突出特点：群众喜闻乐见,人民立场,深厚的历史底蕴,“抽象化”与“再具象化”等。这种强大的革命话语不仅提高了共产党的合法性和软实力,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表达及国家形象呈现

随着全球治理的不断变革与发展，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也日益复杂多变，如何创新与调整叙事话语方式和议题设置，以推进全球治理共识达成，是重塑全球治理的重要愿景与目标。在国际话语场中，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性，话语不仅能够呈现、建构、改变或提升一国的国家形象，还能够为其提供意义阐释。面对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发生的转向及国家形象塑造面临的困境，我们可采取标示性叙事话语聚焦，“自塑”与“他塑”协同，加强叙事话语的双重逻辑，促进叙事的可视化表达等策略，实现国家形塑的提升与改进。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话语之建构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纪念日宣传着革命历史,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的回忆成为纪念文本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弘扬着革命精神,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政治需求的精神资源.并且在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中将抗日战争“革命化”,将之当作“国民革命第二期”宣传和建构.正是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构建出革命话语,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凸显出革命理念和话语本身的延续性.     

从反叛到回归--论丁玲女性人物形象嬗变的文化内涵

丁玲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在她创作的不同时期 ,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早期的莎菲是受个性主义影响而觉醒的、具有叛逆精神的新女性 ;左翼时期的美琳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 ,成为革命女性 ;延安时期的贞贞、陆萍则陷入个体与群体、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而具有了二重性 ;晚期的杜晚香完全融入集体、社会 ,是无私无欲、概念化的人物 ,集体主义的代名词。从莎菲到杜晚香的转变过程 ,实际上也是她们在文化上从反叛到回归的过程。     

对严羽话语系统中“李杜话语”的思考

本文认为，严羽的“李杜话语”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李杜并重，不以李杜论优劣；二是李杜诗歌“入神”。前者着眼于李杜的对立，后者着眼于李杜的同一。在中国文学李杜话语的发展史上，严羽功不可没。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的现实挑战与路径探析

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与世界对话的过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是党和国家适应时代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求，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际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参与全球治理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全球话语格局长期“西强中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仍面临自身“话语窘境”“传播困境”及西方“话语霸权”“话语陷阱”等问题与挑战。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需要政党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媒介、话语受众等要素的相互配合和协同推进。     

论《包法利夫人》与丁玲早期作品的关系

沈从文指出,丁玲从《包法利夫人》的女主人公(爱玛)那里,学习了自己分析自己的方法,从男作家(福楼拜)那里学习描写女人的方法。说法虽然简单,内容却极为含蓄。从爱玛的无意识到莎菲的有意识转化,丁玲是在用被束缚的女性眼光来避免爱玛的悲剧在自己作品里重现,同时也是对男作家的描写女性形象有了充分认识之后的拒绝与反抗。     

主流话语的生活化表达——《三里湾》话语类型与文本构成分析

本文认为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中的生活化叙事与民间话语形态的采用并非是基于他的民间立场,而是将实现主流话语的斗争性方式转化为生活化的叙事,同时利用启蒙话语和民间话语中与主流话语具有同构性的因素来结构文本,通过主流话语对其它话语的渗透,从而实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一意识形态审美化的创作目的。     

发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的现实意义

当西方女权主义者发现追求经济、政治、职业的平等并不能使女性获得真正的平等之后，开始强调女性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反映在文学上，女性主义作家要求用女性话语颠覆男性权威话语，重构女性形象。据此以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为对象，从两方面分析女性作家在伸张女性、重构女性形象上所作的努力；同时忧虑地指出，当传统的道德观念仍在起作用，当男性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法权的代表，当女性抛却了赖以独立的手段，女性的伸张会变得无力，她们实际上仍遭受着巨大的压抑。     

论李清照《词论》的女性主义话语立场

“话语立场”即出场言说的角度和取向。女性意识是李清照《词论》话语立场的基点 ,《词论》是词体建构发展至该阶段的对词体内部音乐性和文学性这一矛盾的一种共时性把握 ,其词体本质论的思想基础也正是女性意识。今人对《词论》话语立场两种截然相反的阐释取向出自相同的阐释策略 ,均未能切中肯綮以至于南辕北辙。阐释视角的转换是为了拓展阐释的空间 ,将被取代和遮蔽的言说声音还原于历史主义的阐释链条     

女性话语霸权下的男性形象透视

张爱玲在塑造女性群像的同时也造就了女性话语霸权下男性系列的独特的精神蕴涵和人格张力，事实上，其传奇式的生命体验对这种形象的性别化处理有着隐约含蓄的指涉和衍生意味，寻找作者在对这些男性群像进行创造时的情感走向和话语态势，可以窥视到男性形象作为一个符码表征，在张爱玲小说中所具有的艺术特色和意义指向，进而从一个新的视阈介入小说的文本内核。     

叛逆的绝叫者——丁玲女性小说书写的先锋性

丁玲以强烈的女性意识,表现中国女性在封建男权文化压迫下的全部痛苦记忆和解放希翼,在文化立场、人物形象与叙事话语上都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先锋色彩,给后世女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艺术资源.